放卫星，稍稍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是不陌生的。上世纪的“大跃进”狂潮中，诸如水稻亩产10万斤、红薯亩产100多万斤等丰收卫星曾让人一度迷狂，最终又坠入冰谷。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另一型卫星，即“道德卫星”。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据说向来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调子始终高亢地响在历史的天空。在上者要以德教化下民，底层百姓也以德相推许，于是道德卫星一次次冲上云霄。近读清朝雍正皇帝的一些资料，意外地发现这位即位后实行“大清洗”的“圣君”居然也是一个热衷于放道德卫星的人。
　　雍正在道德教化中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奖励拾金不昧。1727年，一个锄草的满人在送钱粮途中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便呈报了有关官员。雍正得报大喜，说：一个卑微的夫役不贪捡到的财宝，实属可嘉，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并命在八旗中宣传此事，开了雍正朝嘉奖拾金不昧事迹的先河。第二年，那个被二月河小说写出了名的田文镜上奏皇帝，说他治下的一个农民更了不得，在地里捡到170两银子如数交还，而且不受失主报酬。雍正这回出手更大方，既给农民赏银，又赐了个七品顶戴，并传旨要求官绅士民学习效仿。仅仅一个月后，田大人报告他的辖区又有了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雍正龙颜大悦……从此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纷至沓来，“好人”也不再限于底层夫役，“普及”到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好事”也愈来愈奇了……终雍正一朝，此类道德卫星就没停过。乾隆继位，对道德卫星却远不像他老子那么热衷。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的道德君子，地方官员可以酌量奖励，但不准向上司申报，总督巡抚等高官也不得借这一类事上奏。原来，就在雍正大张旗鼓地褒奖“好人好事”时，许多地方出现了作弊现象：既然上交“遗金”不仅可以博得官职和好名声，而且能得到比“遗金”更多的物质奖励，这样的“好事”谁不爱做？而且谁知道这上交的“遗金”的真正主人是谁呢！
　　史家分析，雍正在褒奖“好人好事”时，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缺乏警惕。其实在笔者看来，精明过人的雍正并非失察，而是自有他的小九九。考察争放道德卫星事件，其中有三方利益博弈不可不辨。首先是皇帝，他为什么对道德卫星如此热衷，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睁只眼闭只眼？很简单，“路不拾遗”不是自古以来民风淳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标志吗？而盛世又是谁缔造的？这不是证明寡人乃天纵圣明吗！其次是争先恐后上报“好人好事”的各级官员，他们热衷于此的原因无非是利益驱动：既然皇上好这个，我们就多多益善，让他高兴高兴，趁机拍拍马屁，还可借此表示自己对老百姓教导有方，也算一种政绩吧。至于那些拾金不昧的，除了真正的道德君子，相当一部分是冲着政府嘉奖的实惠来的。
　　拾金不昧原是老百姓淳朴的自发行为，他们根本没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可是一旦在上者出于某种利益考量对此进行诱导，“道德”就极有可能走样。像雍正这般做法看似在褒奖君子和善行，实质却败坏了民风。历史告诉我们，道德卫星高挂云天的时代，常常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让人忧心忡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