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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卫星,稍稍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是不陌生的。上世纪的“大跃进”狂潮中,诸如水稻亩产10万斤、红薯亩产100多万斤等丰收卫星曾让人一度迷狂,最终又坠入冰谷。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另一型卫星,即“道德卫星”。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据说向来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调子始终高亢地响在历史的天空。在上者要以德教化下民,底层百姓也以德相推许,于是道德卫星一次次冲上云霄。近读清朝雍正皇帝的一些资料,意外地发现这位即位后实行“大清洗”的“圣君”居然也是一个热衷于放道德卫星的人。
雍正在道德教化中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奖励拾金不昧。1727年,一个锄草的满人在送钱粮途中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便呈报了有关官员。雍正得报大喜,说:一个卑微的夫役不贪捡到的财宝,实属可嘉,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并命在八旗中宣传此事,开了雍正朝嘉奖拾金不昧事迹的先河。第二年,那个被二月河小说写出了名的田文镜上奏皇帝,说他治下的一个农民更了不得,在地里捡到170两银子如数交还,而且不受失主报酬。雍正这回出手更大方,既给农民赏银,又赐了个七品顶戴,并传旨要求官绅士民学习效仿。仅仅一个月后,田大人报告他的辖区又有了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雍正龙颜大悦……从此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纷至沓来,“好人”也不再限于底层夫役,“普及”到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好事”也愈来愈奇了……终雍正一朝,此类道德卫星就没停过。乾隆继位,对道德卫星却远不像他老子那么热衷。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的道德君子,地方官员可以酌量奖励,但不准向上司申报,总督巡抚等高官也不得借这一类事上奏。原来,就在雍正大张旗鼓地褒奖“好人好事”时,许多地方出现了作弊现象:既然上交“遗金”不仅可以博得官职和好名声,而且能得到比“遗金”更多的物质奖励,这样的“好事”谁不爱做?而且谁知道这上交的“遗金”的真正主人是谁呢!
史家分析,雍正在褒奖“好人好事”时,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缺乏警惕。其实在笔者看来,精明过人的雍正并非失察,而是自有他的小九九。考察争放道德卫星事件,其中有三方利益博弈不可不辨。首先是皇帝,他为什么对道德卫星如此热衷,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睁只眼闭只眼?很简单,“路不拾遗”不是自古以来民风淳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标志吗?而盛世又是谁缔造的?这不是证明寡人乃天纵圣明吗!其次是争先恐后上报“好人好事”的各级官员,他们热衷于此的原因无非是利益驱动:既然皇上好这个,我们就多多益善,让他高兴高兴,趁机拍拍马屁,还可借此表示自己对老百姓教导有方,也算一种政绩吧。至于那些拾金不昧的,除了真正的道德君子,相当一部分是冲着政府嘉奖的实惠来的。
拾金不昧原是老百姓淳朴的自发行为,他们根本没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可是一旦在上者出于某种利益考量对此进行诱导,“道德”就极有可能走样。像雍正这般做法看似在褒奖君子和善行,实质却败坏了民风。历史告诉我们,道德卫星高挂云天的时代,常常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让人忧心忡忡的时代。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据说向来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调子始终高亢地响在历史的天空。在上者要以德教化下民,底层百姓也以德相推许,于是道德卫星一次次冲上云霄。近读清朝雍正皇帝的一些资料,意外地发现这位即位后实行“大清洗”的“圣君”居然也是一个热衷于放道德卫星的人。
雍正在道德教化中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奖励拾金不昧。1727年,一个锄草的满人在送钱粮途中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便呈报了有关官员。雍正得报大喜,说:一个卑微的夫役不贪捡到的财宝,实属可嘉,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并命在八旗中宣传此事,开了雍正朝嘉奖拾金不昧事迹的先河。第二年,那个被二月河小说写出了名的田文镜上奏皇帝,说他治下的一个农民更了不得,在地里捡到170两银子如数交还,而且不受失主报酬。雍正这回出手更大方,既给农民赏银,又赐了个七品顶戴,并传旨要求官绅士民学习效仿。仅仅一个月后,田大人报告他的辖区又有了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雍正龙颜大悦……从此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纷至沓来,“好人”也不再限于底层夫役,“普及”到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好事”也愈来愈奇了……终雍正一朝,此类道德卫星就没停过。乾隆继位,对道德卫星却远不像他老子那么热衷。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的道德君子,地方官员可以酌量奖励,但不准向上司申报,总督巡抚等高官也不得借这一类事上奏。原来,就在雍正大张旗鼓地褒奖“好人好事”时,许多地方出现了作弊现象:既然上交“遗金”不仅可以博得官职和好名声,而且能得到比“遗金”更多的物质奖励,这样的“好事”谁不爱做?而且谁知道这上交的“遗金”的真正主人是谁呢!
史家分析,雍正在褒奖“好人好事”时,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缺乏警惕。其实在笔者看来,精明过人的雍正并非失察,而是自有他的小九九。考察争放道德卫星事件,其中有三方利益博弈不可不辨。首先是皇帝,他为什么对道德卫星如此热衷,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睁只眼闭只眼?很简单,“路不拾遗”不是自古以来民风淳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标志吗?而盛世又是谁缔造的?这不是证明寡人乃天纵圣明吗!其次是争先恐后上报“好人好事”的各级官员,他们热衷于此的原因无非是利益驱动:既然皇上好这个,我们就多多益善,让他高兴高兴,趁机拍拍马屁,还可借此表示自己对老百姓教导有方,也算一种政绩吧。至于那些拾金不昧的,除了真正的道德君子,相当一部分是冲着政府嘉奖的实惠来的。
拾金不昧原是老百姓淳朴的自发行为,他们根本没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可是一旦在上者出于某种利益考量对此进行诱导,“道德”就极有可能走样。像雍正这般做法看似在褒奖君子和善行,实质却败坏了民风。历史告诉我们,道德卫星高挂云天的时代,常常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让人忧心忡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