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叫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他妈的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在第二自然段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我另一个朋友冯唐，找了一个黑店，卖教学参考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一个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来，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我属于第三种，没办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课堂上安分守己一声不出，但什么也听不进去，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卷子打着红×发下来。
　　时间长了，被动消极，每天最后一个来学校，第一个走。
　　那时候山西小县城还一片僵冻，离开学校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大排档，没书报亭。有一个红星电影院，学校组织看爱国电影时才能进。这里算全城的文娱中心，几个老人坐着小马扎在电影院门口晒太阳，怀里搂着小孩儿，没有猫狗这样的宠物，小孩拿根绳牵着田鼠走来走去，它用后脚站着端着干馒头吃。还有几个小混混，电影院门口光秃秃摆着两个开裂的台球案子，五毛钱打一小时，他们嘴角斜粘着烟，呛得眯起眼，冷风里猴着身子打球，军大衣领子尖竖着，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追逐女生时粗糙又凶狠，毫无浪漫之感。
　　除了这些“闲人”，大家都呆在单位———这个形容流水线上产品的数量词，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辍学，受尽动荡之苦，觉得进不了单位像残次品一样让人恐惧，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分配进铁路局。邻居们都说这工作好，不用风吹雨淋，只要算盘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蓝袖套，稳稳当当一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了能这样生活，父母以他们的方式保护我，课外书是“闲书”，不能看。晚饭时可以看全国统一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里面可能有考试内容。在我看来这还不如看新华字典有意思———起码有些汉字长得挺好看。我吃饭端着工具书看，遭到了表扬，我妈让我妹向我学习。
　　我对这种生活没什么情绪，因为给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时，我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我学英语，短波能收到台湾电台，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守着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主持人吴瑞文、谢德莎、沈琬、林贤正、李丽芬、陈乐融……我不知道这些名字我写得对不对，但隔了二十年，写下每个名字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我的朋友。有期节目，沈琬说一个叫黄家驹的人当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关心永远在》，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候她哭了。
　　我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她说得也没什么出奇，寻常情理，但打动了我，那之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过话。
　　我第一次想到，原來一个职业可以是这样。原来，传播是人做的，做的一切是为了人。
　　半年后，我考上了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动的事，到湖南省电台去找工作，领导把我打发走了，因为当主持人必须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回到学校我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抄袭陈乐融的《另一种声音》，又去了电台，一个叫尚能的主持人听了五分钟，说：“今天晚上在我节目里播。”他没去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做了。
　　就这样，我进入了传播行业，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