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与范用叔叔是相交近七十年的三联老友。可以说，范叔叔是看着我长大，而我是看着范叔叔变老的。
　　八十年代，我常在文化界采访组稿，与范叔叔的共同话题渐渐多了起来。每次去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办事，我都要到五二○号房间去拜望他。碰到《读书》的“五朵金花”在那喝咖啡，就和她们共享共乐。有段时间，文坛风云变幻，大家说话都很谨慎，而范叔叔却仍在口无遮掩地针砭时弊，为一些文友遭遇的不公愤愤不平。我总是忙着把办公室的门关紧，说：“小声点！小声点！”他总是摆摆手说：“没关系，不要紧！”有次，范叔叔考我：“什么叫自由化？”我答：“越来越讲不清了。”一向思维跳跃的他，突然问我罗莎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了？
　　罗莎是妈妈罗萍的小妹，罗家六兄妹中最开朗活泼，也最有艺术气质的人。她崇尚自由，个性独立。为表示对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敬仰，她独自把我外公为她起的名废了，改名叫“罗莎”。抗战后期在大后方，她先在桂林美专学画，一九四四年又跟着演剧队撤退到重庆，经我妈介绍，在读书出版社义务当了五个月的练习生。范叔叔说，他印象最深的是罗莎的笑。她大笑时会旁若无人地前后翻仰，仿佛全部精力都投入在笑的声音和姿态中。别人有时被惊呆，她自己则非常享受，非常陶醉。在出版社，罗莎因为字写得漂亮，又会画，常给范用当下手，帮他搞封面设计，替他跑印刷厂，跟他学捆扎邮包。自从罗莎去成都艺专学西画之后，范用就再也没见过她。
　　崇尚自由、个性独立的罗莎在“文革”中自杀了。一九六六年夏，在全国愈演愈烈的大批判声浪中，邓拓、傅雷等著名文人义不受辱，含恨自尽。罗莎并不是什么名人，连党员也不是。她当时只是单位办公室的秘书。因为文笔好一些，受到重用，被列为单位“三家村”成员。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罗莎的肆意中伤，激起了她的愤怒。她“不识时务”，贴出大字报反击，引起轩然大波。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罗莎在批斗大会前服“敌敌畏”自尽了。
　　我妈妈从不愿谈这段伤心往事，所以从不向范用提起罗莎。
　　范叔叔听我讲述后神情沉重，不断地重复说：“我很难过。太可惜了，真是太可惜了！”过了两天，范叔叔打电话叫我去他家。在他卧室墙上，新挂出一个极简朴的木质镜框，框中镶着一张铅笔素描，是罗曼·罗兰的头像。图纸已泛出微黄，看来有些年月了。范叔叔指着它说：“喏，罗莎送我的，挂出来纪念她。”这张画经过战争的烽火、政治的浩劫，竟然在范叔叔手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真令我惊讶和感动！它应该是罗家仅存的罗莎早年遗画了。我很想替妈妈讨要，但又不敢。上学时，我曾莽撞地向范叔叔讨要《浮士德百卅图》（群益初版）的精装珍本，因为那是一九四七年我父亲从头到尾负责印出的。精装本是布面的，只印了一百本，父亲手头没有存书，所以我很想讨要。那时，我不真正懂书，不了解范叔叔“爱书如命”，更不知道范叔叔正逢出书不顺，脾气很大。我的讨要遭到我认为非常粗暴的拒绝。之后，他有半年之久没有搭理我。我为此还委屈地哭了一场。那次的教训，我是刻骨铭心的。这次，我只默默盯着小姨的画，依依不舍地看呀，看呀，希望范叔叔从我的神情明白我的内心，就等他说一声：“拿走吧。”
　　但是，我一直没有等到，令我伤心失望。
　　事后向妈妈说起此事时，妈妈说：“能被你范叔叔收藏至今的每件东西，与书都有一段值得记忆的故事。”她说我们应当为此感到欣慰。
　　罗莎这幅画究竟与书有什么相关故事呢？我一直想问问范叔叔。二○○○年，我退休回上海协助妈妈整理罗家家史，并把她写的《童年记忆》一章寄给范叔叔。一天，邮局送来一个挂号邮件，像杂志一样大小，薄薄的，硬硬的，包装得很仔细、严实。拆开一看，两层硬纸板中夹的竟是那幅我想得到的罗曼·罗兰头像！范叔叔还附了一张给我的便笺，说明罗莎在画像右下写的英文名字，和“作于一九四四年”。妈妈和罗莎诀别了近三十五年，终于在她生前见到了妹妹珍贵的遗画。罗家几代人，都感激范叔叔将它完好保存了五十六年。
　　关于这幅画背后的故事，我原本以为与爱情有关。但那时范叔叔已有了儿子范里，罗莎也有了恋人，想想又不大可能。在得知真相后，我为自己有过的猜测感到羞愧。原来，范叔叔年轻时是罗曼·罗兰的崇拜者，这位法国大作家具有的音乐修养，令酷爱音乐的范叔叔钦佩万分。他不但欣赏罗曼·罗兰书中关于音乐的描述，而且认为他的文字节奏也很具乐感。他能熟背罗曼·罗兰的不少名句，如：“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