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曾经长期孤立发展，传统的直观感性、经验积累的思維方式影响深远，从而导致中国对自身的认识不足，在中国国内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因此往往借助于西方理论进行自我社会认知，逐渐形成一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然而西方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架构内、以抽象的理论直接作为前提，具有“形式主义”的明显特征，不能够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现实，这导致了在借鉴西方认识论过程中往往导致偏差产生社会“悖论”。要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还是应当参与到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应当对已经形成的“规范认识”进行辨正，从社会自身现实出发，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性质框架内进行新的理论体系建构，并将其重新应用于自身的社会实践，最终形成中国独立的认识论。该文章在否定中国对西方认识论的直接运用的基础上，为中国形成自身的认识论在法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和解读，旨在跳出西方理论的逻辑，为中国在自身社会现实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建构寻找有效路径。
　　一、寻找理论突破口——布迪厄“实践理性”
　　具有保守性质的传统中国文明曾一度隔绝了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导致了中国文明本身存在局限性。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学者迫切希望将西方理论快速实现本土化，然而中国重视经验研究的传统与西方以理论作为一切研究的前提存在着明显冲突，从一开始就预示着西方理论在中国直接应用的失败。同时，国内受到儒家脱离社会实际、用道德衡量社会实际的传统思维方式也严重制约对中国实际的全面认识。
　　而布迪厄要求的从实践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然后再回到实践去检验的“实践”逻辑能够更好地将中国具体实际与理论研究充分结合，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的可能道路。我国对国内实际的认识正是借鉴了这一理论逻辑，为中国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形成寻找到了理论突破口。而这一方法在费孝通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基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转向
　　在论述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形成时，作者多次使用了“迫使”一词，这表明中国现代认识论形成的直接推动力在于社会实际，而这也应当作为我国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文章中以大革命背景下人们认识的转向举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中心被迫从城市转向了农村，然后由于知识分子长期与农村脱离，并且受到儒家传统思维定势影响，对农村的认识极为有限，这严重影响到革命进程的发展。因此在历史现实条件下，“迫使”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了解实际。以此次事件为出发点，中国现代认识论在历史现实的“逼迫”下逐渐实现了转向，取代了儒家用道德价值衡量一切的传统认识论，因而具有革命性、现代性。
　　而后文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时，也提出了：“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多种社会类型并存的社会，迫使我们抛弃简单的理念化了的类型分析和结构分析，而着眼于混合体中的历史演变过程本身。”这就表明我国现代的认识论转向其实正是时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借鉴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形成“实践—理论—实践”的现代认识论逻辑。中国本身的社会实际应当作为理论研究的最根本着眼点，而不应当将西方把理论作为前提的认识论方法生搬硬套，也应当扬弃中国传统的经验积累、主观道德衡量的认识方式。
　　同时，我国的社会实际也为我国现代认识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例如费孝通在农村实地研究中，江村恰巧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型”，其中也包含“迫使”认识论转向的因素，与西方社会差异较大的社会现实使中国不得不从自身历史实践出发寻找新的社会分析方式，最终推动我国认识论转向的实现。
　　三、从悖论现象出发的理论建构
　　中国的认识论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而在如何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上作者认为应当超越宏观理论研究，从微观上即具体的社会“悖论”现象（如“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作为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然而中国却存在商品化和自然经济并存的现实）出发，找到最本质的社会事实进行认识。理论概念往往作为抽象化的象征存在，不应当直接被用于认识中国社会现实。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冗杂，社会各方面特征复杂，因此理论概念和社会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和矛盾，特别是西方理论对中国的审视往往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架构，对中国社会存在许多误解，并且现如今的中国实际上是多种社会类型的结合。因此，我国从社会实际出发进行社会认识的最重要一步便是要抓住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悖论现象，通过反思西方社会抽象理论概念的应用性不足来寻找中国自身的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在对社会实践事实“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寻找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中国自身的理论建构，摆脱依赖西方理论的现状，最终形成“以微观实证研究为方法，以解释悖论为突破，重新论证中国的历史发展”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