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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9年1月20日是长期身处甘肃宣教文化领导岗位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吴坚同志逝世一周年祭日。吴老生前还任《丝绸之路》编委会顾问，对这份杂志的成长发展给了很多关怀和指导。为此，特刊发本刊总编季成家撰写的《怀念吴老》一文，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老人的崇敬和思念。
吴老是我的老师。1955年秋，我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书，入校的第一堂课，就是聆听他做形势报告。他当时虽然只有30岁出头，但已经是党的高级干部，时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海阔天空，纵论国家大事，那气势，使我这个刚从县级中学来省城、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年轻人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震撼。1958年，省内院系调整，兰州大学文科撤销，中文系的主体部分划入新建的兰州艺术学院，改制为文学系。兰州艺术学院建院初期，党委书记和院长两个职务，都由吴坚同志兼任。到1959年底或1960年初，院长一职才由常书鸿先生接替。所以我1959年7月大学毕业时，毕业证书上院长位置加盖的就是吴坚的印章。这样，我四年大学，一头一尾，都与吴老有关。所以，说吴老是我老师，不是高攀，而是名副其实。
大学毕业后，我留系任教。不久便迎来了我国三年经济因难时期。1960年秋末冬初，正当我们还到附近农民收获过的菜地上拣拾遗弃菜叶，上交食堂，制作“瓜菜代”伙食，以与饥饿作斗争时，吴坚同志来院向教职员工发表讲话。基本精神就是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努力工作，革命到底。当时国家实行口粮定量制，我们兰州地区教职员的定量是每人每月28斤粮食。我记得吴部长讲话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要有革命到底的决心；如果困难暂时过不去，甚至口粮标准降到18斤，还革不革命呀？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此后不久，因营养不良已经有点浮肿的我，正是带着18斤口粮也要革命的精神力量，被派到靖远县农村，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负责文学系毕业班在那里进行的创作实践活动。我和班主任、文学评论家胡复旦一起，带领全班同学和多位教师，在农村又坚持了两个多月。临近寒假，接到学院党委组织部苗庆谷部长的电话：就地放假疏散，学生不必再回兰州。我当时想，提前放假，不回兰州，大约是为了减轻学校伙食供应的压力吧。过后才知道，这个电话的大背景是著名的西北局兰州会议刚刚结束，战胜饥荒、抢救人命的问题已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我们几十号人在靖远县城集结疏散时，曾在生活上得到过靖远县委的特殊关照。
1961年春，我被调到学院党办做秘书工作。到岗不久，领导交给一个任务：学校召开师生大会，吴坚同志要来讲话，让我起草讲话稿。我当然是十分用心用力地去做这件事了。那时候年轻、手快，不到一天，就写出了洋洋数千字的讲稿。第二天上午我兴冲冲地把讲稿送到了省委宣传部吴坚同志的办公室。他接着稿子，翻了几页，瞅着我严肃地说：“你写这么多，我哪有时间看呀？用一页纸，写个提纲不就行了吗！”我嗫嚅着，不知作何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办公室，也是第一次单独听他当面说话。当然，他也没有让我再写什么提纲。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姗姗而退。这件事使我知道，做事光靠认真不行，还得看对象，从实际出发。
好像还是1961年。当时兰州艺术学院办了一个类似高校学报的大32K本的校刊，叫《创作与研究》，既刊发文艺作品，也刊发文艺评论，是一个有正式刊号但短命的刊物。创刊号出来不久，一天晚上学院召开了一个类似评刊会的小型会议。会议由常书鸿院长主持，参会人员约二三十人。说是评刊会，实际上是由当时兼任学院党委书记的吴坚同志主讲。他从办刊宗旨、总体印象、各篇文章和作品的内容布局、版式设计，一一作了评析。中间虽然也同与会者有简短讨论，但主要是他讲。由于他在评析中指出了这期刊物许多或值得商榷，或有待改进的问题以及为数不少的技术性错误，讲的又都是内行话，因而包括常先生在内的与会人员，都对他的意见心悦诚服，深表赞同。我当时曾有点惊诧：他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能找出时间来这么仔细地去审读一本刊物呢？以后在高校工作久了，才领悟到：学报、校刊是展示学校形象、体现学校水平的窗口，他那么做，也许正好反映了他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方法。
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最终导致兰州艺术学院撤销。根据当时省上的部署，兰州艺术学院撤销后，音乐、美术两系划归西北师范大学（当时叫甘肃师范大学），实验剧团即甘肃省歌剧团划归省文化局；戏剧系解散，人员一部分由省内吸纳安置，一部分输送外省区（如新疆自治区）；文学系则因江隆基校长力主恢复兰大文科并获同意，早在1961年即划归兰大；学院院址房产等移交新组建的甘肃教育学院。学院撤销后，各系教学设施类的财产归属明确，随单位走，但院部的一些财产，主要是办公设施如桌椅沙发之类，有点争议。于是，在1962年暑假，有的单位，便先下手为强，自己动手拿。如实验剧团驻地离学院本部很近，学院总务处的一位科长又调到了团里，知道底细。他们有的人在夜间把一些家具转移到团里，后为躲避检查，又藏置于附近商店、民居乃至荒野坑洼之处。另有省属某剧团的几个人，大白天开着卡车，直接打开学院库房拉家具，把前去制止的工作人员推搡到一边，最后要不是常先生出来阻拦，站在路中间喊：“你们开吧，车从我身上开过去！”还真拿他们没有办法。由此可见，当时在这个小环境中，局面是何等的混乱了。为了制止乱象，统一认识，处理好兰州艺术学院撤销的善后工作，吴坚同志出面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不多，但囊括了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计有：省文化局局长霍仰山及几位相关剧团的负责人，包括时任实验剧团即省歌剧团团长，后来担任过省文化厅厅长的刘万仁，甘肃教育学院院长辛安亭、副院长黄伯梁，原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常书鸿、党委副书记刘竹溪（此时他已调任甘肃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总务处长李万仁，以及我等少数几个留守工作人员。会上，吴部长针对少数人私拉哄抢家具设施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甚至使用了这样的语言：“你们是土匪、强盗，飞檐走壁，有
一天要算你们账的！”具体私拉哄抢家具施设的人并不在场，在场的文化系统的几位领导，都是吴老的下属，平日里从他那里得到的关心帮助很多，因而他们对这样的批评并不反感。他们有的人一边低着头听着，一边还摘下帽子搧凉。但是每当说到家具设施的分配方案时，又都来了精神，踊跃发言，据理力争。最后，总算因为吴部长的亲自过问、协调，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想，这就是权威的力量。吴坚同志当时是省委宣传部主管文化教育的部长，在文化教育界，特别是文化系统有很高的威信，因而他的意见，他的干预，也就具有权威性。
兰州艺术学院1958年建院，1962年撤销。建院时，吴坚同志就是书记兼院长，撤销时，他还兼着书记。这所学校虽然只存在了不到四年，但对甘肃的文学艺术教育却做出了贡献，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中间，自然倾注了吴老的大量心血。许多曾经在这所学校工作、学习过的人，都对她的被撤销感到惋惜，对她存在的那些岁月怀有眷恋。我想这种惋惜、这种眷恋、这份感情，也是对吴老为这所学校付出心血的一种认同和肯定。
1962年秋天，我调到西北师范大学工作，此后差不多有20多年时间，人们都生活在政治运动的波涛之中，我和吴老之间因公因私都再没有过接触。有关他的一些信息，大多也都是从媒体上得知。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又恢复了和他的联系。与五六十年代比，他给我的印象是，少了几分严肃严厉，多了一些和霭亲切。这以后的十多年，我在参加的一些关于谈论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往往能见到他；有些我个人经办的事还多次去讨教他；过年过节，文学界的几个朋友相约，还常到家里去看望他。如果说，过去吴老之对于我就等于严肃严厉、居高临下和权威的话，那么现在，他在我心目中就只有关心关爱、平和可亲了。
1991的春天，我主编的《西部风情与多民族色彩——甘肃文学四十年》即将定稿出版。鉴于这部书所涉及的许多作者、作品和事件，都与吴老有某种联系，因此我曾经去向他汇报书的内容、基本观点和成书过程。他很支持我的工作，谈了许多情况和指导性意见，并欣然答应为这部书作序。他在序文中高度概括地回顾、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0年来的甘肃文学，并且首度提出了文学史写作的四原则。这篇序文，在书正式出版之前，曾先行在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甘肃文学四十年》出版之后，吴老又继续支持我组织力量，主编《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他同意担任编委会顾问，除业务上的指导外，甚至还曾经写条子帮我筹措出版经费。这部辞书出版后，在省委四楼会议室举行首发式，他和原省委书记李子奇，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石宗源等省级领导出席并讲话，可以说给我给足了面子。
1992年7月底或8月初，我被召到时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分管文教工作的于忠正同志办公室，同去的还有西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武世珍、兰州教育学院院长武守志。于秘书长说：省上准备在甘肃丝绸之路协会名下办一份刊物，刊名就叫《丝绸之路》，让我做主编，武世珍、武守志做副主编。他说，创刊号要争取在当年9月兰州举办的“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开幕前出版；时间紧迫，我们只管组稿编刊，新闻出版局方面的手续和筹措经费问题，由协会去办。我当时多少有点纳闷，我和于秘书长此前虽也大体认识，但并不熟悉，他怎么想到让我当主编呢？心里猜测，可能出于好友武世珍的举荐，因为我知道他们熟，早在五六十年代在天水工作时就认识。过了多年，从于忠正同志口中才知道，是吴老点的名。甘肃丝绸之路协会成立时，吴老是顾问。他有指示：协会学术部放到兰州大学，杨建新负责；《丝绸之路》编辑部放到西北师范大学，让我担任主编。《丝绸之路》创刊号如期出版，上面还刊发了吴老的文章《我们的群体意识与风范》，这是他在甘肃西北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丝绸之路》从1993年起，作为双月刊定期出版。第1期的扉页上印着四句宣示办刊宗旨、工作目标、刊物特点的话。其中第二句是：“为重开新丝绸之路呐喊助威。”刊物出来不久，吴老就对我讲：“这句话不好，什么呐喊助威，有未脱‘文革’文风之嫌。”他真尖锐，一语中的。所以从1993年第2期起，扉页上的这几句话虽然还延续用了好些年，但四句变成了三句，把吴老批评了的那句话去掉了。吴老对这份刊物非常关心，有好几次，他当着我的面，向在场的文化界人士（那些他过去的下属，但现在都是名流了）询问读不读这份刊物，叮嘱他们要支持。他自己是经常读的。2000年第6期《丝绸之路》刊登了杨闻宇叙写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婚恋的《扑不灭的一簇圣火——张琴秋之恋》后，有一天晚上将近10点钟了，吴老把电话打到我家里，了解刊发这篇文章的背景。当我向他一一做了汇报后，他说：“这是篇好文章，在突破思想禁锢和内容的深刻性上，都有价值，文采也好。编刊物，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组织和发现好文章，敢于刊发好文章。”吴老的关心和鼓励，对我们努力编好这份刊物，无疑注入了精神力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两件事令我十分感动。
1996年盛夏，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在渭源县召开年会。与会者中，包括省文联、省作协的多位负责人在内，年龄大一点的文学工作者较多，有人在会前建议，如能请到吴老就好了，大家借此机会，同他在一起聚一聚。我试着到家里去请，他居然答应了。我们是文人聚会，原本只打算坐而论道，再看看风景。可是因为吴老的到会，还惊动了渭源县和定西地区的领导，因而多了一些应酬。吴老在渭源住了好几天，会上、会下同与会者亲切交谈，还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为了提高研究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常务理事会商量，想请吴老做名誉会长。为此，我们几个人集体去见他。他听我们说明来意后，笑笑：“好嘛，成家叫我来，我就知道有我的事嘛。”听了这句话，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作为老师、长辈和老领导，他对我等后学、晚辈和下属，是何等关爱和信赖呀！
记得是1997年春天。有一次，吴老不顾年事已高，气喘吁吁地爬上五楼，亲自到我家里说事。由于事先不知情，没有精神准备，因而他的到访使我诚惶诚恐。坐定之后，吴老说：由他亲任会长的甘肃西北文化研究会准备在人员构成上做些调整充实，“原来想在兰大、师大各请一位老先生出来担任副会长；师大这面最初考虑是李鼎文，方才我拜访了李先生，李先生意见还是找年轻一点的人好，便于做事，并且推荐由你担当这个角色，我也同意，你看如何？”我除了更加诚惶诚恐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像这样的事，让秘书电话上给我打个招呼不就行了吗？还用得着他亲自登门！也正是有感于吴老的厚爱，我当时做了精神准备，十分愿意尽其所能，在他的旗帜下，为甘肃西北文化研究会做点什么事。只是可惜，这个此前曾因编纂出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而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研究会，此后因吴老健康欠佳，以及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而逐渐销声匿迹了。我本人也只是虚挂了个名字，什么事也没有做。
2008年1月20日，吴老仙逝。消息传来，顿生悲痛。我与杨文林、谢昌余、孙一峰几个人相约前去吴府吊唁，加上当时不在兰州的武玉笑、汪玉良等共同敬献了挽幛：“培育英才，鞠躬尽瘁；宣传马列，死而后已。”幛词是一峰拟的，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很好，是对吴老人生道路的精确概括。
吴老，我们怀念您！
2009年1月20日是长期身处甘肃宣教文化领导岗位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吴坚同志逝世一周年祭日。吴老生前还任《丝绸之路》编委会顾问，对这份杂志的成长发展给了很多关怀和指导。为此，特刊发本刊总编季成家撰写的《怀念吴老》一文，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老人的崇敬和思念。
吴老是我的老师。1955年秋，我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书，入校的第一堂课，就是聆听他做形势报告。他当时虽然只有30岁出头，但已经是党的高级干部，时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海阔天空，纵论国家大事，那气势，使我这个刚从县级中学来省城、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年轻人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震撼。1958年，省内院系调整，兰州大学文科撤销，中文系的主体部分划入新建的兰州艺术学院，改制为文学系。兰州艺术学院建院初期，党委书记和院长两个职务，都由吴坚同志兼任。到1959年底或1960年初，院长一职才由常书鸿先生接替。所以我1959年7月大学毕业时，毕业证书上院长位置加盖的就是吴坚的印章。这样，我四年大学，一头一尾，都与吴老有关。所以，说吴老是我老师，不是高攀，而是名副其实。
大学毕业后，我留系任教。不久便迎来了我国三年经济因难时期。1960年秋末冬初，正当我们还到附近农民收获过的菜地上拣拾遗弃菜叶，上交食堂，制作“瓜菜代”伙食，以与饥饿作斗争时，吴坚同志来院向教职员工发表讲话。基本精神就是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努力工作，革命到底。当时国家实行口粮定量制，我们兰州地区教职员的定量是每人每月28斤粮食。我记得吴部长讲话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要有革命到底的决心；如果困难暂时过不去，甚至口粮标准降到18斤，还革不革命呀？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此后不久，因营养不良已经有点浮肿的我，正是带着18斤口粮也要革命的精神力量，被派到靖远县农村，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负责文学系毕业班在那里进行的创作实践活动。我和班主任、文学评论家胡复旦一起，带领全班同学和多位教师，在农村又坚持了两个多月。临近寒假，接到学院党委组织部苗庆谷部长的电话：就地放假疏散，学生不必再回兰州。我当时想，提前放假，不回兰州，大约是为了减轻学校伙食供应的压力吧。过后才知道，这个电话的大背景是著名的西北局兰州会议刚刚结束，战胜饥荒、抢救人命的问题已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我们几十号人在靖远县城集结疏散时，曾在生活上得到过靖远县委的特殊关照。
1961年春，我被调到学院党办做秘书工作。到岗不久，领导交给一个任务：学校召开师生大会，吴坚同志要来讲话，让我起草讲话稿。我当然是十分用心用力地去做这件事了。那时候年轻、手快，不到一天，就写出了洋洋数千字的讲稿。第二天上午我兴冲冲地把讲稿送到了省委宣传部吴坚同志的办公室。他接着稿子，翻了几页，瞅着我严肃地说：“你写这么多，我哪有时间看呀？用一页纸，写个提纲不就行了吗！”我嗫嚅着，不知作何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办公室，也是第一次单独听他当面说话。当然，他也没有让我再写什么提纲。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姗姗而退。这件事使我知道，做事光靠认真不行，还得看对象，从实际出发。
好像还是1961年。当时兰州艺术学院办了一个类似高校学报的大32K本的校刊，叫《创作与研究》，既刊发文艺作品，也刊发文艺评论，是一个有正式刊号但短命的刊物。创刊号出来不久，一天晚上学院召开了一个类似评刊会的小型会议。会议由常书鸿院长主持，参会人员约二三十人。说是评刊会，实际上是由当时兼任学院党委书记的吴坚同志主讲。他从办刊宗旨、总体印象、各篇文章和作品的内容布局、版式设计，一一作了评析。中间虽然也同与会者有简短讨论，但主要是他讲。由于他在评析中指出了这期刊物许多或值得商榷，或有待改进的问题以及为数不少的技术性错误，讲的又都是内行话，因而包括常先生在内的与会人员，都对他的意见心悦诚服，深表赞同。我当时曾有点惊诧：他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能找出时间来这么仔细地去审读一本刊物呢？以后在高校工作久了，才领悟到：学报、校刊是展示学校形象、体现学校水平的窗口，他那么做，也许正好反映了他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方法。
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最终导致兰州艺术学院撤销。根据当时省上的部署，兰州艺术学院撤销后，音乐、美术两系划归西北师范大学（当时叫甘肃师范大学），实验剧团即甘肃省歌剧团划归省文化局；戏剧系解散，人员一部分由省内吸纳安置，一部分输送外省区（如新疆自治区）；文学系则因江隆基校长力主恢复兰大文科并获同意，早在1961年即划归兰大；学院院址房产等移交新组建的甘肃教育学院。学院撤销后，各系教学设施类的财产归属明确，随单位走，但院部的一些财产，主要是办公设施如桌椅沙发之类，有点争议。于是，在1962年暑假，有的单位，便先下手为强，自己动手拿。如实验剧团驻地离学院本部很近，学院总务处的一位科长又调到了团里，知道底细。他们有的人在夜间把一些家具转移到团里，后为躲避检查，又藏置于附近商店、民居乃至荒野坑洼之处。另有省属某剧团的几个人，大白天开着卡车，直接打开学院库房拉家具，把前去制止的工作人员推搡到一边，最后要不是常先生出来阻拦，站在路中间喊：“你们开吧，车从我身上开过去！”还真拿他们没有办法。由此可见，当时在这个小环境中，局面是何等的混乱了。为了制止乱象，统一认识，处理好兰州艺术学院撤销的善后工作，吴坚同志出面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不多，但囊括了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计有：省文化局局长霍仰山及几位相关剧团的负责人，包括时任实验剧团即省歌剧团团长，后来担任过省文化厅厅长的刘万仁，甘肃教育学院院长辛安亭、副院长黄伯梁，原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常书鸿、党委副书记刘竹溪（此时他已调任甘肃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总务处长李万仁，以及我等少数几个留守工作人员。会上，吴部长针对少数人私拉哄抢家具设施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甚至使用了这样的语言：“你们是土匪、强盗，飞檐走壁，有
一天要算你们账的！”具体私拉哄抢家具施设的人并不在场，在场的文化系统的几位领导，都是吴老的下属，平日里从他那里得到的关心帮助很多，因而他们对这样的批评并不反感。他们有的人一边低着头听着，一边还摘下帽子搧凉。但是每当说到家具设施的分配方案时，又都来了精神，踊跃发言，据理力争。最后，总算因为吴部长的亲自过问、协调，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想，这就是权威的力量。吴坚同志当时是省委宣传部主管文化教育的部长，在文化教育界，特别是文化系统有很高的威信，因而他的意见，他的干预，也就具有权威性。
兰州艺术学院1958年建院，1962年撤销。建院时，吴坚同志就是书记兼院长，撤销时，他还兼着书记。这所学校虽然只存在了不到四年，但对甘肃的文学艺术教育却做出了贡献，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中间，自然倾注了吴老的大量心血。许多曾经在这所学校工作、学习过的人，都对她的被撤销感到惋惜，对她存在的那些岁月怀有眷恋。我想这种惋惜、这种眷恋、这份感情，也是对吴老为这所学校付出心血的一种认同和肯定。
1962年秋天，我调到西北师范大学工作，此后差不多有20多年时间，人们都生活在政治运动的波涛之中，我和吴老之间因公因私都再没有过接触。有关他的一些信息，大多也都是从媒体上得知。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又恢复了和他的联系。与五六十年代比，他给我的印象是，少了几分严肃严厉，多了一些和霭亲切。这以后的十多年，我在参加的一些关于谈论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往往能见到他；有些我个人经办的事还多次去讨教他；过年过节，文学界的几个朋友相约，还常到家里去看望他。如果说，过去吴老之对于我就等于严肃严厉、居高临下和权威的话，那么现在，他在我心目中就只有关心关爱、平和可亲了。
1991的春天，我主编的《西部风情与多民族色彩——甘肃文学四十年》即将定稿出版。鉴于这部书所涉及的许多作者、作品和事件，都与吴老有某种联系，因此我曾经去向他汇报书的内容、基本观点和成书过程。他很支持我的工作，谈了许多情况和指导性意见，并欣然答应为这部书作序。他在序文中高度概括地回顾、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0年来的甘肃文学，并且首度提出了文学史写作的四原则。这篇序文，在书正式出版之前，曾先行在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甘肃文学四十年》出版之后，吴老又继续支持我组织力量，主编《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他同意担任编委会顾问，除业务上的指导外，甚至还曾经写条子帮我筹措出版经费。这部辞书出版后，在省委四楼会议室举行首发式，他和原省委书记李子奇，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石宗源等省级领导出席并讲话，可以说给我给足了面子。
1992年7月底或8月初，我被召到时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分管文教工作的于忠正同志办公室，同去的还有西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武世珍、兰州教育学院院长武守志。于秘书长说：省上准备在甘肃丝绸之路协会名下办一份刊物，刊名就叫《丝绸之路》，让我做主编，武世珍、武守志做副主编。他说，创刊号要争取在当年9月兰州举办的“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开幕前出版；时间紧迫，我们只管组稿编刊，新闻出版局方面的手续和筹措经费问题，由协会去办。我当时多少有点纳闷，我和于秘书长此前虽也大体认识，但并不熟悉，他怎么想到让我当主编呢？心里猜测，可能出于好友武世珍的举荐，因为我知道他们熟，早在五六十年代在天水工作时就认识。过了多年，从于忠正同志口中才知道，是吴老点的名。甘肃丝绸之路协会成立时，吴老是顾问。他有指示：协会学术部放到兰州大学，杨建新负责；《丝绸之路》编辑部放到西北师范大学，让我担任主编。《丝绸之路》创刊号如期出版，上面还刊发了吴老的文章《我们的群体意识与风范》，这是他在甘肃西北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丝绸之路》从1993年起，作为双月刊定期出版。第1期的扉页上印着四句宣示办刊宗旨、工作目标、刊物特点的话。其中第二句是：“为重开新丝绸之路呐喊助威。”刊物出来不久，吴老就对我讲：“这句话不好，什么呐喊助威，有未脱‘文革’文风之嫌。”他真尖锐，一语中的。所以从1993年第2期起，扉页上的这几句话虽然还延续用了好些年，但四句变成了三句，把吴老批评了的那句话去掉了。吴老对这份刊物非常关心，有好几次，他当着我的面，向在场的文化界人士（那些他过去的下属，但现在都是名流了）询问读不读这份刊物，叮嘱他们要支持。他自己是经常读的。2000年第6期《丝绸之路》刊登了杨闻宇叙写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婚恋的《扑不灭的一簇圣火——张琴秋之恋》后，有一天晚上将近10点钟了，吴老把电话打到我家里，了解刊发这篇文章的背景。当我向他一一做了汇报后，他说：“这是篇好文章，在突破思想禁锢和内容的深刻性上，都有价值，文采也好。编刊物，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组织和发现好文章，敢于刊发好文章。”吴老的关心和鼓励，对我们努力编好这份刊物，无疑注入了精神力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两件事令我十分感动。
1996年盛夏，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在渭源县召开年会。与会者中，包括省文联、省作协的多位负责人在内，年龄大一点的文学工作者较多，有人在会前建议，如能请到吴老就好了，大家借此机会，同他在一起聚一聚。我试着到家里去请，他居然答应了。我们是文人聚会，原本只打算坐而论道，再看看风景。可是因为吴老的到会，还惊动了渭源县和定西地区的领导，因而多了一些应酬。吴老在渭源住了好几天，会上、会下同与会者亲切交谈，还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为了提高研究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常务理事会商量，想请吴老做名誉会长。为此，我们几个人集体去见他。他听我们说明来意后，笑笑：“好嘛，成家叫我来，我就知道有我的事嘛。”听了这句话，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作为老师、长辈和老领导，他对我等后学、晚辈和下属，是何等关爱和信赖呀！
记得是1997年春天。有一次，吴老不顾年事已高，气喘吁吁地爬上五楼，亲自到我家里说事。由于事先不知情，没有精神准备，因而他的到访使我诚惶诚恐。坐定之后，吴老说：由他亲任会长的甘肃西北文化研究会准备在人员构成上做些调整充实，“原来想在兰大、师大各请一位老先生出来担任副会长；师大这面最初考虑是李鼎文，方才我拜访了李先生，李先生意见还是找年轻一点的人好，便于做事，并且推荐由你担当这个角色，我也同意，你看如何？”我除了更加诚惶诚恐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像这样的事，让秘书电话上给我打个招呼不就行了吗？还用得着他亲自登门！也正是有感于吴老的厚爱，我当时做了精神准备，十分愿意尽其所能，在他的旗帜下，为甘肃西北文化研究会做点什么事。只是可惜，这个此前曾因编纂出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而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研究会，此后因吴老健康欠佳，以及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而逐渐销声匿迹了。我本人也只是虚挂了个名字，什么事也没有做。
2008年1月20日，吴老仙逝。消息传来，顿生悲痛。我与杨文林、谢昌余、孙一峰几个人相约前去吴府吊唁，加上当时不在兰州的武玉笑、汪玉良等共同敬献了挽幛：“培育英才，鞠躬尽瘁；宣传马列，死而后已。”幛词是一峰拟的，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很好，是对吴老人生道路的精确概括。
吴老，我们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