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理理论认为，医道与治道相通，良医与良相无二。官员为政，若能吸收转化良医诊病开方的思路与技巧，并用于治国理政，能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
　　良医与良相都要具有精湛技能和菩萨心肠。这两种职业不是一般的“百工技人”，也绝非光靠本事吃饭这么简单。做得好，有补造化，功德无量；做不好，终生愧疚，良心难安。“医为仁人之术，必具仁人之心”。医生临症，面对的是苦痛煎熬的病人，倘若不能悲悯患者，随事应付，甚至疏忽大意，不仅给病人平添折磨，甚至会让微恙治成重病，重病治成一命呜呼。官员施政，面对的是万千百姓，倘若莅民为官，心中不装群众，不以百姓之心为心，私心贪欲膨胀，只想坐着火箭高升，捞点好处走人。甚至，变黑为白，翻云覆雨，以折腾为能，玩嘴皮子，耍空架子，试想谁蒙其害？百姓若遇这样的“父母官”，与呻吟哀号之际的病人遇到冷漠自私的庸医，有何区别？可见，没有深切的慈悲心、同情心与责任心，显然都无法胜任这两种职业。即使勉强应付，也只是徒具皮相而已。
　　中国传统政治观非常强调执政的仁德品性。“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博施济众，举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儒家政治伦理中最核心的执政理念，可以說是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而且要求各级官员和准官员内化于心，外践于行。这对今天的官员也颇有启发意义。
　　具体到技术层面，医道与治道的相通之处也有不少。若将国家社会比作肌体器官，医生是诊断病情，根据病理药理，开方用药使其慢慢恢复。而官员的职能是居中调控，监测动态，防控险情，必要时出手施救。病人健康无事时，医师要考虑使阴阳平衡，扶正祛邪，去病于未形。若肌体稍有微恙，考虑的是寻找病根，对症下药。最难的是重病垂危之时。到了这种危急关头，由于病情复杂多变，医师习惯倾向不同，即使名医会诊，也往往意见不齐，这时候就格外需要迥出常流的回春妙手了。概括起来，不离“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这八个字。英雄肝胆说的是，错综复杂之际，要有胆识底气，不畏缩；神仙手眼指的是，能纵观全局，注意细节。治疗思路出奇而能制胜，反常而又合道。这与孙思邈所说的，“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是同一所指。
　　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治理应对，何尝不需要这种智慧和胆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而，改革宏观的指导思想、实施方法，具体措施等重大问题，其思路往往也可以从名医之道中悟得些许诀窍。如此看来，倘能以良医之仁心仁术解改革发展中之难题难事，以医者之道补益治理之道，则黎民幸甚，天下幸甚！
　　责任编辑 ：许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