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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灾区孩子更多心理关怀
“地震！快跑！”四川省都江堰市新建小学六年级学生文登钰，梦里总是反复喊着这句话。5月12日地震当天，文登钰正在四楼上课，他是全班第2个冲到操场上的侥幸生还者，但亲眼目睹了老师和同学被倒塌的校舍瞬间掩埋的惨景。
“同样的灾难，对于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成人。”中日友好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彦玲告诉记者。成都儿童医院的医生也发现地震中受伤住院的中小学生，有超过六成的人表现出恐惧与不安等异常的症状。“处在学龄期的孩子所受影响会更大，孩子本身的心理发育尚未完善，需要格外去关注他们心理健康。”王彦玲说。
在救援人员进入灾区的时候，来自政府的、军队的、高校的、民间的一支支心理救援队也开往灾区。5月22日，北川中学幸存学生在绵阳的临时安置点。复旦大学心理救援队将漂亮的别墅、美丽的天使、威武的坦克等各式各样的小玩具一字摆开。“每人挑一个喜欢的，然后坐到沙盘边来，听我给你们讲故事好不好？”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申荷永招呼着。很快，每个沙盘边就围坐了七八个学生。“你为什么要选房子模型呢？”“我家的房子被震坏了，希望能有一幢坚固的房子……”心理援助就以这样问答的方式展开。通过这样挑选玩具后自由表达心声的方法，让孩子逐渐摆脱对地震的恐惧感，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愿望。
“尽早对受到创伤经历影响的儿童进行心理干预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兼联合国驻中国灾情管理工作组主席魏英瑛博士向记者表示，“实践证明，其中95%的儿童能够通过参加集体活动等辅导和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抚平心理创伤，回复到正常生活中。但是，仍有5%的孩子需要接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特别治疗。”
对于地震中的孩子，“我们应该让他以自己的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悲哀，要有耐心让他表达，不要强迫他马上走出来。”王彦玲医师告诉记者，“然后再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地震是怎么回事，其实孩子在幼年的时候磨难多了，将来更容易坚强，大人应该相信孩子们自己的承受力。”
灾民需要一碗“心灵鸡汤”
不仅是孩子，救护他们的大人们——老师和其他的幸存者，也会表现出无助、后怕和悲伤的心态。
“我怀疑我无法重返讲台，只要走上讲台，我就想起那些死去的孩子。”都江堰新建小学一位老师，跟志愿者反复讲述她的遭遇：地震发生当时她不在课室。她眼看教学楼在几十秒瞬间坍塌，她和家长一起挖孩子，她甚至听到埋在下面的孩子在唱歌，互相支持和鼓励，但最终他们都没有生还。
“他们既是受难者，又要扮演照顾者，他们无疑是整个灾区民众里心理创伤严重的一个群体。”志愿者团队的心理专家于东辉说，对那些经历灾难的人们，特别对经历了生离死别的人来说，若没有外界的抚慰疏导，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脱离梦魇，回归正常状态。
大灾后往往是心理疾病的高发期。1976年唐山地震对受害者造成的心理创伤长期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他们中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高于正常的人3到5倍。
曾参与过云南普洱地震、四川达州洪水等多次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北师大心理学博士张秋凌说，遇到极度悲伤的人，不要阻止他的痛哭，而是在旁边安慰，哪怕只是默默地拥抱他、搀扶着他，都是很好的支持，因为这种极度的情绪释放对平复他的情绪帮助很大。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灾后心理干预正式出现在1994年的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尽管多次在矿难、大火等事件中进行尝试,但目前公众的认知度仍不高，许多人还误把心理问题当成精神病,拒绝治疗。
另一方面，张秋凌认为，地震灾难后的心理干预，不是单单靠心理专业人员就可以完成的，要带动当地的力量，1个培训10个，10个培训100个，把理念和一些简单的技术传播开来，建立起强大的心理干预网络，同时把基本知识和科学的理念传播出去，才能让更多人受益。
救援者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遭受灾害的灾民们需要心理救助毋庸讳言，但前往救灾的政府工作人员、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公安武警和部队官兵、新闻记者，也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心理救助。”王彦玲医师认为。
5月16日下午，南京公安消防官兵在救援中发现被埋长达100个小时的蓥峰化工厂51岁职工刘德云。
由于刘德云的左脚被水泥和楼板压得粉碎，24岁的消防员小徐在医生的指挥下，对刘德云进行止血和麻醉后截肢，最终成功将其解救出。但心理干预治疗师苏晓新发现，晚上小徐一声不吭，独自坐在一边，既不吃饭，也不与别人讲话。原来小徐还在因为下午没能将刘德云完整地救出而深感内疚。苏晓新当即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慰，听其诉说感受，并帮助他分析原因，告诉他这是不得已，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同时受困者及其家人至今都十分感激等等，鼓励他勇敢面对现实，提高心理承受能力，逐渐消除了他的内疚心理。
“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使救援人员时时目睹灾后的惨况,面对痛苦的人群,还要超负荷工作,也容易出现不良心理反应。在四川省北川县救灾现场,多次发生救援的武警战士、医护人员因为目睹伤亡惨状和个别时候救助困难情绪剧烈波动。”王彦玲医师说，“因此，灾后救援和善后服务人员的心理变化也要高度关注。”
曾经参与过美国“9·11”事件救助的美国心理学博士梅尔·汤普森也透露了这样一个数据：“9·11”事件后美国有超过1000个专家团队在从事心理救助和心理干预，这对于提高抗灾救灾的效率，保护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作用巨大。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心理危机干预已经成为抢险救灾的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
王彦玲医师介绍，近几年来随着环境、气候等的变化，世界进入高风险时期，中国出现各种灾难性事件的概率也呈上升趋势，由于各类自然灾害，加上人为事故、交通意外、暴力事件，每年有很多国人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2002年4月17日，国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将受灾人群列为重点人群，提出到2010年，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不过，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于：精神科医生全国目前仅有不到15000名，其中掌握危机干预专业知识的还不足1/3。
王彦玲呼吁，灾后心理救助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应加快通过法律形式规定心理危机干预与医疗救助、疾病预防控制、物质救灾同步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合法性、规范性。
“地震！快跑！”四川省都江堰市新建小学六年级学生文登钰，梦里总是反复喊着这句话。5月12日地震当天，文登钰正在四楼上课，他是全班第2个冲到操场上的侥幸生还者，但亲眼目睹了老师和同学被倒塌的校舍瞬间掩埋的惨景。
“同样的灾难，对于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成人。”中日友好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彦玲告诉记者。成都儿童医院的医生也发现地震中受伤住院的中小学生，有超过六成的人表现出恐惧与不安等异常的症状。“处在学龄期的孩子所受影响会更大，孩子本身的心理发育尚未完善，需要格外去关注他们心理健康。”王彦玲说。
在救援人员进入灾区的时候，来自政府的、军队的、高校的、民间的一支支心理救援队也开往灾区。5月22日，北川中学幸存学生在绵阳的临时安置点。复旦大学心理救援队将漂亮的别墅、美丽的天使、威武的坦克等各式各样的小玩具一字摆开。“每人挑一个喜欢的，然后坐到沙盘边来，听我给你们讲故事好不好？”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申荷永招呼着。很快，每个沙盘边就围坐了七八个学生。“你为什么要选房子模型呢？”“我家的房子被震坏了，希望能有一幢坚固的房子……”心理援助就以这样问答的方式展开。通过这样挑选玩具后自由表达心声的方法，让孩子逐渐摆脱对地震的恐惧感，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愿望。
“尽早对受到创伤经历影响的儿童进行心理干预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兼联合国驻中国灾情管理工作组主席魏英瑛博士向记者表示，“实践证明，其中95%的儿童能够通过参加集体活动等辅导和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抚平心理创伤，回复到正常生活中。但是，仍有5%的孩子需要接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特别治疗。”
对于地震中的孩子，“我们应该让他以自己的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悲哀，要有耐心让他表达，不要强迫他马上走出来。”王彦玲医师告诉记者，“然后再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地震是怎么回事，其实孩子在幼年的时候磨难多了，将来更容易坚强，大人应该相信孩子们自己的承受力。”
灾民需要一碗“心灵鸡汤”
不仅是孩子，救护他们的大人们——老师和其他的幸存者，也会表现出无助、后怕和悲伤的心态。
“我怀疑我无法重返讲台，只要走上讲台，我就想起那些死去的孩子。”都江堰新建小学一位老师，跟志愿者反复讲述她的遭遇：地震发生当时她不在课室。她眼看教学楼在几十秒瞬间坍塌，她和家长一起挖孩子，她甚至听到埋在下面的孩子在唱歌，互相支持和鼓励，但最终他们都没有生还。
“他们既是受难者，又要扮演照顾者，他们无疑是整个灾区民众里心理创伤严重的一个群体。”志愿者团队的心理专家于东辉说，对那些经历灾难的人们，特别对经历了生离死别的人来说，若没有外界的抚慰疏导，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脱离梦魇，回归正常状态。
大灾后往往是心理疾病的高发期。1976年唐山地震对受害者造成的心理创伤长期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他们中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高于正常的人3到5倍。
曾参与过云南普洱地震、四川达州洪水等多次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北师大心理学博士张秋凌说，遇到极度悲伤的人，不要阻止他的痛哭，而是在旁边安慰，哪怕只是默默地拥抱他、搀扶着他，都是很好的支持，因为这种极度的情绪释放对平复他的情绪帮助很大。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灾后心理干预正式出现在1994年的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尽管多次在矿难、大火等事件中进行尝试,但目前公众的认知度仍不高，许多人还误把心理问题当成精神病,拒绝治疗。
另一方面，张秋凌认为，地震灾难后的心理干预，不是单单靠心理专业人员就可以完成的，要带动当地的力量，1个培训10个，10个培训100个，把理念和一些简单的技术传播开来，建立起强大的心理干预网络，同时把基本知识和科学的理念传播出去，才能让更多人受益。
救援者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遭受灾害的灾民们需要心理救助毋庸讳言，但前往救灾的政府工作人员、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公安武警和部队官兵、新闻记者，也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心理救助。”王彦玲医师认为。
5月16日下午，南京公安消防官兵在救援中发现被埋长达100个小时的蓥峰化工厂51岁职工刘德云。
由于刘德云的左脚被水泥和楼板压得粉碎，24岁的消防员小徐在医生的指挥下，对刘德云进行止血和麻醉后截肢，最终成功将其解救出。但心理干预治疗师苏晓新发现，晚上小徐一声不吭，独自坐在一边，既不吃饭，也不与别人讲话。原来小徐还在因为下午没能将刘德云完整地救出而深感内疚。苏晓新当即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慰，听其诉说感受，并帮助他分析原因，告诉他这是不得已，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同时受困者及其家人至今都十分感激等等，鼓励他勇敢面对现实，提高心理承受能力，逐渐消除了他的内疚心理。
“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使救援人员时时目睹灾后的惨况,面对痛苦的人群,还要超负荷工作,也容易出现不良心理反应。在四川省北川县救灾现场,多次发生救援的武警战士、医护人员因为目睹伤亡惨状和个别时候救助困难情绪剧烈波动。”王彦玲医师说，“因此，灾后救援和善后服务人员的心理变化也要高度关注。”
曾经参与过美国“9·11”事件救助的美国心理学博士梅尔·汤普森也透露了这样一个数据：“9·11”事件后美国有超过1000个专家团队在从事心理救助和心理干预，这对于提高抗灾救灾的效率，保护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作用巨大。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心理危机干预已经成为抢险救灾的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
王彦玲医师介绍，近几年来随着环境、气候等的变化，世界进入高风险时期，中国出现各种灾难性事件的概率也呈上升趋势，由于各类自然灾害，加上人为事故、交通意外、暴力事件，每年有很多国人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2002年4月17日，国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将受灾人群列为重点人群，提出到2010年，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不过，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于：精神科医生全国目前仅有不到15000名，其中掌握危机干预专业知识的还不足1/3。
王彦玲呼吁，灾后心理救助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应加快通过法律形式规定心理危机干预与医疗救助、疾病预防控制、物质救灾同步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合法性、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