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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人的生命价值
不久前参观了周恩来总理纪念展览。
展览就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大会堂对面的历史博物馆里。展览举办虽已两年，但两年来参观的人从第一天起就云集门外，直到现在并不削减。展品涉及总理从学生时期在天津、北京搞五四运动，到他为革命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大概有上万件吧。这些文物忠实地记录了周总理的一生，它一件件、一幅幅，静静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默默地安慰着千千万万颗怀念的心。
总理功高盖天，这是人人称颂的，但是他到底有多少业绩却无法数清。展品中有一本《警厅拘留记》，书已旧得发黄，并已有一些剥损。这是周恩来五四时期领导天津“觉悟社”的斗争被捕后，在监狱里编写的。它真实地记录了总理在中国革命的启蒙时期就勇敢坚定地冲杀在斗争的最前线。解放后有人在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就去请示总理，他却坚决不同意收购。还有一份总理亲自修改过的“八一”起义提纲。把“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会”一句中，“为首的”后面加上了“党的”二字。还有凡提到周恩来同志时，后面都改成了等同志或具体列出了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我不禁想起，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几次提出要拍“八一”起义的片子，总理都不批准，几次要为总理拍点资料镜头又都被拒绝。要不是总理伟大的谦虚，今天这个展览大厅里不知还会有多少珍贵的文物。
总理日理万机，昼夜操劳，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但这其中更深一层的艰辛，人们却极少知道。展品中有一个奇怪的小炕桌，四条细腿，桌面微斜，四围加边，这竟是总理批阅文件的办公桌子。原来，总理的工作是无时无处的。他极累时就靠在椅子上，倚在床上批阅文件。这时就往往在腿上垫几本书或一块三合板。后来邓颖超同志就亲自设计了这个小炕桌。总理住进医院后又在病床上用它来处理纷繁的政务。那些日子，我们从报上看到总理在医院里接见外宾，又哪能想到即使这时他还在用这个小炕桌顽强地工作呢？展墙上有这样一份文件，是1975年3月1日凌晨，新华社发“二二八”起义27周年的消息送请总理批示的。总理在重病中立即作了详细批示，并让迅速送当时主管报纸的姚文元。而这时姚文元却早已呼呼大睡了。就在这同一文件上，姚的办公室人员批着：“姚已休息，不阅了。”我看着这炕桌、这文件、这文件上不同的批语，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这时江青到总理住的医院里大嚼西瓜，寻事胡闹的场面，王洪文在总理输液时，非要叫总理接电话不可的镜头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鲁迅先生说过，他是腹背受敌进行“韧”的战斗。总理，您的晚年何尝不是这样呢？
总理，八亿人民的总理，手握重权，而又那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竟是使人无法想象的。展览柜里有这样一张收据：“今收到高振朴（周总理）粮票肆两，人民币二角伍分。”后“二角伍分”又改为“三角”。原来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到一个学校去，就在学生食堂里就餐。炊事员特意为他做了一碗汤，他见同学们没有，就让同学们喝，自己却倒了一碗开水。饭后又让工作人员交了粮票、菜金。他见收据上没有汤钱就又让再补了五分。这一张普通的收据，实实在在地说明，一个伟大的人物又是这样的普通。还有一件睡衣，是总理1951年做的，一直穿到逝世。说明牌上写着原来是白底蓝格的绒布。但我瞪大眼睛，怎么看也是雪白的纱布。啊，原来的蓝色哪里去了？原来的线绒哪里去了？总理忧国忧民，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辗侧难眠，20多年的岁月啊，那颜色和线绒哪能不被磨掉呢？伟大的人物，非凡的才能，清贫的生活。总理，古今中外，哪里去寻您这样的伟人呢？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有一个橱窗，里面陈列着三件文物。一件是总理生前终日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红底金字光彩照人；一件是总理办公用的台历，正翻在1976年1月8日；一件是总理生前带的手表，这是一块极普通的“上海”表，尼龙表带已磨破多处，并少了一截，时针正指着9时58分。这是一个晴天炸响了霹雳的时刻，是一个至今还勾起人们心头创痛的时刻！我不禁热泪滚满了两颊。总理，您的巨手翻过了多少页裹着硝烟、浸满汗水的日历，您的心脏合着人民的脉搏跳过了近一个世纪。您立志救国不怕坐牢；您领导上海工人起义、南昌起义，不避炮火；您在重庆、南京深入虎穴不畏敌焰；直到您重病在身后又一再嘱咐医务人员：“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啊，您是随时准备为人民献身的，终于您把一切都献出来了。
我步出展览大厅，总感到刚看完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平展览，好像是读了一本书，上了一堂课，有许多哲理，许多问题，还在脑中萦回、思索。我踏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信步走着。突然想到《三国演义》上的一个故事，说诸葛亮死后还从容击退了魏兵的一次进攻。事情的真伪且不必考，但它反映了人们对贤能的人逝去的遗憾。而这样的事情却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广场，在英雄碑下，真正地发生了。总理离开我们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那时不是敌兵压境，而是乌云压城。但是人民却不畏强暴，聚集在这里，用鲜花、黑纱、诗词作武器，向“四人帮”猛烈开火，那种民心鼎沸、飞檄讨贼的场面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是谁在指挥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只是由于人民对总理的爱，对“四人帮”的恨，是总理对人民的恩泽组织起这场空前的示威。我们是不信人的肉体死后还会有什么灵魂的，但是我们却坚信一个伟人的思想会永存。总理，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还在确确实实地发挥着领袖的作用，还在指挥人民去继续战斗，完成那未竟之业，还在推动着历史前进。
这就是一个伟人的生命的价值，无穷无尽的，无法估量的价值。
（1978年12月8日）
不久前参观了周恩来总理纪念展览。
展览就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大会堂对面的历史博物馆里。展览举办虽已两年，但两年来参观的人从第一天起就云集门外，直到现在并不削减。展品涉及总理从学生时期在天津、北京搞五四运动，到他为革命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大概有上万件吧。这些文物忠实地记录了周总理的一生，它一件件、一幅幅，静静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默默地安慰着千千万万颗怀念的心。
总理功高盖天，这是人人称颂的，但是他到底有多少业绩却无法数清。展品中有一本《警厅拘留记》，书已旧得发黄，并已有一些剥损。这是周恩来五四时期领导天津“觉悟社”的斗争被捕后，在监狱里编写的。它真实地记录了总理在中国革命的启蒙时期就勇敢坚定地冲杀在斗争的最前线。解放后有人在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就去请示总理，他却坚决不同意收购。还有一份总理亲自修改过的“八一”起义提纲。把“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会”一句中，“为首的”后面加上了“党的”二字。还有凡提到周恩来同志时，后面都改成了等同志或具体列出了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我不禁想起，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几次提出要拍“八一”起义的片子，总理都不批准，几次要为总理拍点资料镜头又都被拒绝。要不是总理伟大的谦虚，今天这个展览大厅里不知还会有多少珍贵的文物。
总理日理万机，昼夜操劳，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但这其中更深一层的艰辛，人们却极少知道。展品中有一个奇怪的小炕桌，四条细腿，桌面微斜，四围加边，这竟是总理批阅文件的办公桌子。原来，总理的工作是无时无处的。他极累时就靠在椅子上，倚在床上批阅文件。这时就往往在腿上垫几本书或一块三合板。后来邓颖超同志就亲自设计了这个小炕桌。总理住进医院后又在病床上用它来处理纷繁的政务。那些日子，我们从报上看到总理在医院里接见外宾，又哪能想到即使这时他还在用这个小炕桌顽强地工作呢？展墙上有这样一份文件，是1975年3月1日凌晨，新华社发“二二八”起义27周年的消息送请总理批示的。总理在重病中立即作了详细批示，并让迅速送当时主管报纸的姚文元。而这时姚文元却早已呼呼大睡了。就在这同一文件上，姚的办公室人员批着：“姚已休息，不阅了。”我看着这炕桌、这文件、这文件上不同的批语，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这时江青到总理住的医院里大嚼西瓜，寻事胡闹的场面，王洪文在总理输液时，非要叫总理接电话不可的镜头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鲁迅先生说过，他是腹背受敌进行“韧”的战斗。总理，您的晚年何尝不是这样呢？
总理，八亿人民的总理，手握重权，而又那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竟是使人无法想象的。展览柜里有这样一张收据：“今收到高振朴（周总理）粮票肆两，人民币二角伍分。”后“二角伍分”又改为“三角”。原来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到一个学校去，就在学生食堂里就餐。炊事员特意为他做了一碗汤，他见同学们没有，就让同学们喝，自己却倒了一碗开水。饭后又让工作人员交了粮票、菜金。他见收据上没有汤钱就又让再补了五分。这一张普通的收据，实实在在地说明，一个伟大的人物又是这样的普通。还有一件睡衣，是总理1951年做的，一直穿到逝世。说明牌上写着原来是白底蓝格的绒布。但我瞪大眼睛，怎么看也是雪白的纱布。啊，原来的蓝色哪里去了？原来的线绒哪里去了？总理忧国忧民，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辗侧难眠，20多年的岁月啊，那颜色和线绒哪能不被磨掉呢？伟大的人物，非凡的才能，清贫的生活。总理，古今中外，哪里去寻您这样的伟人呢？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有一个橱窗，里面陈列着三件文物。一件是总理生前终日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红底金字光彩照人；一件是总理办公用的台历，正翻在1976年1月8日；一件是总理生前带的手表，这是一块极普通的“上海”表，尼龙表带已磨破多处，并少了一截，时针正指着9时58分。这是一个晴天炸响了霹雳的时刻，是一个至今还勾起人们心头创痛的时刻！我不禁热泪滚满了两颊。总理，您的巨手翻过了多少页裹着硝烟、浸满汗水的日历，您的心脏合着人民的脉搏跳过了近一个世纪。您立志救国不怕坐牢；您领导上海工人起义、南昌起义，不避炮火；您在重庆、南京深入虎穴不畏敌焰；直到您重病在身后又一再嘱咐医务人员：“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啊，您是随时准备为人民献身的，终于您把一切都献出来了。
我步出展览大厅，总感到刚看完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平展览，好像是读了一本书，上了一堂课，有许多哲理，许多问题，还在脑中萦回、思索。我踏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信步走着。突然想到《三国演义》上的一个故事，说诸葛亮死后还从容击退了魏兵的一次进攻。事情的真伪且不必考，但它反映了人们对贤能的人逝去的遗憾。而这样的事情却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广场，在英雄碑下，真正地发生了。总理离开我们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那时不是敌兵压境，而是乌云压城。但是人民却不畏强暴，聚集在这里，用鲜花、黑纱、诗词作武器，向“四人帮”猛烈开火，那种民心鼎沸、飞檄讨贼的场面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是谁在指挥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只是由于人民对总理的爱，对“四人帮”的恨，是总理对人民的恩泽组织起这场空前的示威。我们是不信人的肉体死后还会有什么灵魂的，但是我们却坚信一个伟人的思想会永存。总理，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还在确确实实地发挥着领袖的作用，还在指挥人民去继续战斗，完成那未竟之业，还在推动着历史前进。
这就是一个伟人的生命的价值，无穷无尽的，无法估量的价值。
（1978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