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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关于东亚一体化有什么建议,中日两国间能不能建立自由贸易区是问题的关键
近来,各种各样的提案和建议浮出水面,力主亚洲建立类似欧盟的“亚洲区块”。譬如,亚洲各国签署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些新构想的主要动力,来自日本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他们希望能够有别于此前的自民党政府。通过提出向亚洲倾斜,民主党政府释放了日本寻求脱离美国、更加独立的信号。这也让日本民众对未来多了些信心:日本经济已经“休克”了20年;增加与邻国间的融合,有望为其经济带来更多增长。
每当全球贸易出现问题时,亚洲各国就开始讨论成立区域联盟,以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但每当全球贸易恢复后,这些讨论也就无疾而终。这次也难以例外。惟一的不同在于,这次,全球贸易将无法恢复到以前的强劲态势,无力维持东亚地区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建立某种形式的区域一体化,对恢复区域增长至关重要。
过大与过小
目前,这一地区主要的区域性组织包括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前者规模太小,后者又规模过大。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上议事日程,而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盟来说,是推动其作为经济“区块”行使效力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09年10月,东盟包括东南亚的10个国家,人口达到5.84亿,国内生产总值达15062亿美元。当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几乎成为现实。这当然是奇迹。当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提出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它:这一区域内,人均收入以及经济结构存在巨大差异。除了亚洲金融危机,想在规模上与中国抗衡,也是这一区域实现一体化的一个驱动力。
东盟已经实现了这一大胆的梦想。作为对话伙伴,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参与东盟的年会,欧盟和美国也参加东盟的区域论坛,并与其举行双边讨论。2008年,中国与东盟完成了最后一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意味着,东盟在经济问题上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中国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者之间的经济合作,有着很好的前景。
东盟的成功,部分反映了其软弱的形象: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认为,东盟会成为有威胁的竞争对象。东盟与中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让印度和日本等国家感到眼红,并积极寻求与它建立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东盟的年会已成为中国、日本和韩国三方碰面的重要场合。
相对于东盟的成功,APEC一直经历着惨重的失败。虽然有20年历史,但它已沦为来自美洲、大洋洲、俄罗斯和亚洲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列队拍集体照的场合。APEC在苏联垮台后成立,其时,这一组织对于“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能够看到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站在一起,这一点令人感到颇为欣慰。
不过,这一组织实在太大,也过于多元化,因此很难建立起一个有用的框架。若是有意见能够在APEC成员间达成一致,基本上也可以形成联合国决议了。“冷战”结束后20年,APEC显然已用处不大,但宣布关门大吉也不那么容易。国际组织向来都是“僵而不死”。在年度峰会中,APEC为其成员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场地,供其讨论双边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APEC还有点用。
尽管东盟已经按照自己的日程一步步取得了成功,并且在发展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相对于欧盟在欧洲的地位,东盟仍然不可同日而语。亚洲是否应该有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组织呢?显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亚洲还包括印度次大陆、中东和中亚。任何涵盖整个亚洲的组织,都将成为和APEC一样臃肿的机构,因此,无法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架构。
依我所见,亚洲的概念似乎毫无内在逻辑,它包括了欧洲和非洲之外的所有地区。非洲通过一个狭长地带与中东相连;欧洲地域并不大,并且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我认为,亚洲根本不应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是东亚经济核心(EAEC)的坚定支持者。这一核心包括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由于日本不愿参与这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组织,这一想法也就无疾而终。其实,东亚经济核心的想法却符合逻辑:东亚有着共同的历史;区域内贸易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此外,人口流动也十分频繁。由于旅游业的兴起,区域内各国的关系将变得日益紧密。可以预见,该地区未来必将实现资本、商品以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亚洲各国存在的差异,远远超过了欧洲。东盟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中国为3500美元,日本则是4万美元。中、日、韩三国以及越南,共同受到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的影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信仰伊斯兰教或小乘佛教,宗教信仰也更为普遍。我经常往来于东亚和欧洲,我认为,在东亚建立起一个类似欧盟的组织将会非常困难。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才是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日本的动机
由于日本的反对,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核心的想法最终不了了之。上个月,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东盟首脑会议中提出“东亚共同体”(EAC)这个极为类似的概念时,却引起了广泛关注。如果日本真正致力于成立一个东亚组織,那么,这个组织的诞生可期。它可能不像欧盟,却会在今后起实质作用。不过,鸠山并没有明确美国在此类组织中的作用。如果将美国也计算在内,那么,这个组织和APEC也就没什么两样了,同样走不远。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日本可能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提出了这一想法,但日本自己也越来越有理由加强与亚洲的联系,并逐渐疏远美国。尽管其人均收入达到4万美元,但它仍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错过了转型为消费主导的经济的时机。当时的田中政府愚蠢地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会将财富带到东京-大阪这一工业走廊以外的地区,田中政府因此决定推行高地价政策。高昂的房地产价格,使中产阶级难以走上消费主导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不得不为了买房而努力存钱。
日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加强东亚一体化。美国不可能很快恢复,也不会恢复到成为足以喂饱日本出口的机器。同时,再出台财政刺激的空间也不大。由于美国正在推行弱势美元政策,因此,通过日元贬值来获取市场份额也走不通。如果没有新的贸易来源,日本经济注定不乐观。加快东亚一体化,是其惟一的出路。
除了鸠山由纪夫“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中国、日本、韩国已经决定共同探讨三国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当然,东盟可以为任何“东亚区块”的构想提供现成的模板。中国已经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和韩国正在就同一问题与东盟磋商。如果它们最终签署协议,区域一体化就成功了一半。
无论关于东亚一体化有什么建议,中日两国间是否能建立自由贸易区是问题的关键。把其他国家引入中日两国当中,是回避这个主要问题。中日两国经济规模之和,相当于东盟的6倍、韩国的10倍,如果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区,东亚就不会真正实现区域一体化。
天然的伙伴
五年前,我给《金融时报》写的一篇评论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国和日本:天然伙伴”。当时的普遍看法是,中国和日本是对立的。无论过去和现在,两国皆以制造业出口为经济导向,因此,一方的获利必然会带来另一方的损失。但我也发现,两国之间存在人口和资本的互补性:日本的劳动力正在减少,而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国需要资本,而日本有资本盈余。2004年至2009年间,与中国的贸易,从占日本贸易总量的10.4%,迅速上升至20.4%,创历史新高。
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资本由短缺转为盈余。但是,两国间人口结构仍存在互补性,并且可以再持续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从资源密集型转向环境友好型,一个新的互补性发展模式正在形成。日本已完成经济转型。日本拥有的技术,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即使没有新的贸易协定,两国间贸易也将继续增长。
诚然,中日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极大地促进两国贸易增长。我认为,由此产生的效率收益将超过1万亿美元。由于人口老龄化,日本迫切需要提高投资回报。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准备在哥本哈根谈判中,就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承诺,中国需要大量投资,迅速调整经济结构。日本的技术可以很快派上用场。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为东亚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2009年,这一区域涵盖21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万亿美元,足可与欧盟和美国相媲美。由于资金、技术、市场的起点较低,这一地区的GDP可以轻易在十年里翻一番。一体化带来的好处是不可想象的。
贸易和技术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双引擎。持续的经济繁荣,缺一不可。例如,过去十年的繁荣得益于IT产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其他前计划经济体的开放政策。这两个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都已被消化。世界需要一个新引擎。东亚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足以扮演这个角色。
最好的办法,是促成中日两国达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以确保货物、服务以及资本的流动。虽然这项任务看似很困难,但是,最近发生的变化使其有可能成为现实。两国应该尝试一下。
一开始就寻求在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是错误的。一旦有三方参与,达成协议的难度就要增加3倍。此外,韩国没有与任何国家签署过自由贸易协定。认为韩国会和中国或者日本达成协议,实在太天真。如果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包含了韩国,那么不妨干脆忘掉这事。中国和日本应该看到这一点,直接举行双边谈判。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和日本是否愿意将经济考量置于政治考量之前。如果日本民主党政府只是希望通过增加国际影响,而非经济增长来获得支持,那么,上面所有的讨论和猜测都是白搭。如果民主党确实想通过振兴日本垂死的经济来保持其权力,那么,这是一个好机会。
尽管日本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中国应该率先行动——中国应积极寻求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虽然中国目前困難重重,但具有增长潜力和广阔的市场,日本绝不可能在国内或其他任何地方得到这一切。因此,中国可以居于强势地位。
东亚自由贸易区看似遥不可及,然而,历史是由勇者创造的,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并使这一想法有可能实现,中国和日本应该抓住机遇。■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近来,各种各样的提案和建议浮出水面,力主亚洲建立类似欧盟的“亚洲区块”。譬如,亚洲各国签署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些新构想的主要动力,来自日本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他们希望能够有别于此前的自民党政府。通过提出向亚洲倾斜,民主党政府释放了日本寻求脱离美国、更加独立的信号。这也让日本民众对未来多了些信心:日本经济已经“休克”了20年;增加与邻国间的融合,有望为其经济带来更多增长。
每当全球贸易出现问题时,亚洲各国就开始讨论成立区域联盟,以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但每当全球贸易恢复后,这些讨论也就无疾而终。这次也难以例外。惟一的不同在于,这次,全球贸易将无法恢复到以前的强劲态势,无力维持东亚地区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建立某种形式的区域一体化,对恢复区域增长至关重要。
过大与过小
目前,这一地区主要的区域性组织包括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前者规模太小,后者又规模过大。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上议事日程,而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盟来说,是推动其作为经济“区块”行使效力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09年10月,东盟包括东南亚的10个国家,人口达到5.84亿,国内生产总值达15062亿美元。当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几乎成为现实。这当然是奇迹。当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提出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它:这一区域内,人均收入以及经济结构存在巨大差异。除了亚洲金融危机,想在规模上与中国抗衡,也是这一区域实现一体化的一个驱动力。
东盟已经实现了这一大胆的梦想。作为对话伙伴,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参与东盟的年会,欧盟和美国也参加东盟的区域论坛,并与其举行双边讨论。2008年,中国与东盟完成了最后一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意味着,东盟在经济问题上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中国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者之间的经济合作,有着很好的前景。
东盟的成功,部分反映了其软弱的形象: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认为,东盟会成为有威胁的竞争对象。东盟与中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让印度和日本等国家感到眼红,并积极寻求与它建立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东盟的年会已成为中国、日本和韩国三方碰面的重要场合。
相对于东盟的成功,APEC一直经历着惨重的失败。虽然有20年历史,但它已沦为来自美洲、大洋洲、俄罗斯和亚洲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列队拍集体照的场合。APEC在苏联垮台后成立,其时,这一组织对于“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能够看到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站在一起,这一点令人感到颇为欣慰。
不过,这一组织实在太大,也过于多元化,因此很难建立起一个有用的框架。若是有意见能够在APEC成员间达成一致,基本上也可以形成联合国决议了。“冷战”结束后20年,APEC显然已用处不大,但宣布关门大吉也不那么容易。国际组织向来都是“僵而不死”。在年度峰会中,APEC为其成员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场地,供其讨论双边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APEC还有点用。
尽管东盟已经按照自己的日程一步步取得了成功,并且在发展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相对于欧盟在欧洲的地位,东盟仍然不可同日而语。亚洲是否应该有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组织呢?显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亚洲还包括印度次大陆、中东和中亚。任何涵盖整个亚洲的组织,都将成为和APEC一样臃肿的机构,因此,无法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架构。
依我所见,亚洲的概念似乎毫无内在逻辑,它包括了欧洲和非洲之外的所有地区。非洲通过一个狭长地带与中东相连;欧洲地域并不大,并且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我认为,亚洲根本不应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是东亚经济核心(EAEC)的坚定支持者。这一核心包括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由于日本不愿参与这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组织,这一想法也就无疾而终。其实,东亚经济核心的想法却符合逻辑:东亚有着共同的历史;区域内贸易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此外,人口流动也十分频繁。由于旅游业的兴起,区域内各国的关系将变得日益紧密。可以预见,该地区未来必将实现资本、商品以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亚洲各国存在的差异,远远超过了欧洲。东盟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中国为3500美元,日本则是4万美元。中、日、韩三国以及越南,共同受到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的影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信仰伊斯兰教或小乘佛教,宗教信仰也更为普遍。我经常往来于东亚和欧洲,我认为,在东亚建立起一个类似欧盟的组织将会非常困难。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才是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日本的动机
由于日本的反对,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核心的想法最终不了了之。上个月,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东盟首脑会议中提出“东亚共同体”(EAC)这个极为类似的概念时,却引起了广泛关注。如果日本真正致力于成立一个东亚组織,那么,这个组织的诞生可期。它可能不像欧盟,却会在今后起实质作用。不过,鸠山并没有明确美国在此类组织中的作用。如果将美国也计算在内,那么,这个组织和APEC也就没什么两样了,同样走不远。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日本可能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提出了这一想法,但日本自己也越来越有理由加强与亚洲的联系,并逐渐疏远美国。尽管其人均收入达到4万美元,但它仍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错过了转型为消费主导的经济的时机。当时的田中政府愚蠢地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会将财富带到东京-大阪这一工业走廊以外的地区,田中政府因此决定推行高地价政策。高昂的房地产价格,使中产阶级难以走上消费主导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不得不为了买房而努力存钱。
日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加强东亚一体化。美国不可能很快恢复,也不会恢复到成为足以喂饱日本出口的机器。同时,再出台财政刺激的空间也不大。由于美国正在推行弱势美元政策,因此,通过日元贬值来获取市场份额也走不通。如果没有新的贸易来源,日本经济注定不乐观。加快东亚一体化,是其惟一的出路。
除了鸠山由纪夫“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中国、日本、韩国已经决定共同探讨三国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当然,东盟可以为任何“东亚区块”的构想提供现成的模板。中国已经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和韩国正在就同一问题与东盟磋商。如果它们最终签署协议,区域一体化就成功了一半。
无论关于东亚一体化有什么建议,中日两国间是否能建立自由贸易区是问题的关键。把其他国家引入中日两国当中,是回避这个主要问题。中日两国经济规模之和,相当于东盟的6倍、韩国的10倍,如果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区,东亚就不会真正实现区域一体化。
天然的伙伴
五年前,我给《金融时报》写的一篇评论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国和日本:天然伙伴”。当时的普遍看法是,中国和日本是对立的。无论过去和现在,两国皆以制造业出口为经济导向,因此,一方的获利必然会带来另一方的损失。但我也发现,两国之间存在人口和资本的互补性:日本的劳动力正在减少,而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国需要资本,而日本有资本盈余。2004年至2009年间,与中国的贸易,从占日本贸易总量的10.4%,迅速上升至20.4%,创历史新高。
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资本由短缺转为盈余。但是,两国间人口结构仍存在互补性,并且可以再持续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从资源密集型转向环境友好型,一个新的互补性发展模式正在形成。日本已完成经济转型。日本拥有的技术,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即使没有新的贸易协定,两国间贸易也将继续增长。
诚然,中日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极大地促进两国贸易增长。我认为,由此产生的效率收益将超过1万亿美元。由于人口老龄化,日本迫切需要提高投资回报。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准备在哥本哈根谈判中,就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承诺,中国需要大量投资,迅速调整经济结构。日本的技术可以很快派上用场。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为东亚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2009年,这一区域涵盖21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万亿美元,足可与欧盟和美国相媲美。由于资金、技术、市场的起点较低,这一地区的GDP可以轻易在十年里翻一番。一体化带来的好处是不可想象的。
贸易和技术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双引擎。持续的经济繁荣,缺一不可。例如,过去十年的繁荣得益于IT产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其他前计划经济体的开放政策。这两个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都已被消化。世界需要一个新引擎。东亚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足以扮演这个角色。
最好的办法,是促成中日两国达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以确保货物、服务以及资本的流动。虽然这项任务看似很困难,但是,最近发生的变化使其有可能成为现实。两国应该尝试一下。
一开始就寻求在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是错误的。一旦有三方参与,达成协议的难度就要增加3倍。此外,韩国没有与任何国家签署过自由贸易协定。认为韩国会和中国或者日本达成协议,实在太天真。如果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包含了韩国,那么不妨干脆忘掉这事。中国和日本应该看到这一点,直接举行双边谈判。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和日本是否愿意将经济考量置于政治考量之前。如果日本民主党政府只是希望通过增加国际影响,而非经济增长来获得支持,那么,上面所有的讨论和猜测都是白搭。如果民主党确实想通过振兴日本垂死的经济来保持其权力,那么,这是一个好机会。
尽管日本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中国应该率先行动——中国应积极寻求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虽然中国目前困難重重,但具有增长潜力和广阔的市场,日本绝不可能在国内或其他任何地方得到这一切。因此,中国可以居于强势地位。
东亚自由贸易区看似遥不可及,然而,历史是由勇者创造的,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并使这一想法有可能实现,中国和日本应该抓住机遇。■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