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近来又针对创新力不强的现状,提出了今后我国发展的目标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可谓切中要害,恰逢其时。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的学校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我国高校在世界百所名校的排名很落后,根据美国权威评估机构——普林斯顿大学高等教育评估所测评:世界前百所高校中,我国只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名列居中。创新力不强表现在:理论创新成果少,重大技术发明成果也少;专利申请数量多,科研成果多,但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少;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数数量不少,但拥有的顶尖人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甚少,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等等。
　　笔者认为我国学校培养的学生缺乏创新力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是缺少蔡元培式的大教育家,导致高校缺少大气的内涵与精神。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任校长的时代,提倡多元宽容的学术精神,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容纳了一大批像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要完成一项有价值的科研工作需要一个好的学术环境。在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中,科研人员将精力都集中在学术上,积极获取新的学术信息,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和热衷于讨论新问题,从而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做出创新的成果。然而长久以来,我们不太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虽然我们提倡“百家争鸣”,但是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以来的一言堂作风,导致大家很少争论甚至不敢争论,加上“文革”十年的学术浩劫,学术界缺少甚至没有自由争论的习惯,不利于新学术思想的成长。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鼓励提出新的、独具创意的学术思想。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在化学、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领域超过全球一半以上,不仅归功于大量的欧洲科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迁移到美国以及美国的研究资金投入巨大,更主要的是归功于他们自由的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气氛。
　　二是在于从小学到大学的僵化的教育模式和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我们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填鸭式的应试教育,从小学开始,好学生的标准与西方的相距太大,从小听话顺从的教育,追求单一的标准答案。在中学阶段,为了中考和高考,设置了名目繁多的考试和参考资料,把学生整日陷在书本和题海战术中,搞得学生身心疲惫,学习的乐趣和好奇心基本上被剥夺完毕,高中时分文理科,学科分割,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各中学以大学录取率为指挥棒,至今未有大的改变。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挤了进去,躺了出来。学生为分数而被动的学习。在大学期间,一方面,学校要求同一门课程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进度,统一标准答案;另一方面,学生上课记笔记、课后背笔记、考试还笔记、考后忘笔记的现象严重,结果进入研究生阶段,往往不知如何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更不知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然而西方教育从小学就开始,从小就强调学生的参与性和主动性,强调生动活泼的启发教育,寓学习和教育于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主动性,不求统一标准答案,只求创新和独特,随着学龄的增加,怀疑性和批判性作为学校培养和倡导学生学习的原动力,学校和教师鼓励学生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和老师,敢于思考,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标新立异和创新。在课堂上,老师鼓励学生思考和发问,允许学生有不同的观点;学生也敢于发问老师,敢于争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宽松的学术气氛。
　　三是与我国的教育体制相连的大一统的思维方式(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考卷,统一试题,最后是标准答案,结果是统一思想)。我国的教育体制和现行的考试模式使我们学生对考试成绩的追求达到了一种疯狂的境地。我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频频获奖,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很差,学生创新思维得不到提高,无法形成创新心理效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种教育现状也使得早期的科学研究时间不足,造成科学研究基础滞后。这种基础的缺失也造成后天创新精神的缺乏,这就极大制约了中国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大学依靠笔记和课件的现象严重,教材、考题统一模式,答案统一(如同机考一般,像工具科类),限制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空间,自主研究课题的能力太差,研究生的研究自主能力差距更大。
　　四是人才的单位和部门所有制。学生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起初许多人还是很有思想,想干番事业的,但社会的大环境、潜意识迫使你要合群,要随大流,不能有想法,不能有棱角,不能露锋芒,枪打出头鸟。其结果是理想被渐渐淡化和放弃,变得庸俗、圆滑、世故和功利,碰到墙壁,不做钢针,而做杨柳枝。没有追求,没有主见,屁股决定脑袋,更没有心思从事创新性的活动,何谈成为具有创新性的人才!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官本位体制的残余。表现在一个单位里,有思想、有创新能力的人往往不受领导的欢迎和重用;而有些领导往往喜欢好大喜功,喜欢奉承拍马的,长此以往,死水一潭,腐水不流。学位、职称与官位相套,研究者的待遇也配与相应的官位等级。结果,有权意味着一切,当官发财论、不择手段当上了官后以权换学术、换职称、找枪手写论文、搞研究、冒名考试骗取职称等学术腐败现象时有发生。
　　五是用人体制上呈现出官本位结构。我国的高校主要是公办高校为主,行政办学、长官意志比较盛行,在公办学校之间呈现行政级别,而在公办与民办学校之间以及学校领导之间形成的差别更大。学校之间缺少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特别是在民办学校、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英美的许多一流大学往往都是私立学校,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受行政和长官意志的影响。目前我们的许多科研项目也往往是通过由上而下的行政级别层层下达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只有在体制内的人员,特别是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的人员才能比较容易接近和拿到课题。
　　官位与学术结合,落实到研究人员就是先官后学,先当官再拿学位,拿职称,导致学位贬值,职称成了水货,入党做官,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官。做了大官,衣锦还乡。官大就意味着权力大、学问大、水平高和待遇好;官当大了,权、钱、职称、地位什么都有了。所以才子佳人趋之若鹜,有办法的要么去当官,要么去投靠当官的。在识人、用人上,我们不少行政领导名曰 “伯乐识马”,而实质喜欢任用听话的、奉承拍马的,或用四平八稳、处世圆滑的人,而对有主见、有个性的人往往不予考虑。有些领导往往是武大郎开店,宁要庸才、蠢材甚至奴才,不要人才。结果有真才实学的人被嫉妒,被压制的现象也甚多。虽说金子总要闪光的,但也有长久被埋在大山底下而一辈子无法发光的金子。
　　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第二类是以产生和运用知识为谋生手段和职业的;第三类是官方御用文人的。其中第一类人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主线,但在官本位的思想意识指导下,现在这种人很少。第二种历代居多。第三种在目前中国并不少见。更为可悲的是目前已经很少的第一种人变得更少,知识分子中大部分已变得功利和世俗,真正以研究和创造知识为己任的少而又少。买官、要官、跑官、卖官现象严重。
　　六是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盛行.一年里写10万字不算数,百万字刚起步,千万字才算数。学术界抄袭剽窃现象严重,时有学术欺骗和学术骗子,学术界的学术道德发生普遍危机,人才的评价机制发生问题,导致社会和学术界浮躁风盛行。当丁肇中教授为南航师生作讲座时,有人问到“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这一问题时,他说了一段话:“科学很大一个作用是满足人的好奇心,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1890年前后,物理学第一个和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发现了电子和x光的科学家,那时候很多人问它有什么用,有什么经济价值?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子和x光都很有用。三四十年代最先进的科学是量子力学,现在用在了超导、激光、通讯上,比如微处理器等,到了40年代最基本的科学是原子能物理,现在也被用在能源等方面,所以今天我们所用的东西都是以前被认为是‘花钱最多最没有经济效益的’。”后来他补充说,我所研究的东西确实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场内立即发出会意的笑声。前不久在回答“诺贝尔奖缘何频频花落美国”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说:“一个重要因素是鼓励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
　　我国科学界的献身精神和科学道德水平存在着一定的“硬伤”。近年来,中国科学界发生过诸如“水变油”的虚假科学事件、科学家为某些“保健品”做广告的行为、“院士做花瓶”的事件等等。就在不久前的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发出过 “以科学的名义欺骗世人,还要走多远”的叩问。这一切都说明,当前某些科学家受到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影响以及利益的驱动,在科学精神和道德方面出现了浮躁作风。科学家的人格道德水平滑坡,也是导致其学术和科研价值虚假与贬值的重要原因。
　　编辑:靳伟华 jinweihua101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