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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着重考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集团：邺下文学集团形成始末，并探讨建安时期邺下文学蔚然成风的原因。
[关键词]邺下 文人 文学集团
在曹操的有意延揽下，文人们纷纷聚集归于曹氏。众多文士集中在曹氏麾下，共同的文学爱好必然会促使他们逐渐走到一起。但在曹操攻下邺城之前，由于南征北战，奔走不暇，文学集体活动还很难开展。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邺城，并把邺城作为根据地，北方大势基本已定。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文士们聚集邺下，开始渐渐有一些文学集体活动。有学者认为邺下文学集团在建安九年曹操攻占邺城后就初步形成，建安十三年（208）后进入活动高潮。但笔者认为，虽然建安九年攻占邺城以后，很多文人都先后来到邺下，也开始出现一些集体的活动。但在建安十六年（211）之前，由于缺乏积极的组织者，这些集体活动仍然是自发的、偶然的。建安十六年之前，现在可考的文人集体创作活动只有四次。一是建安十二年（207），陈琳、应玚随曹操北征乌桓，陈作《神武赋》，应作《撰征赋》。二是建安十三年，在随军征刘备、刘表途中，曹丕作《述征赋》，阮瑀作《纪征赋》，徐干作《序征赋》，王粲作《初征赋》。三是同年曹军过襄阳汉水时，陈琳、王粲、应玚等写作同题赋作《神女赋》。四是建安十四（209）年，曹丕、王粲都作《浮淮赋》。这三组作品都分别写同一题材，相互之间大概是有关系的。但这些作品又都是在从军途中所作，这些文人之所以就同一题材写作，也许是因为他们刚巧都在军中，并未见某人有意的组织安排活动。而到了建安十六年以后，我们才看到大量的同题共作，并且是在曹丕等人通过“命作”有意组织之下创作的。两者的区别还是显然可见的。
文学集团的形成的先决条件，是文人的聚集；而文人的聚集，并不就等于文学集团的建立。文学集团，作为一个团体，必须是有组织的。聚集在邺下的文人真正得以组织起来，还需要一个契机。这就是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后的“置官属”和曹植的“高选官属”。胡大雷说：“曹丕的‘置官属’与曹操诸子尤其是曹植的‘高选官属’，是当时文学家得以组织起来的开始。”此说是有根据的。建安十六年（211）正月，曹操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在汉代，五官中郎将主管五官郎，属光禄勋，不置官属。但曹操却让五官中郎将“置官署，为丞相副”。于是，“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五官将博延英儒”。本来，置官署不一定看重文学才华，即使是“文学”官，也并非指后世所理解的狭义的文学，而是略近于儒学教官。且曹操对诸子高选官属也曾指示：“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但由于曹丕本人对文学的爱好，对文士的亲近，其所谓“英儒”则多偏于文才，一大批文人成为“五官将文学”，其中史书明确记载的“五官将文学”就有：
应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三国志•王粲传》）
刘桢：“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
徐干：“为五官将文学。”（《三国志•王粲传》）
刘廙：“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三国志•刘廙传》）
苏林：“建安中，为五官将文学，甚见礼待。”（《三国志•刘劭传》）
常林：“文帝为五官将，林为功曹。”（《三国志•常林传》）
曹丕立为太子后，太子文学又有：
郑冲：“及魏文帝为太子，搜扬侧陋，命冲为文学。”（《晋书•郑冲传》）
王昶：“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三国志•王昶传》）
另外，曹植先后封为临淄侯、平原侯，也同样“高选官属”，其文学属官有：
毋丘俭：“为平原侯文学。”（《三国志•毋丘俭传》）
徐干、郑袤：“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袤与徐干俱为临淄候文学。”（《晋书•郑袤传》）
司马孚：“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司马）孚为文学掾。”（《晋书•宋平献王孚》）
这些文人本来并不是为了文学的目的而走到曹氏营下的，他们大多是因为曹操能重用人才而来，也期望能建功立业。但实际上曹操并没有真正重用他们，上一节我们论及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态度，但“唯才是举”的“才”主要是政治、军事之才，是能帮助曹操建立霸业之才。曹操本人爱好文学，文学修养极高，对文学之才也很能欣赏。但曹操毕竟是政治家，是“奸雄”，为其称霸事业计，不会真正重用纯粹的文学之才。通过建安十六年（211）曹丕等人的置官属，许多文人更远离政治中心，成为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属官。以前他们各自在曹操手下担任不同的职务，需要处理各种事务，比如陈琳、阮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因而对其开展文学集体活动有所限制。现在这些文人大多成为曹丕、曹植的文学属官，虽然他们仍有自己的职务，但显然是比较清闲的，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和机会跟随曹丕、曹植一起游玩集会，开展文学活动，甚至似乎这也成为他们职务的组成部分：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略》：“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
曹丕《与吴质书》：“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讬乘于后车。”
从这些史料看，这些“文学”官是跟随曹丕进行集会、游宴活动的常客。他们“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再与吴质书》）这样，一大批文士聚集在曹丕、曹植兄弟周围，并以属官的身份组成一个固定的、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经常一起集会，开展文学活动。曹丕、曹植不仅通过置属官的方式把大批的文人组织起来，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地位，大力结交属官之外的文士：
吴质：“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
杨修：“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
陈群：“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三国志•陈群传》）
王象、荀纬：“建安中，（王象）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三国志•杨俊传》注引《魏略》）《三国志•王粲传》说：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候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符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
这些著名的文人有些是曹丕曹植的属官，有些不是，但都与曹丕、曹植关系密切，可以说是邺下文学集团的骨干人物。至此，邺下文学集团就正式形成了。
邺下文学集团的建立，曹操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延揽文人，为邺下文学集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上节已论及，曹操并未真正重视文人。而且曹操虽然本人极具文学才华，但由于忙于政治事务，无暇顾及文学活动，并未见曹操组织邺下文人进行文学活动的记载。因此，曹操实际上并未有意组织文学集团，甚至也很少参加邺下文学集团的活动。邺下文学集团实际上的最核心的领袖人物，应该是曹丕。郭英德老师说：“作为邺下政治中心的缔造者，曹操当之无愧；但使这个政治中心发散出独特的文学吸引力，并亲身参与邺下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成为集团的核心人物的，却非曹丕莫属。”曹丕在邺下文学集团中的核心领袖地位首先应归因于他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太子，但这种形势在建安十六年（211）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时，就已经明朗。因此，在曹丕周围担任“文学”属官（包括五官中郎将文学与太子文学）的文人数量远远超过担任曹植。我们可以通过文人们的作品推断，在当时邺下的大部分游宴活动，都是由曹丕主持的。如陈琳《玛瑙勒赋》：“令月吉日，天气晏阳。公子命驾，敖宴从容。”王粲《车渠椀赋》：“侍君子之宴坐，览车渠之妙珍。”阮瑀《公宴诗》，“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刘桢《赠五官中郎将》中的“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包括曹植《车渠椀赋》：“俟君子之闲宴，酌甘醴于斯觞。”《娱宾赋》“欣公子之高义兮，德芬芳其若兰”。《公宴》“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以上例子中所提到的“公子”、“贤主”等等敬称，均指曹丕。曹丕同时也是大量同题共作的命题者与参与者，这点我们留待第二章第二节再详加讨论。曹丕又集体对集团成员的创作进行评论，还提出“诗赋欲丽”等理论主张。曹丕的领袖地位还体现在他积极为集团成员编纂作品集。据曹丕《又与吴质书》，建安二十二年（217），徐干、陈琳、应玚卒后，曹丕曾“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想象当年宴集的情景，模拟曹丕、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曹植的口吻各写诗一首。仅观其诗题，就知道显然是以曹丕为中心，其总序即是以曹丕口吻写的。可见谢灵运也肯定曹丕的核心领袖地位。
曹植在邺下文学集团的地位稍次于曹丕，但也可以说是集团的另一重要领袖。曹植也通过命题等方式组织过一些文学活动。私下里，他与文人们有着更多的文学上的交流与切磋。实际上，他和邺下文人进行同题共作活动的次数远远多于乃兄。他和文人之间的赠答诗歌也非常之多，从中也可见其交往之密切。从创作实践上说，曹植是邺下文学集团最活跃的创作者，其文学成就高于曹丕，甚至也高于其他任何成员，可以说是邺下文学集团的一面旗帜。没有了曹植，邺下文学集团可以说将会大为失色。
曹丕、曹植兄弟对待文人的态度，与乃父有很大区别。张溥说，曹操杀孔融，而“曹丕论文，首推北海，金帛募录，比于扬班，脂元升往哭文举，官以中散，丕好贤知文，十倍于操”；“公干（刘桢）平视甄夫人，操收治罪，文帝独不见怒。死后致思，悲伤绝弦，中心好之，弗闻其过也。其知公干，诚犹钟期、伯牙云。”确实，与曹操相比，曹丕与文人们的关系要亲近的多。而当时身为贵公子的曹植，禀赋着真率的性情，更是用自然坦诚的友情来结交文人，并由于他的加入，而使这个集团散发出更为浓郁的天真气息。邯郸淳第一次见曹植，曹植便“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这是少年气盛的才华展露。应玚离别之时，曹植亲自送别，“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临了又许愿说“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曹植《送应氏二首》其二）他的《赠王粲》一诗，只是朋友之间的安慰，《赠丁仪王粲》一诗则是以朋友的身份定其是非，“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敦敦善诱的语气，是为了对方着想才有的劝解。
曹丕、曹植兄弟与文人之间的情感很深，这超出我们的想象。自古文人与在上位者，只有服从与控制的关系。可是到了邺下，他们之间的情感是这么浓厚，我们只需看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便可以想象曹丕与刘桢相知之深。他们曾经共同渡过欢宴的盛会，在刘桢身染重疴时，曹丕曾亲自去漳水边探望他。他们在一起从早到晚地聊天，叙说对彼此的快乐与忧愁，临走的时候两人都依依不舍，曹丕邀请刘桢春日再来相聚，刘桢送给曹丕新近创作的诗文。而当曹丕要率军远征，刘桢不能跟随时，他还难过得落下了眼泪。
而在上位者的曹丕、曹植对文人们以“知音”互相期许，这更是少见。曹植《赠丁仪诗》：“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赠徐干诗》：“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与杨德祖书》：“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也道：“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
庄子与惠子、伯牙与钟子期、延陵子与徐君的典故，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都是关于友谊所能联想到的最纯净的源头。伯牙在琴上所寄寓的情感，直抵钟子期的内心。这是以高妙的琴技与敏锐的鉴赏力为钥匙，而通往彼此内心大门的传说。而邺下的文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邺下，文学的才能就是伯牙的琴声，循着这琴声，他们终于彼此相认，他们终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圈子。
这个圈子的最初形成，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即在曹丕曹植周围，需要有一批人来增加他们的文化修养，因此一大批才学之士聚集在他们身边。然而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地看到，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的主仆关系，而有一种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敬重的朋友式关系。这对邺下文学集团的健康发展是有很大意义的。当然，其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仍然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这在他们的活动和创作中也时有体现。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一场大疫夺去了许多著名文人的生命，王粲、刘桢、陈琳、应玚、徐干、阮瑀等人都相继辞世，邺下文学集团元气大伤。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继承王位，忙于政务，无暇顾及文学活动，而曹植又受到曹丕疑忌压制，也无心力领导文学活动，邺下文学集团自此基本结束。
综上所述，邺下文学集团可以说正式建立于建安十六年（211），结束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是一个以曹丕、曹植为领袖（其中曹丕领袖地位更明显），以文学属官为主要成员，同时也包括一些不是属官的文人在内的文学团体。这一文学集团虽然只存在十年，但对建安文学，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学史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03.
[2]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
［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三国志》（卷一）.34.
［4］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38.
［5］［晋］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一）.603-621.
［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三).659.
[7][唐]房玄龄.《晋书》(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991.
[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七).743-744.
[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八).761.
[10][唐]房玄龄撰.《晋书》(卷四四).1249.
[11][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三七)1081.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一).601-607.
[1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九).557.
[1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二).634.
[1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三).664.
[16]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
[17]石云涛.建安唐宋文学考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24.
[18]吴云.建安七子集校注.
[19]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37-147.
[20][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
[2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22]张溥.汉魏百三家集•孔少府集题辞.三曹资料汇编.
[23]张溥.汉魏百三家集•刘公干集题辞.三曹资料汇编.
[24]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2,369.
(作者单位：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关键词]邺下 文人 文学集团
在曹操的有意延揽下，文人们纷纷聚集归于曹氏。众多文士集中在曹氏麾下，共同的文学爱好必然会促使他们逐渐走到一起。但在曹操攻下邺城之前，由于南征北战，奔走不暇，文学集体活动还很难开展。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邺城，并把邺城作为根据地，北方大势基本已定。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文士们聚集邺下，开始渐渐有一些文学集体活动。有学者认为邺下文学集团在建安九年曹操攻占邺城后就初步形成，建安十三年（208）后进入活动高潮。但笔者认为，虽然建安九年攻占邺城以后，很多文人都先后来到邺下，也开始出现一些集体的活动。但在建安十六年（211）之前，由于缺乏积极的组织者，这些集体活动仍然是自发的、偶然的。建安十六年之前，现在可考的文人集体创作活动只有四次。一是建安十二年（207），陈琳、应玚随曹操北征乌桓，陈作《神武赋》，应作《撰征赋》。二是建安十三年，在随军征刘备、刘表途中，曹丕作《述征赋》，阮瑀作《纪征赋》，徐干作《序征赋》，王粲作《初征赋》。三是同年曹军过襄阳汉水时，陈琳、王粲、应玚等写作同题赋作《神女赋》。四是建安十四（209）年，曹丕、王粲都作《浮淮赋》。这三组作品都分别写同一题材，相互之间大概是有关系的。但这些作品又都是在从军途中所作，这些文人之所以就同一题材写作，也许是因为他们刚巧都在军中，并未见某人有意的组织安排活动。而到了建安十六年以后，我们才看到大量的同题共作，并且是在曹丕等人通过“命作”有意组织之下创作的。两者的区别还是显然可见的。
文学集团的形成的先决条件，是文人的聚集；而文人的聚集，并不就等于文学集团的建立。文学集团，作为一个团体，必须是有组织的。聚集在邺下的文人真正得以组织起来，还需要一个契机。这就是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后的“置官属”和曹植的“高选官属”。胡大雷说：“曹丕的‘置官属’与曹操诸子尤其是曹植的‘高选官属’，是当时文学家得以组织起来的开始。”此说是有根据的。建安十六年（211）正月，曹操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在汉代，五官中郎将主管五官郎，属光禄勋，不置官属。但曹操却让五官中郎将“置官署，为丞相副”。于是，“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五官将博延英儒”。本来，置官署不一定看重文学才华，即使是“文学”官，也并非指后世所理解的狭义的文学，而是略近于儒学教官。且曹操对诸子高选官属也曾指示：“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但由于曹丕本人对文学的爱好，对文士的亲近，其所谓“英儒”则多偏于文才，一大批文人成为“五官将文学”，其中史书明确记载的“五官将文学”就有：
应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三国志•王粲传》）
刘桢：“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典略》）
徐干：“为五官将文学。”（《三国志•王粲传》）
刘廙：“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三国志•刘廙传》）
苏林：“建安中，为五官将文学，甚见礼待。”（《三国志•刘劭传》）
常林：“文帝为五官将，林为功曹。”（《三国志•常林传》）
曹丕立为太子后，太子文学又有：
郑冲：“及魏文帝为太子，搜扬侧陋，命冲为文学。”（《晋书•郑冲传》）
王昶：“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三国志•王昶传》）
另外，曹植先后封为临淄侯、平原侯，也同样“高选官属”，其文学属官有：
毋丘俭：“为平原侯文学。”（《三国志•毋丘俭传》）
徐干、郑袤：“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袤与徐干俱为临淄候文学。”（《晋书•郑袤传》）
司马孚：“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司马）孚为文学掾。”（《晋书•宋平献王孚》）
这些文人本来并不是为了文学的目的而走到曹氏营下的，他们大多是因为曹操能重用人才而来，也期望能建功立业。但实际上曹操并没有真正重用他们，上一节我们论及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态度，但“唯才是举”的“才”主要是政治、军事之才，是能帮助曹操建立霸业之才。曹操本人爱好文学，文学修养极高，对文学之才也很能欣赏。但曹操毕竟是政治家，是“奸雄”，为其称霸事业计，不会真正重用纯粹的文学之才。通过建安十六年（211）曹丕等人的置官属，许多文人更远离政治中心，成为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属官。以前他们各自在曹操手下担任不同的职务，需要处理各种事务，比如陈琳、阮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因而对其开展文学集体活动有所限制。现在这些文人大多成为曹丕、曹植的文学属官，虽然他们仍有自己的职务，但显然是比较清闲的，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和机会跟随曹丕、曹植一起游玩集会，开展文学活动，甚至似乎这也成为他们职务的组成部分：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略》：“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
曹丕《与吴质书》：“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讬乘于后车。”
从这些史料看，这些“文学”官是跟随曹丕进行集会、游宴活动的常客。他们“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再与吴质书》）这样，一大批文士聚集在曹丕、曹植兄弟周围，并以属官的身份组成一个固定的、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经常一起集会，开展文学活动。曹丕、曹植不仅通过置属官的方式把大批的文人组织起来，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地位，大力结交属官之外的文士：
吴质：“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
杨修：“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
陈群：“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三国志•陈群传》）
王象、荀纬：“建安中，（王象）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三国志•杨俊传》注引《魏略》）《三国志•王粲传》说：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候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符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
这些著名的文人有些是曹丕曹植的属官，有些不是，但都与曹丕、曹植关系密切，可以说是邺下文学集团的骨干人物。至此，邺下文学集团就正式形成了。
邺下文学集团的建立，曹操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延揽文人，为邺下文学集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上节已论及，曹操并未真正重视文人。而且曹操虽然本人极具文学才华，但由于忙于政治事务，无暇顾及文学活动，并未见曹操组织邺下文人进行文学活动的记载。因此，曹操实际上并未有意组织文学集团，甚至也很少参加邺下文学集团的活动。邺下文学集团实际上的最核心的领袖人物，应该是曹丕。郭英德老师说：“作为邺下政治中心的缔造者，曹操当之无愧；但使这个政治中心发散出独特的文学吸引力，并亲身参与邺下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成为集团的核心人物的，却非曹丕莫属。”曹丕在邺下文学集团中的核心领袖地位首先应归因于他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太子，但这种形势在建安十六年（211）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时，就已经明朗。因此，在曹丕周围担任“文学”属官（包括五官中郎将文学与太子文学）的文人数量远远超过担任曹植。我们可以通过文人们的作品推断，在当时邺下的大部分游宴活动，都是由曹丕主持的。如陈琳《玛瑙勒赋》：“令月吉日，天气晏阳。公子命驾，敖宴从容。”王粲《车渠椀赋》：“侍君子之宴坐，览车渠之妙珍。”阮瑀《公宴诗》，“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刘桢《赠五官中郎将》中的“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包括曹植《车渠椀赋》：“俟君子之闲宴，酌甘醴于斯觞。”《娱宾赋》“欣公子之高义兮，德芬芳其若兰”。《公宴》“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以上例子中所提到的“公子”、“贤主”等等敬称，均指曹丕。曹丕同时也是大量同题共作的命题者与参与者，这点我们留待第二章第二节再详加讨论。曹丕又集体对集团成员的创作进行评论，还提出“诗赋欲丽”等理论主张。曹丕的领袖地位还体现在他积极为集团成员编纂作品集。据曹丕《又与吴质书》，建安二十二年（217），徐干、陈琳、应玚卒后，曹丕曾“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想象当年宴集的情景，模拟曹丕、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曹植的口吻各写诗一首。仅观其诗题，就知道显然是以曹丕为中心，其总序即是以曹丕口吻写的。可见谢灵运也肯定曹丕的核心领袖地位。
曹植在邺下文学集团的地位稍次于曹丕，但也可以说是集团的另一重要领袖。曹植也通过命题等方式组织过一些文学活动。私下里，他与文人们有着更多的文学上的交流与切磋。实际上，他和邺下文人进行同题共作活动的次数远远多于乃兄。他和文人之间的赠答诗歌也非常之多，从中也可见其交往之密切。从创作实践上说，曹植是邺下文学集团最活跃的创作者，其文学成就高于曹丕，甚至也高于其他任何成员，可以说是邺下文学集团的一面旗帜。没有了曹植，邺下文学集团可以说将会大为失色。
曹丕、曹植兄弟对待文人的态度，与乃父有很大区别。张溥说，曹操杀孔融，而“曹丕论文，首推北海，金帛募录，比于扬班，脂元升往哭文举，官以中散，丕好贤知文，十倍于操”；“公干（刘桢）平视甄夫人，操收治罪，文帝独不见怒。死后致思，悲伤绝弦，中心好之，弗闻其过也。其知公干，诚犹钟期、伯牙云。”确实，与曹操相比，曹丕与文人们的关系要亲近的多。而当时身为贵公子的曹植，禀赋着真率的性情，更是用自然坦诚的友情来结交文人，并由于他的加入，而使这个集团散发出更为浓郁的天真气息。邯郸淳第一次见曹植，曹植便“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这是少年气盛的才华展露。应玚离别之时，曹植亲自送别，“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临了又许愿说“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曹植《送应氏二首》其二）他的《赠王粲》一诗，只是朋友之间的安慰，《赠丁仪王粲》一诗则是以朋友的身份定其是非，“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敦敦善诱的语气，是为了对方着想才有的劝解。
曹丕、曹植兄弟与文人之间的情感很深，这超出我们的想象。自古文人与在上位者，只有服从与控制的关系。可是到了邺下，他们之间的情感是这么浓厚，我们只需看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便可以想象曹丕与刘桢相知之深。他们曾经共同渡过欢宴的盛会，在刘桢身染重疴时，曹丕曾亲自去漳水边探望他。他们在一起从早到晚地聊天，叙说对彼此的快乐与忧愁，临走的时候两人都依依不舍，曹丕邀请刘桢春日再来相聚，刘桢送给曹丕新近创作的诗文。而当曹丕要率军远征，刘桢不能跟随时，他还难过得落下了眼泪。
而在上位者的曹丕、曹植对文人们以“知音”互相期许，这更是少见。曹植《赠丁仪诗》：“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赠徐干诗》：“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与杨德祖书》：“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也道：“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
庄子与惠子、伯牙与钟子期、延陵子与徐君的典故，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都是关于友谊所能联想到的最纯净的源头。伯牙在琴上所寄寓的情感，直抵钟子期的内心。这是以高妙的琴技与敏锐的鉴赏力为钥匙，而通往彼此内心大门的传说。而邺下的文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邺下，文学的才能就是伯牙的琴声，循着这琴声，他们终于彼此相认，他们终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圈子。
这个圈子的最初形成，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即在曹丕曹植周围，需要有一批人来增加他们的文化修养，因此一大批才学之士聚集在他们身边。然而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地看到，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的主仆关系，而有一种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敬重的朋友式关系。这对邺下文学集团的健康发展是有很大意义的。当然，其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仍然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这在他们的活动和创作中也时有体现。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一场大疫夺去了许多著名文人的生命，王粲、刘桢、陈琳、应玚、徐干、阮瑀等人都相继辞世，邺下文学集团元气大伤。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继承王位，忙于政务，无暇顾及文学活动，而曹植又受到曹丕疑忌压制，也无心力领导文学活动，邺下文学集团自此基本结束。
综上所述，邺下文学集团可以说正式建立于建安十六年（211），结束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是一个以曹丕、曹植为领袖（其中曹丕领袖地位更明显），以文学属官为主要成员，同时也包括一些不是属官的文人在内的文学团体。这一文学集团虽然只存在十年，但对建安文学，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学史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03.
[2]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
［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三国志》（卷一）.34.
［4］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38.
［5］［晋］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一）.603-621.
［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三).659.
[7][唐]房玄龄.《晋书》(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991.
[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七).743-744.
[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八).761.
[10][唐]房玄龄撰.《晋书》(卷四四).1249.
[11][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三七)1081.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一).601-607.
[1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九).557.
[1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二).634.
[1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三).664.
[16]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
[17]石云涛.建安唐宋文学考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24.
[18]吴云.建安七子集校注.
[19]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37-147.
[20][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
[2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22]张溥.汉魏百三家集•孔少府集题辞.三曹资料汇编.
[23]张溥.汉魏百三家集•刘公干集题辞.三曹资料汇编.
[24]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2,369.
(作者单位：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