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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人民作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在小说中塑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他自己。他的精神和他的作品都将永载史册。
他心里总是装着农民
赵树理是一个很耿直的人,是一个一贯为农民说话、办事的人。他心里总是装着农民,凡是看到听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就要直言不讳地向党组织反映,从不考虑个人得失。1956年8月,他从亲人处发现沁水县嘉峰乡有的干部不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急于把初级农业社转为高级农业社,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情况,当即给长治地委书记赵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领导工作者看惯了,虽然有时也表同情,但并不认为是一定得到限期解决的问题,结果‘不可终日’的事可终年,甚至可以‘多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活的兴趣呢?有一次因为发粮不及时,群众几乎要打乡长,因为缺草和撤换管牲口的人,谁不愿对牲口负责,撤的撤了,可是换不上人。因借不到钱,群众在看戏的时候,大量吃社里卖的熟食品,吃了不给钱,要社里借给钱再还……这一些小事,都可以说明,群众对公家、对干部、对社的情绪,群众靠这种情绪来办社,是很难办的。”
信中就某些干部对上百依百顺,却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①赵树理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并未得到领导的重视和采纳,从而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失。
1959年8月20日,他给当时兼任《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写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反映自己对现行农村政策的不同意见。文章认为不顾客观规律的生产瞎指挥风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认为上面管得过死会妨碍生产发展,要求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以更多的生产自主权。②不料,赵树理的苦心忠谏,正好撞到“反右倾”的枪口上,被陈伯达作为“反面材料”摘印下发,供全国文联、作协“批判”之用。8月29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座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提出“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文艺大丰收”的口号。10月至11月,作协党组内部反复批判赵树理的所谓“右倾”错误。可他并不接受这些批判。他忠于组织,胸怀坦荡,在被批判过程中还向作协党组织交出了一封未发出去的给陈伯达的信,这封信更直率地谈及公社化后的一些问题。信中说,他自1951年参与农业合作化以来,“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因为“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公社和县都无法“加以改变”。信中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所有者和决定者”的矛盾,认为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及市场所需要的农产品,而不必也不可能连集体内部自给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部安排完全掌握起来”,“管得过死”,妨碍了生产积极性。直到11月18日,赵树理还坚持自己的意见“基本上正确”的观点,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得省”,等等。因为感到委屈,他除了大会、小会默默听取一些人对他的批判,几乎每天下午都到好友康濯处诉苦,看到报上经常报道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消息,不止一次说:“如果需要我去亚非拉人民中做点工作,我倒真想去去,热热闹闹地干一干哩!”③11月23日,经过批判,赵树理被迫写了书面检查,直到1960年2月,中国作协党组对他的“批判”才基本结束。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赵树理针对前几年“五风”泛滥的现实,做了五次较长的发言,重点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现实主义不够充分的问题。他说:“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的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又说:“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走五十里就要带粮票。我想到农村,一个是粮食,一个是日用品,过几年大概是可以写的;但现在写,为什么可以不写这些呢?怎么避得开?我常常一想就碰墙。”还说:“什么光荣是党给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④
会议公开为赵树理前几年所受的批判平反,对他坚持讲真话、不写违心文章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评价很高。他的思想和创作被重新认识,同志们盛赞他是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
大连会议之后,赵树理感到格外轻松和高兴,他要改变过去只跑一个据点的观点和习惯,要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到全国各地去跑跑,争取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⑤赵树理的悲剧命运就在所难免了。
“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
赵树理得到过许多稿费,究竟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虽然稿费很多,但他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吃饭穿衣从不讲究,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皮经济烟。从来不让妻子存钱,也不让孩子乱花一分钱。“文革”中,因拿不出存款折竟被造反派打折两根肋骨。赵树理死后,除了祖上留下的几间老屋,竟未给子女留下分文。那么,赵树理的钱到哪里去了呢?只要说上几件事,你就一目了然了。
《三里湾》出版后,老友王中青和他开玩笑地说:“老赵,《三里湾》销量这么大,这次发财了吧!”赵树理激动地说:“你不知道,当时有三家出版社都要出这本书,我要想发财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现在送到通俗读物出版社就是为了书的成本降一点,农民花的钱少一点,销路广一点,只要广大农民能看到这本书,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为了使他们花的钱少,花的时间少,而收效大,我把篇幅也压到最少限度了。”
《三里湾》出版后,得了一笔可观的稿费,适逢组织号召作家买房居住,妻子便极力鼓动他买房子,当年(1955年)他即花了11500元在北京宣武门外香炉营买了一座有18间房子的四合院。后因新居离作协机关太远,每天上下班路上要花费两小时时间,他便请求总务科的同志为之调换离机关近一点的房子,不久被调到东单煤渣胡同马家庙二号,这座住宅只有9间房子,条件又差,花了1100元修理了一下才住进去。作协机关要找回他6000元钱,他说,把钱交给机关算了。后来他的老友王中青进京到他的新居前后仔细看了一番,对他说:“这马家庙值不上香炉营的一半,你换它干甚?”“为了工作方便嘛!”“那你至少吃了五六千元的亏。”他说,“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我是从来不计较其多少的。说甚吃亏不吃亏。”⑥1965年2月,赵树理举家迁回太原时,将用稿费购置的这幢私宅交公,分文未取。
赵树理的工资是行政10级,1953年1月,他由北京文联调到中国作协工作,有人劝他套成相应的文艺级,钱会多一些,他说:“我要那么多钱有甚用?”不仅如此,当时他就提出调整作家又挣工资、又挣版税双重待遇问题的建议,如主张取消版税等。他说到做到,首先放弃自己应得到的工资,直到后来稿费降低了,1958年下达了有关的规定,他才开始认真地领工资,但从此他下乡从不报销差旅费、医药费。平时每月交10元党费,出书时交的就更多了。家里什么家具也不买,每月的开支都要精打细算,但接济别人倒很大方。王春是他的好友,1951年末病故,他每年给王春遗属300元。老伴关连中说:“公家每月要给老王家生活费,咱们怎么还要给她钱?”赵树理说:“那么一点钱够做什么?她的孩子们还要上学,还要吃饭,咱们不管,行吗?”碰到为民造福的事,赵树理更舍得捐款。1958年春,家乡尉迟村的水库建成,为购置抽水机,他给家乡寄回1000元钱,并托人从河北大兴县买来苹果树苗,让女儿从北京随车带回,栽到尉迟村的山坡上,从此,家乡有了苹果园。
1956年7月,山西省长治专区上党梆子剧团到北京汇报演出,他亲自到车站欢迎“娘家人”,并协助剧团做了许多工作。一方面,鼓励大家演好汇报剧目;另一方面,组织老艺人加工《忠孝节》,并易名《三关排宴》,举行展览演出,拉来许多专家、名人前来观摩,博得首都文艺界的好评。7月14日,他还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他赶写的评论《“百花齐放”声中的“上党戏”》,为扩大上党戏的影响鸣锣开道。剧团领导出于感激心理,有一天派专车来接他全家去看戏。妻子关连中欢天喜地按家乡看戏的风俗,把自己和孩子们都梳洗打扮一番,早早吃了晚饭,领着孩子们等候在自家的门口。可赵树理一见来了专车,立即告诉来接的人说:快把车子开回去,别误了团里的事情。我自己有车,老伴和孩子坐公共汽车去。弄得双方好不尴尬,但老伴知道赵树理的犟劲,只好忍气吞声,拉着孩子们去挤公共汽车。事后,她指着老赵的鼻子说:“不识抬举的老东西,人家给你面子,你却给人家难看!”“难看什么?不该办的事就不能办!”“啥?那你为什么坐小车?”“我死了能上八宝山,你能吗?这有规定,不能乱来。”
1963年春,屯留县剧团在长治市北郊一个村子里演出他们的自编现代戏《苹果树》,请赵树理去看戏。舞台搭在一块露天地上。剧团的同志在赵树理的座位前放了几个凳子作茶几,并且提来茶壶,拿来茶杯。赵树理一见这些说:“这不好,满场的观众都没有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剧团的同志坚持不肯把茶壶茶杯拿去,赵树理便说:“你们不拿去,我坐一夜也决不喝你们一口水!”剧团同志只好把茶壶茶杯拿走。
“干部的不实在作风,一坑国家,二害人民”
赵树理最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放空炮说大话,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深恶痛绝,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8年12月上旬,赵树理被任命为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上任他就到一个铁厂视察,厂里挂着一面“钢铁元帅升帐”的红旗,下面堆着一大堆从老百姓家里收来的铁锅、铁盆、铁茶壶,甚至连“墙上的钉子、门上的铁锁、铁环、拴牲口的铁缰绳,井上的铁辘轳、抬棺材的铁绳”,也都搜来准备入炉重炼。赵树理提提茶壶,翻翻铁锅,笑笑说:“砸箩锅,糟蒸锅,铁盆茶壶不放过。小仓锅,杀猪锅,姓铁你就躲不过。”他在厂里转了一圈,看到墙上到处贴着批判右倾的文章,土高炉前铁渣疙瘩堆积如山,冷下脸来对厂领导说:“这就是你们放的卫星?这全都是铁渣疙瘩。这能造机器吗?这能造枪炮子弹吗?钢铁元帅非和你们算账不可。你们这叫批判是专家,钢铁炼成渣,卫星飞不起,曲哩满地爬(烟火中一种小起火叫“曲哩”,常因质量不好起不去,在地上冒一股烟就完了)。”这番话弄得厂领导好不尴尬。
1959年一二月间,阳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讨论当年生产“跃进”规划。在县委主要领导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鼓动下,生产指标高得吓人,什么每亩施肥300担(实际只施50担左右),粮食亩产超万斤,越吹越玄……赵树理忍不住站起来说:“我们提倡敢想敢干,可是不能脱离实际,如果离开求实精神,那就成了瞎想瞎干,群众要跟上吃苦头。”有人站起来反驳:“密植、多施肥就是现实保证,不敢大胆地想,就是落后守旧,小脚女人。”赵树理扳着指头,实打实地计算一阵说:“照你说的这样,肥料铺到地里半尺厚,庄稼苗挤到一起成了栽绒毯子,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上。”⑦
一系列“跃进”指标均遭到赵树理的抵制,但少数服从多数,并未影响这些指标的通过和下达。赵树理不仅对此保留意见,还提出一套自己的工作设想:一、选出三分之一以上的优秀生产大队干部任公社干部,替下来的公社干部下放生产队,以解决领导只看报表数字、不懂生产经营之弊。二、根据各生产队劳力和经营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不同工种每个劳动日的合理定额,按劳付酬,以鼓励社员苦干、巧干和生产队的计划性。三、注意增加麦收,节约粮食,提倡利用非基本农田种植青饲料,以解决粮食问题。对此,县委主要负责人自然不买账,但碍于赵树理是通天干部、名作家,又不好公开得罪他,就借口需要派人下乡蹲点,把尉迟管理区(一个生产大队)交给他去搞试点,省得他在县里碍手碍脚。
赵树理不仅抵制农村中心工作上的浮夸风,也抵制文艺工作上的浮夸风。1958年底阳城县团委召开大会,动员青年大放文艺卫星,团县委书记竟下令机关团员1959年每人写出作品100篇。会议请赵树理讲话,他表示反对。可这位团委书记仍然我行我素,照常下达任务。为制止此风蔓延,他写了一篇顶风文章《谈文艺卫星》,发表于《前进》杂志1959年第2期上,呼吁“下令禁止这种强征硬派的作风”。
1959年9月11日,他写了短篇小说《老定额》,倡导要把生产的定额管理同发扬“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却没有违心地去写歌颂“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东西。此后三年他相继发表了《套不住的手》(1960年)《实干家潘永福》(1961年)和《张来兴》(1963年)等,歌颂了刚正不阿、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侧面地批判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赵树理不人云亦云,也不随波逐流,凡事都要动脑筋想一想,特别是在三农问题上,他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时明知自己的想法与上面的精神不大符合,也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性格特征,注定要给他自身带来巨大灾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有人批评《三里湾》不写地主破坏,是忽略敌我矛盾,他曾老实说,我就没有发现嘛,特别是土改镇反以后,农村的地主富农基本上不起作用了,文艺创作要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嘛。在生活中他发现唯成分论影响甚广,他批评说,贫下中农的子女嫌地主富农成分高,多不愿和他们的子女结婚,如此世代相传,岂不是要成为大地主生小地主,小地主再生小小地主?这也不利于他们的改造呀!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⑧。对此,赵树理并未盲从。1963年6月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发言,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敌人动起来的可以打,不动的不要打,不要弄得满城风雨。有些地主没动的,表现老实的可以表扬一下,否则普遍地把地主再斗一遍也不好,不能简单从事。”他认为农村的矛盾仍以国家与集体的矛盾以及投机与“灭机”的两条道路斗争为主。他还批评了“把任何问题的原因都反映为阶级斗争”的反现实主义倾向。
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是贯彻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中央工作会上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⑨。会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全国由点到面展开。赵树理的发言与中央精神抵触,自然又遭到同志们的批评。
1963年12月,《火花》杂志开展了关于“群众化通俗化”问题的讨论。应编辑部之约,赵树理写了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题目是《起码和高深》,发表在1964年《火花》二月号。文章刊出不久,华北局就转来中央有关方面的指令,责成山西省委追查所发表的赵树理的反动文章。原来,赵树理文章中有几句批驳以毛主席诗词为例证来反对“两化”的论由,文章写道,毛主席多写旧诗词,那是老人家的个人爱好,形式上的不通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当成方向来提倡,毛主席本人还曾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上这么说过的。打一个比方来说吧,毛主席坐了火车出去,就证明汽车坐不得;毛主席爱吃大米,就证明别的粮食没有养料(大意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还了得吗?这可触犯了禁区,闯下滔天大祸了。编辑部的同志和文联的领导个个都神色慌张,急得搓手顿足,不知如何是好。人人都在自责自己的糊涂,这么明显的“反动”言论怎么会没有把住关,没有看得出来呢?于是大会检讨小会追查,责任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身在北京的赵树理,不用说,其罪责更难脱逃。“文革”中为此挨了不少批斗,但他却总是挺直着身子,默然无声地站在那里,至多轻声分辩一句:“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说了和写了几句实话。”⑩
赵树理不大受错误思潮的左右,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唱点反调。比如大寨提出“四个一样”(远地近地一个样,好地坏地一个样,山地平地一个样等),他就不同意。他说,这是整齐划一,否定客观事物的区别。假如只有500斤化肥,不能满足需要,我就把它上到好地里,能多打500斤粮食,若上到坏地里,顶多打200斤,怎么能说一个样呢?
赵树理还有一个特点,他不大相信报上宣传的“劳模”。“文革”时,晋东南有一派反对李顺达的造反派到太原来批判赵树理,他们向赵树理逼问李顺达的“反动言行”,赵回答:“我不了解他。”造反派说:“胡说!你是中国一级作家,李顺达是你的老乡,又是金星英雄,你怎么会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正像你们不了解我一样,我不是一级作家……”赵树理的确没有写过李顺达,他写过《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
“我是人民的儿子,不是坏人”
“文革”期间,许多领导干部都成了批斗对象。为了不吃眼前亏,少受皮肉之苦,他们大多采取胡乱认罪的态度,很少有人敢与造反派顶牛。赵树理是个例外。他上批斗会、“拼刺刀”会次数特别多,挨打也特别多,但从没有为了蒙混过关而胡乱承认自己的“罪行”。尤为可贵的是,他敢与造反派当面锣对面鼓地打对手仗,一些斗争场面至今仍为人们难以忘怀。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赵树理!”赵树理连忙反驳:“你们喊口号喊错一个字,我一向是干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一个干,一个反,一字之差,差别可大啦!”造反派又高呼:“打倒反党分子赵树理!”赵树理又立刻反驳:“你们又喊错了,我自己就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呢?”
在另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硬说赵树理是黑帮,他反驳说:“我是黑帮,可我人黑心不黑,以后就是作为黑人回到家,我也要和乡亲们一起去开煤窑,做贡献。”造反派又硬说赵树理解放后所写的作品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赵树理反驳说:“大毒草,我还真不知道是怎样种哩!”又说:“我写的作品并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党的,也非诬蔑社会主义之作也!”
由于赵树理敢与造反派顶撞,所以他吃的苦头也最多,但赵树理是个乐天派,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仍然保持幽默乐观的性格。据西戎回忆,有一次,他被揪斗后回来坐在火炉旁笑着说:“会上有人说我反党,说我是敌人,还问我是不是?我说,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可把你们当同志,不然我真成了敌人了。”
还有一次,赵树理被一造反派组织揪去批斗了一个下午,傍晚才满身汗淋淋地回到机关。一进机关大门,他就对同去挨斗的“黑帮”伙伴们说:“咱们今天可受苦了,今儿的导演不好,心太狠,给咱们来的是真的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脚,真打真踩,差点把我给踩扁了,以前的那些次就不是这样,那些次的导演心好,让人把咱们轻轻按倒在地,背上的那只脚也并不怎么真踩,我趴在那儿尽是休息了。”
由于病痛长期得不到治疗,加之无休止的批斗,赵树理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到后来,生活都无法自理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在一次狂呼乱叫的“拼刺刀”会上,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唉,我总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在场参加批斗的人立时群起,逼问他说:“想明白了就好,那你就要好好向党低头认罪,老实交代!”
“我没有罪!”赵树理又一次撕心裂肺地重复了这句他说了千百次的老话,接下去才嘴唇哆哆嗦嗦地说:“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昨晚睡不着,忽然想到了农民锄庄稼,原本是要锄草保苗的,有那些不怎么高明的把式也难免会把好苗子给锄掉了。”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个什么人,你莫非就是棵好‘苗子’?”有人愤怒地连声斥责他。
赵树理强忍住身上的病痛,身子微微摇晃了一下,重复地点了点头,低语了一句:“我是人民的儿子,不是坏人!”
在生命垂危,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赵树理仍不忘表白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
他对战友说:“我不是坏人,我相信我多年所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总有那么一天,毛主席会让我拿起笔来,为广大农民写作的。”
他对女儿说:“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有困难,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
他对老伴说:“我一点也不后悔,总有一天,党会明白我的心意的。”
1970年9月23日,赵树理含冤逝世。一颗文坛巨星就这样从天空消逝了,他走得这样匆忙,这样悲壮,留给人们无尽的思念和景仰。
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作家、真正的共产党员、勇敢的革命斗士!
注释:
①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513—1515页。
②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663—1669页。
③见康濯:《根深土厚》,引自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71页。
④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715、1717页。
⑤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自《党员必读》第88页。
⑥参见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第116页。
⑦参见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第301—302页。
⑧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自《党员必读》第88页。
⑨转引自戴光中:《赵树理传》第411页。
⑩参见阿农:《大师的风度——怀念作家赵树理同志》,引自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174—175页。
(责编肖黎)
他心里总是装着农民
赵树理是一个很耿直的人,是一个一贯为农民说话、办事的人。他心里总是装着农民,凡是看到听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就要直言不讳地向党组织反映,从不考虑个人得失。1956年8月,他从亲人处发现沁水县嘉峰乡有的干部不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急于把初级农业社转为高级农业社,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情况,当即给长治地委书记赵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领导工作者看惯了,虽然有时也表同情,但并不认为是一定得到限期解决的问题,结果‘不可终日’的事可终年,甚至可以‘多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活的兴趣呢?有一次因为发粮不及时,群众几乎要打乡长,因为缺草和撤换管牲口的人,谁不愿对牲口负责,撤的撤了,可是换不上人。因借不到钱,群众在看戏的时候,大量吃社里卖的熟食品,吃了不给钱,要社里借给钱再还……这一些小事,都可以说明,群众对公家、对干部、对社的情绪,群众靠这种情绪来办社,是很难办的。”
信中就某些干部对上百依百顺,却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①赵树理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并未得到领导的重视和采纳,从而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失。
1959年8月20日,他给当时兼任《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写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反映自己对现行农村政策的不同意见。文章认为不顾客观规律的生产瞎指挥风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认为上面管得过死会妨碍生产发展,要求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以更多的生产自主权。②不料,赵树理的苦心忠谏,正好撞到“反右倾”的枪口上,被陈伯达作为“反面材料”摘印下发,供全国文联、作协“批判”之用。8月29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座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提出“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文艺大丰收”的口号。10月至11月,作协党组内部反复批判赵树理的所谓“右倾”错误。可他并不接受这些批判。他忠于组织,胸怀坦荡,在被批判过程中还向作协党组织交出了一封未发出去的给陈伯达的信,这封信更直率地谈及公社化后的一些问题。信中说,他自1951年参与农业合作化以来,“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因为“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公社和县都无法“加以改变”。信中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所有者和决定者”的矛盾,认为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及市场所需要的农产品,而不必也不可能连集体内部自给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部安排完全掌握起来”,“管得过死”,妨碍了生产积极性。直到11月18日,赵树理还坚持自己的意见“基本上正确”的观点,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得省”,等等。因为感到委屈,他除了大会、小会默默听取一些人对他的批判,几乎每天下午都到好友康濯处诉苦,看到报上经常报道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消息,不止一次说:“如果需要我去亚非拉人民中做点工作,我倒真想去去,热热闹闹地干一干哩!”③11月23日,经过批判,赵树理被迫写了书面检查,直到1960年2月,中国作协党组对他的“批判”才基本结束。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赵树理针对前几年“五风”泛滥的现实,做了五次较长的发言,重点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现实主义不够充分的问题。他说:“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的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又说:“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走五十里就要带粮票。我想到农村,一个是粮食,一个是日用品,过几年大概是可以写的;但现在写,为什么可以不写这些呢?怎么避得开?我常常一想就碰墙。”还说:“什么光荣是党给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④
会议公开为赵树理前几年所受的批判平反,对他坚持讲真话、不写违心文章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评价很高。他的思想和创作被重新认识,同志们盛赞他是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
大连会议之后,赵树理感到格外轻松和高兴,他要改变过去只跑一个据点的观点和习惯,要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到全国各地去跑跑,争取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⑤赵树理的悲剧命运就在所难免了。
“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
赵树理得到过许多稿费,究竟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虽然稿费很多,但他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吃饭穿衣从不讲究,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皮经济烟。从来不让妻子存钱,也不让孩子乱花一分钱。“文革”中,因拿不出存款折竟被造反派打折两根肋骨。赵树理死后,除了祖上留下的几间老屋,竟未给子女留下分文。那么,赵树理的钱到哪里去了呢?只要说上几件事,你就一目了然了。
《三里湾》出版后,老友王中青和他开玩笑地说:“老赵,《三里湾》销量这么大,这次发财了吧!”赵树理激动地说:“你不知道,当时有三家出版社都要出这本书,我要想发财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现在送到通俗读物出版社就是为了书的成本降一点,农民花的钱少一点,销路广一点,只要广大农民能看到这本书,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为了使他们花的钱少,花的时间少,而收效大,我把篇幅也压到最少限度了。”
《三里湾》出版后,得了一笔可观的稿费,适逢组织号召作家买房居住,妻子便极力鼓动他买房子,当年(1955年)他即花了11500元在北京宣武门外香炉营买了一座有18间房子的四合院。后因新居离作协机关太远,每天上下班路上要花费两小时时间,他便请求总务科的同志为之调换离机关近一点的房子,不久被调到东单煤渣胡同马家庙二号,这座住宅只有9间房子,条件又差,花了1100元修理了一下才住进去。作协机关要找回他6000元钱,他说,把钱交给机关算了。后来他的老友王中青进京到他的新居前后仔细看了一番,对他说:“这马家庙值不上香炉营的一半,你换它干甚?”“为了工作方便嘛!”“那你至少吃了五六千元的亏。”他说,“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我是从来不计较其多少的。说甚吃亏不吃亏。”⑥1965年2月,赵树理举家迁回太原时,将用稿费购置的这幢私宅交公,分文未取。
赵树理的工资是行政10级,1953年1月,他由北京文联调到中国作协工作,有人劝他套成相应的文艺级,钱会多一些,他说:“我要那么多钱有甚用?”不仅如此,当时他就提出调整作家又挣工资、又挣版税双重待遇问题的建议,如主张取消版税等。他说到做到,首先放弃自己应得到的工资,直到后来稿费降低了,1958年下达了有关的规定,他才开始认真地领工资,但从此他下乡从不报销差旅费、医药费。平时每月交10元党费,出书时交的就更多了。家里什么家具也不买,每月的开支都要精打细算,但接济别人倒很大方。王春是他的好友,1951年末病故,他每年给王春遗属300元。老伴关连中说:“公家每月要给老王家生活费,咱们怎么还要给她钱?”赵树理说:“那么一点钱够做什么?她的孩子们还要上学,还要吃饭,咱们不管,行吗?”碰到为民造福的事,赵树理更舍得捐款。1958年春,家乡尉迟村的水库建成,为购置抽水机,他给家乡寄回1000元钱,并托人从河北大兴县买来苹果树苗,让女儿从北京随车带回,栽到尉迟村的山坡上,从此,家乡有了苹果园。
1956年7月,山西省长治专区上党梆子剧团到北京汇报演出,他亲自到车站欢迎“娘家人”,并协助剧团做了许多工作。一方面,鼓励大家演好汇报剧目;另一方面,组织老艺人加工《忠孝节》,并易名《三关排宴》,举行展览演出,拉来许多专家、名人前来观摩,博得首都文艺界的好评。7月14日,他还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他赶写的评论《“百花齐放”声中的“上党戏”》,为扩大上党戏的影响鸣锣开道。剧团领导出于感激心理,有一天派专车来接他全家去看戏。妻子关连中欢天喜地按家乡看戏的风俗,把自己和孩子们都梳洗打扮一番,早早吃了晚饭,领着孩子们等候在自家的门口。可赵树理一见来了专车,立即告诉来接的人说:快把车子开回去,别误了团里的事情。我自己有车,老伴和孩子坐公共汽车去。弄得双方好不尴尬,但老伴知道赵树理的犟劲,只好忍气吞声,拉着孩子们去挤公共汽车。事后,她指着老赵的鼻子说:“不识抬举的老东西,人家给你面子,你却给人家难看!”“难看什么?不该办的事就不能办!”“啥?那你为什么坐小车?”“我死了能上八宝山,你能吗?这有规定,不能乱来。”
1963年春,屯留县剧团在长治市北郊一个村子里演出他们的自编现代戏《苹果树》,请赵树理去看戏。舞台搭在一块露天地上。剧团的同志在赵树理的座位前放了几个凳子作茶几,并且提来茶壶,拿来茶杯。赵树理一见这些说:“这不好,满场的观众都没有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剧团的同志坚持不肯把茶壶茶杯拿去,赵树理便说:“你们不拿去,我坐一夜也决不喝你们一口水!”剧团同志只好把茶壶茶杯拿走。
“干部的不实在作风,一坑国家,二害人民”
赵树理最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放空炮说大话,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深恶痛绝,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8年12月上旬,赵树理被任命为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上任他就到一个铁厂视察,厂里挂着一面“钢铁元帅升帐”的红旗,下面堆着一大堆从老百姓家里收来的铁锅、铁盆、铁茶壶,甚至连“墙上的钉子、门上的铁锁、铁环、拴牲口的铁缰绳,井上的铁辘轳、抬棺材的铁绳”,也都搜来准备入炉重炼。赵树理提提茶壶,翻翻铁锅,笑笑说:“砸箩锅,糟蒸锅,铁盆茶壶不放过。小仓锅,杀猪锅,姓铁你就躲不过。”他在厂里转了一圈,看到墙上到处贴着批判右倾的文章,土高炉前铁渣疙瘩堆积如山,冷下脸来对厂领导说:“这就是你们放的卫星?这全都是铁渣疙瘩。这能造机器吗?这能造枪炮子弹吗?钢铁元帅非和你们算账不可。你们这叫批判是专家,钢铁炼成渣,卫星飞不起,曲哩满地爬(烟火中一种小起火叫“曲哩”,常因质量不好起不去,在地上冒一股烟就完了)。”这番话弄得厂领导好不尴尬。
1959年一二月间,阳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讨论当年生产“跃进”规划。在县委主要领导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鼓动下,生产指标高得吓人,什么每亩施肥300担(实际只施50担左右),粮食亩产超万斤,越吹越玄……赵树理忍不住站起来说:“我们提倡敢想敢干,可是不能脱离实际,如果离开求实精神,那就成了瞎想瞎干,群众要跟上吃苦头。”有人站起来反驳:“密植、多施肥就是现实保证,不敢大胆地想,就是落后守旧,小脚女人。”赵树理扳着指头,实打实地计算一阵说:“照你说的这样,肥料铺到地里半尺厚,庄稼苗挤到一起成了栽绒毯子,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上。”⑦
一系列“跃进”指标均遭到赵树理的抵制,但少数服从多数,并未影响这些指标的通过和下达。赵树理不仅对此保留意见,还提出一套自己的工作设想:一、选出三分之一以上的优秀生产大队干部任公社干部,替下来的公社干部下放生产队,以解决领导只看报表数字、不懂生产经营之弊。二、根据各生产队劳力和经营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不同工种每个劳动日的合理定额,按劳付酬,以鼓励社员苦干、巧干和生产队的计划性。三、注意增加麦收,节约粮食,提倡利用非基本农田种植青饲料,以解决粮食问题。对此,县委主要负责人自然不买账,但碍于赵树理是通天干部、名作家,又不好公开得罪他,就借口需要派人下乡蹲点,把尉迟管理区(一个生产大队)交给他去搞试点,省得他在县里碍手碍脚。
赵树理不仅抵制农村中心工作上的浮夸风,也抵制文艺工作上的浮夸风。1958年底阳城县团委召开大会,动员青年大放文艺卫星,团县委书记竟下令机关团员1959年每人写出作品100篇。会议请赵树理讲话,他表示反对。可这位团委书记仍然我行我素,照常下达任务。为制止此风蔓延,他写了一篇顶风文章《谈文艺卫星》,发表于《前进》杂志1959年第2期上,呼吁“下令禁止这种强征硬派的作风”。
1959年9月11日,他写了短篇小说《老定额》,倡导要把生产的定额管理同发扬“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却没有违心地去写歌颂“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东西。此后三年他相继发表了《套不住的手》(1960年)《实干家潘永福》(1961年)和《张来兴》(1963年)等,歌颂了刚正不阿、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侧面地批判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赵树理不人云亦云,也不随波逐流,凡事都要动脑筋想一想,特别是在三农问题上,他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时明知自己的想法与上面的精神不大符合,也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性格特征,注定要给他自身带来巨大灾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有人批评《三里湾》不写地主破坏,是忽略敌我矛盾,他曾老实说,我就没有发现嘛,特别是土改镇反以后,农村的地主富农基本上不起作用了,文艺创作要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嘛。在生活中他发现唯成分论影响甚广,他批评说,贫下中农的子女嫌地主富农成分高,多不愿和他们的子女结婚,如此世代相传,岂不是要成为大地主生小地主,小地主再生小小地主?这也不利于他们的改造呀!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⑧。对此,赵树理并未盲从。1963年6月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发言,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敌人动起来的可以打,不动的不要打,不要弄得满城风雨。有些地主没动的,表现老实的可以表扬一下,否则普遍地把地主再斗一遍也不好,不能简单从事。”他认为农村的矛盾仍以国家与集体的矛盾以及投机与“灭机”的两条道路斗争为主。他还批评了“把任何问题的原因都反映为阶级斗争”的反现实主义倾向。
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是贯彻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中央工作会上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⑨。会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全国由点到面展开。赵树理的发言与中央精神抵触,自然又遭到同志们的批评。
1963年12月,《火花》杂志开展了关于“群众化通俗化”问题的讨论。应编辑部之约,赵树理写了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题目是《起码和高深》,发表在1964年《火花》二月号。文章刊出不久,华北局就转来中央有关方面的指令,责成山西省委追查所发表的赵树理的反动文章。原来,赵树理文章中有几句批驳以毛主席诗词为例证来反对“两化”的论由,文章写道,毛主席多写旧诗词,那是老人家的个人爱好,形式上的不通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当成方向来提倡,毛主席本人还曾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上这么说过的。打一个比方来说吧,毛主席坐了火车出去,就证明汽车坐不得;毛主席爱吃大米,就证明别的粮食没有养料(大意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还了得吗?这可触犯了禁区,闯下滔天大祸了。编辑部的同志和文联的领导个个都神色慌张,急得搓手顿足,不知如何是好。人人都在自责自己的糊涂,这么明显的“反动”言论怎么会没有把住关,没有看得出来呢?于是大会检讨小会追查,责任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身在北京的赵树理,不用说,其罪责更难脱逃。“文革”中为此挨了不少批斗,但他却总是挺直着身子,默然无声地站在那里,至多轻声分辩一句:“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说了和写了几句实话。”⑩
赵树理不大受错误思潮的左右,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唱点反调。比如大寨提出“四个一样”(远地近地一个样,好地坏地一个样,山地平地一个样等),他就不同意。他说,这是整齐划一,否定客观事物的区别。假如只有500斤化肥,不能满足需要,我就把它上到好地里,能多打500斤粮食,若上到坏地里,顶多打200斤,怎么能说一个样呢?
赵树理还有一个特点,他不大相信报上宣传的“劳模”。“文革”时,晋东南有一派反对李顺达的造反派到太原来批判赵树理,他们向赵树理逼问李顺达的“反动言行”,赵回答:“我不了解他。”造反派说:“胡说!你是中国一级作家,李顺达是你的老乡,又是金星英雄,你怎么会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正像你们不了解我一样,我不是一级作家……”赵树理的确没有写过李顺达,他写过《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
“我是人民的儿子,不是坏人”
“文革”期间,许多领导干部都成了批斗对象。为了不吃眼前亏,少受皮肉之苦,他们大多采取胡乱认罪的态度,很少有人敢与造反派顶牛。赵树理是个例外。他上批斗会、“拼刺刀”会次数特别多,挨打也特别多,但从没有为了蒙混过关而胡乱承认自己的“罪行”。尤为可贵的是,他敢与造反派当面锣对面鼓地打对手仗,一些斗争场面至今仍为人们难以忘怀。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赵树理!”赵树理连忙反驳:“你们喊口号喊错一个字,我一向是干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一个干,一个反,一字之差,差别可大啦!”造反派又高呼:“打倒反党分子赵树理!”赵树理又立刻反驳:“你们又喊错了,我自己就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呢?”
在另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硬说赵树理是黑帮,他反驳说:“我是黑帮,可我人黑心不黑,以后就是作为黑人回到家,我也要和乡亲们一起去开煤窑,做贡献。”造反派又硬说赵树理解放后所写的作品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赵树理反驳说:“大毒草,我还真不知道是怎样种哩!”又说:“我写的作品并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党的,也非诬蔑社会主义之作也!”
由于赵树理敢与造反派顶撞,所以他吃的苦头也最多,但赵树理是个乐天派,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仍然保持幽默乐观的性格。据西戎回忆,有一次,他被揪斗后回来坐在火炉旁笑着说:“会上有人说我反党,说我是敌人,还问我是不是?我说,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可把你们当同志,不然我真成了敌人了。”
还有一次,赵树理被一造反派组织揪去批斗了一个下午,傍晚才满身汗淋淋地回到机关。一进机关大门,他就对同去挨斗的“黑帮”伙伴们说:“咱们今天可受苦了,今儿的导演不好,心太狠,给咱们来的是真的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脚,真打真踩,差点把我给踩扁了,以前的那些次就不是这样,那些次的导演心好,让人把咱们轻轻按倒在地,背上的那只脚也并不怎么真踩,我趴在那儿尽是休息了。”
由于病痛长期得不到治疗,加之无休止的批斗,赵树理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到后来,生活都无法自理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在一次狂呼乱叫的“拼刺刀”会上,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唉,我总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在场参加批斗的人立时群起,逼问他说:“想明白了就好,那你就要好好向党低头认罪,老实交代!”
“我没有罪!”赵树理又一次撕心裂肺地重复了这句他说了千百次的老话,接下去才嘴唇哆哆嗦嗦地说:“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昨晚睡不着,忽然想到了农民锄庄稼,原本是要锄草保苗的,有那些不怎么高明的把式也难免会把好苗子给锄掉了。”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个什么人,你莫非就是棵好‘苗子’?”有人愤怒地连声斥责他。
赵树理强忍住身上的病痛,身子微微摇晃了一下,重复地点了点头,低语了一句:“我是人民的儿子,不是坏人!”
在生命垂危,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赵树理仍不忘表白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
他对战友说:“我不是坏人,我相信我多年所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总有那么一天,毛主席会让我拿起笔来,为广大农民写作的。”
他对女儿说:“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有困难,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
他对老伴说:“我一点也不后悔,总有一天,党会明白我的心意的。”
1970年9月23日,赵树理含冤逝世。一颗文坛巨星就这样从天空消逝了,他走得这样匆忙,这样悲壮,留给人们无尽的思念和景仰。
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作家、真正的共产党员、勇敢的革命斗士!
注释:
①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513—1515页。
②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663—1669页。
③见康濯:《根深土厚》,引自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71页。
④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715、1717页。
⑤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自《党员必读》第88页。
⑥参见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第116页。
⑦参见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第301—302页。
⑧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自《党员必读》第88页。
⑨转引自戴光中:《赵树理传》第411页。
⑩参见阿农:《大师的风度——怀念作家赵树理同志》,引自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174—175页。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