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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韩起祥曾担任中国曲协副主席，是著名的陕北说书艺术家，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他于1989年逝世，享年75岁。
父亲生于1914年，是陜西省横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第八个孩子，小名多余。3岁时出天花，因无钱医治而双眼失明。为了讨生活，他13岁就拜米脂县杜家畔说书艺人杜维新为师，14岁出师，一直在延安、榆林等地活动。
旧社会的底层说书人，说是卖艺，其实与行乞无异，有钱人不屑请，穷苦人家请不起，一年到头破衣烂衫，饥饱不定。而盲艺人则更是困苦。有段时间觉得实在艰难，父亲还试着倒腾过些小买卖，只是本小利薄，加上劣绅兵痞、土匪恶霸雁过拔毛，最后还是血本无归，生活难以为继。
但就是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让他更加坚强，更明了人情冷暖。他开始把一些狠心地主老财为富不仁的事情编成故事唱给大家听，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艰苦生活的磨砺下，父亲的技艺有了很大提高，在他18岁那年，五年一届的“三皇庙”说书大赛到来，他凭借自己扎实精湛的演唱功底和说书技艺一举夺魁，赢得了“小书圣”的称号。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手中的乐器，也只是糊口的道具，如此而已。陕北说书的改革和他自己的明天，都像海市蜃楼一般，遥不可及。
父亲对陕北说书的革新意识萌发于1932年。是年冬，他遭遇土匪抢劫，后巧遇刘志丹将军。刘志丹将军救醒了已经半昏厥的父亲，送了他4块大洋和一双布鞋，还对他说：“说书也能闹革命，你的三弦也是一杆枪，照样能打击敌人！”①
说书也能闹革命！说书也能打击敌人！刘志丹将军激励了父亲，他成了抗日救国的义务宣传员，除三弦外，他还把革命和抗日标语放在琴盒里，寻隙张贴。此外，他也开始思考陕北说书的发展方向。1940年，父亲去了革命圣地延安②。
但父亲的延安之行一开始并不顺利，原因之一是由于那时陕北说书内容与革命的实际要求格格不入。旧时陕北说书的内容多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党提倡婚姻自由，说书人唱的是三从四德;党教人勤劳致富，说书人唱富贵在天，由命不由人。几乎所有内容都与党的思想相悖，这可实在急坏了他。有人鼓励他自己创编新书，但他不自信，说过去编书人都是状元、探花，都是翰林院出来识很多字的。大字不识还编书，肯定不行。不论他人如何鼓励，他还是执拗地认为不行就是不行。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文艺的党性原则，回答了文艺、生活、革命这三者的关系，人性和阶级性、歌颂和暴露、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创作的原则，还有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审美观改造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讲话》精神鼓舞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士气。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利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用新内容填充进旧书的框架中，慢慢打磨成新唱词。1944年，他开始尝试新编《四岔捎书》③，希望能以此调动起群众的学习积极性。那时群众对文化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一听说让读书识字就全跑了。用老曲目改编的新作品，则让群众在娱乐的同时接受了一定的文化教育，所以这个作品产生了不错的效果。
革命文化的推广，必然会遭到封建迷信和旧文化的阻碍。当时的陕北大地迷信氛围还很浓厚，给边区政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造成了一定困难。此时陕北说书的作用就显现了出来。父亲有针对性地创作了一批作品，有力破除了迷信的黑雾，将文明的光芒带给了群众。这一批作品中，《红鞋女妖精》较有代表性。
1944年，延安县蟠龙区（现蟠龙公社）发生了“红鞋女妖精”事件。“红鞋女妖精”就是二流子和巫神勾结起来装神弄鬼骗人，他们在夜晚把羊血洒在群众的门上，胡说什么“红鞋女妖精作怪”。等群众害怕离家远避的时候，他们就趁隙抢走群众的粮食衣物，毁坏庄稼。这一事件在群众当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后来时任延安县保安科长的张仲明破获了此案。当时父亲正在延安鲁艺，贺敬之同志告诉了父亲“红鞋女妖精”的事情，并询问将之改编成作品的可能性。父亲即刻背起三弦就跑到了蟠龙区，先后走访聚财山、老庄山、榆树茆子、新窑湾、史家山5地，详细了解“红鞋女妖精”事件的始末后，将之写成作品，很受群众欢迎。
1945年4月，他又到了边区文协④，在柯仲平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边区文协说书组。当时正赶上“防旱备荒”运动，柯仲平同志建议父亲去乡下走走，试着编一个“防旱备荒”的故事。父亲走访了两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村民求雨求了整整3天，最后刮了一场大风，群众起来就把龙王的神楼子给砸了。另一个村子不靠龙王爷，村民开源节流，合理取水用水，结果那个村里庄稼长得很好。这两个村子一对比，父亲就编了个《张家庄求雨》，带回边区文协，林山同志帮他记录、整理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在解放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妇女都是男子的附属品。即使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农村仍然弥漫着“在家从父，嫁后从夫，夫丧从子”的陈腐观念，甚至还有买卖婚姻这种物化妇女的陋习，所以妇女解放是当时解放区最重要的革命任务之一。父亲另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刘巧团圆》就是反映这个题材的作品。
刘巧的事情是父亲在中央党校第六部说《张家庄求雨》时，一位同志讲给他的，当时父亲就萌生了将之改编为作品的念头，只是苦于没有第一手资料，不了解事件中各方的声音情态，也没办法把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随后父亲还是决定实地探访。他在刘巧家住了十来天，又到刘货郎家住了五六天，最后到赵老汉那儿住了一个礼拜左右。在标定了创作模板后回程创作、演出，群众听了都说：“哎，这个书要好好说了，现在这个卖女子的人就是这么个，把女子就不当个人，就当牲口卖了。”表演中农民提了很多意见，有个婆姨就说，这个书编得很“直”，好像到区政府退婚是很方便的事情。实际上政府要考虑各家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所以退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后来父亲在打磨作品时，就加了一段关于区政府的详细描述。
除了以上两个作品，父亲还有《反巫神》《二流子转变》《张玉兰参加选举会》《阎锡山要款》《血泪仇》《中国红》《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脍炙人口的作品。1946年，父亲分别在杨家岭和枣园为毛泽东、朱德等同志说书。听完父亲的说唱后，毛泽东同志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你的书说得好，群众语言丰富。”并勉励他说：“你要多多编写演唱工农兵，多多带徒弟。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帮你解决的。”1948年瓦子街大捷后，父亲又编出了《宜川大胜利》给群众说唱。所到之处，大家群情振奋，不由自主地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听书群众里也有指战员，他们就指着父亲说，“这不是一个普通说书匠，就是一名三弦战士”。 1958年，我父亲参加全国曲艺会演，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接见，他笑着对父亲说：“我在延安听过你说书，你的书说得好，今后还要好好为工农兵服务”。
开国领袖们的话时刻激励着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自学了盲文，摸平了五本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盲文本。他思之念之的就是要把陕北说书发扬光大，我高中毕业后，父亲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决定——让我学习陕北说书，当时我很不情愿，父亲就对我说：“群众非常喜爱陕北说书，不能丢，要传下去”。我说：“陕北说书是盲人的职业，都是男人的事，哪有女娃娃說书，丢死人了，我不学。”父亲说：“陕北说书是门艺术，女娃娃为甚不能说书，现在是什么年代，我就要打破它，让陕北说书走上更高的舞台。”我拧不过他，就到曲艺馆跟他学习陕北说书，和我同时学习的还有4女2男，我也成了陕北说书的第一代女书匠。在给我们传授说书技艺之余，父亲还对陕北说书进行了进一步革新，他将单人说书发展为多人说书，把坐场说书发展为走场说书，尝试增加板胡、二胡、笛子、小鼓、小钗等乐器。在父亲的细致辅导下，我慢慢喜欢上了陕北说书，并努力掌握说书的相关知识。到我们可以出师时，所到之处都很受群众欢迎。群众第一次见女说书匠，稀罕得很，还纳闷我们这些女娃娃怎么不是瞎子。
和父亲外出演出，印象最深的是在安塞。晚上演出结束，村长对我父亲说：“有一位老大娘听说你韩起祥来说书了，还有女人说书，她想看，因为腿脚不能动，没能看上，太遗憾了”。我父亲立刻说：“不怕，咱现在就到她家里，给她一个人说一场。”父亲带着我，就在炕上给她说书。老大娘听后连声说：“太好了，这是我这辈子听得最好的书，谢谢韩先生。”
其实当时我有些想不通，观众只有一个人嘛！但父亲从来不想群众有多少，只考虑有多少群众还想听，这是他的演出原则，从来不打马虎眼。有一次我们下乡演出，当时是冬天，天气很冷，风沙也大，我为了早早结束，把书中的一大段词截了，下台后，父亲就大发脾气，手指着我说：“应莲，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截词，糊弄百姓，谁让你这样做的，不管是什么环境，都要认真说书，老百姓是咱的衣食父母呀！”从那以后，不论演出环境怎么恶劣，我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没别的，就是记住了六个字，“不能糊弄百姓”。
父亲将陕北说书视为生命，他经常说，“三弦就是机关枪，书词是子弹。用它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敌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韩起祥。陕北说书不能丢，它是革命的”。他一生创编新书570多部，并在延安这块黄土地上培养出了数不清的说书艺人。如今，我接过了父亲的“枪”。
2006年，陕北说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我也成为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更加坚定了我学习陕北说书、发展陕北说书的信心。十几年来，我和同事们尝试着用多种手段发展陕北说书：创新书目、针对性教学、推动陕北说书进校园等，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16年，我有幸被选为陕西曲协主席，这是陕西广大曲艺工作者对我的认可，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要像我父亲一样，坚定不移跟党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恪尽职守、追赶超越，做一名合格的文艺人，为民族复兴，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父亲生于1914年，是陜西省横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第八个孩子，小名多余。3岁时出天花，因无钱医治而双眼失明。为了讨生活，他13岁就拜米脂县杜家畔说书艺人杜维新为师，14岁出师，一直在延安、榆林等地活动。
旧社会的底层说书人，说是卖艺，其实与行乞无异，有钱人不屑请，穷苦人家请不起，一年到头破衣烂衫，饥饱不定。而盲艺人则更是困苦。有段时间觉得实在艰难，父亲还试着倒腾过些小买卖，只是本小利薄，加上劣绅兵痞、土匪恶霸雁过拔毛，最后还是血本无归，生活难以为继。
但就是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让他更加坚强，更明了人情冷暖。他开始把一些狠心地主老财为富不仁的事情编成故事唱给大家听，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艰苦生活的磨砺下，父亲的技艺有了很大提高，在他18岁那年，五年一届的“三皇庙”说书大赛到来，他凭借自己扎实精湛的演唱功底和说书技艺一举夺魁，赢得了“小书圣”的称号。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手中的乐器，也只是糊口的道具，如此而已。陕北说书的改革和他自己的明天，都像海市蜃楼一般，遥不可及。
父亲对陕北说书的革新意识萌发于1932年。是年冬，他遭遇土匪抢劫，后巧遇刘志丹将军。刘志丹将军救醒了已经半昏厥的父亲，送了他4块大洋和一双布鞋，还对他说：“说书也能闹革命，你的三弦也是一杆枪，照样能打击敌人！”①
说书也能闹革命！说书也能打击敌人！刘志丹将军激励了父亲，他成了抗日救国的义务宣传员，除三弦外，他还把革命和抗日标语放在琴盒里，寻隙张贴。此外，他也开始思考陕北说书的发展方向。1940年，父亲去了革命圣地延安②。
但父亲的延安之行一开始并不顺利，原因之一是由于那时陕北说书内容与革命的实际要求格格不入。旧时陕北说书的内容多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党提倡婚姻自由，说书人唱的是三从四德;党教人勤劳致富，说书人唱富贵在天，由命不由人。几乎所有内容都与党的思想相悖，这可实在急坏了他。有人鼓励他自己创编新书，但他不自信，说过去编书人都是状元、探花，都是翰林院出来识很多字的。大字不识还编书，肯定不行。不论他人如何鼓励，他还是执拗地认为不行就是不行。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文艺的党性原则，回答了文艺、生活、革命这三者的关系，人性和阶级性、歌颂和暴露、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创作的原则，还有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审美观改造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讲话》精神鼓舞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士气。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利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用新内容填充进旧书的框架中，慢慢打磨成新唱词。1944年，他开始尝试新编《四岔捎书》③，希望能以此调动起群众的学习积极性。那时群众对文化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一听说让读书识字就全跑了。用老曲目改编的新作品，则让群众在娱乐的同时接受了一定的文化教育，所以这个作品产生了不错的效果。
革命文化的推广，必然会遭到封建迷信和旧文化的阻碍。当时的陕北大地迷信氛围还很浓厚，给边区政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造成了一定困难。此时陕北说书的作用就显现了出来。父亲有针对性地创作了一批作品，有力破除了迷信的黑雾，将文明的光芒带给了群众。这一批作品中，《红鞋女妖精》较有代表性。
1944年，延安县蟠龙区（现蟠龙公社）发生了“红鞋女妖精”事件。“红鞋女妖精”就是二流子和巫神勾结起来装神弄鬼骗人，他们在夜晚把羊血洒在群众的门上，胡说什么“红鞋女妖精作怪”。等群众害怕离家远避的时候，他们就趁隙抢走群众的粮食衣物，毁坏庄稼。这一事件在群众当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后来时任延安县保安科长的张仲明破获了此案。当时父亲正在延安鲁艺，贺敬之同志告诉了父亲“红鞋女妖精”的事情，并询问将之改编成作品的可能性。父亲即刻背起三弦就跑到了蟠龙区，先后走访聚财山、老庄山、榆树茆子、新窑湾、史家山5地，详细了解“红鞋女妖精”事件的始末后，将之写成作品，很受群众欢迎。
1945年4月，他又到了边区文协④，在柯仲平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边区文协说书组。当时正赶上“防旱备荒”运动，柯仲平同志建议父亲去乡下走走，试着编一个“防旱备荒”的故事。父亲走访了两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村民求雨求了整整3天，最后刮了一场大风，群众起来就把龙王的神楼子给砸了。另一个村子不靠龙王爷，村民开源节流，合理取水用水，结果那个村里庄稼长得很好。这两个村子一对比，父亲就编了个《张家庄求雨》，带回边区文协，林山同志帮他记录、整理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在解放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妇女都是男子的附属品。即使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农村仍然弥漫着“在家从父，嫁后从夫，夫丧从子”的陈腐观念，甚至还有买卖婚姻这种物化妇女的陋习，所以妇女解放是当时解放区最重要的革命任务之一。父亲另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刘巧团圆》就是反映这个题材的作品。
刘巧的事情是父亲在中央党校第六部说《张家庄求雨》时，一位同志讲给他的，当时父亲就萌生了将之改编为作品的念头，只是苦于没有第一手资料，不了解事件中各方的声音情态，也没办法把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随后父亲还是决定实地探访。他在刘巧家住了十来天，又到刘货郎家住了五六天，最后到赵老汉那儿住了一个礼拜左右。在标定了创作模板后回程创作、演出，群众听了都说：“哎，这个书要好好说了，现在这个卖女子的人就是这么个，把女子就不当个人，就当牲口卖了。”表演中农民提了很多意见，有个婆姨就说，这个书编得很“直”，好像到区政府退婚是很方便的事情。实际上政府要考虑各家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所以退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后来父亲在打磨作品时，就加了一段关于区政府的详细描述。
除了以上两个作品，父亲还有《反巫神》《二流子转变》《张玉兰参加选举会》《阎锡山要款》《血泪仇》《中国红》《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脍炙人口的作品。1946年，父亲分别在杨家岭和枣园为毛泽东、朱德等同志说书。听完父亲的说唱后，毛泽东同志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你的书说得好，群众语言丰富。”并勉励他说：“你要多多编写演唱工农兵，多多带徒弟。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帮你解决的。”1948年瓦子街大捷后，父亲又编出了《宜川大胜利》给群众说唱。所到之处，大家群情振奋，不由自主地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听书群众里也有指战员，他们就指着父亲说，“这不是一个普通说书匠，就是一名三弦战士”。 1958年，我父亲参加全国曲艺会演，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接见，他笑着对父亲说：“我在延安听过你说书，你的书说得好，今后还要好好为工农兵服务”。
开国领袖们的话时刻激励着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自学了盲文，摸平了五本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盲文本。他思之念之的就是要把陕北说书发扬光大，我高中毕业后，父亲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决定——让我学习陕北说书，当时我很不情愿，父亲就对我说：“群众非常喜爱陕北说书，不能丢，要传下去”。我说：“陕北说书是盲人的职业，都是男人的事，哪有女娃娃說书，丢死人了，我不学。”父亲说：“陕北说书是门艺术，女娃娃为甚不能说书，现在是什么年代，我就要打破它，让陕北说书走上更高的舞台。”我拧不过他，就到曲艺馆跟他学习陕北说书，和我同时学习的还有4女2男，我也成了陕北说书的第一代女书匠。在给我们传授说书技艺之余，父亲还对陕北说书进行了进一步革新，他将单人说书发展为多人说书，把坐场说书发展为走场说书，尝试增加板胡、二胡、笛子、小鼓、小钗等乐器。在父亲的细致辅导下，我慢慢喜欢上了陕北说书，并努力掌握说书的相关知识。到我们可以出师时，所到之处都很受群众欢迎。群众第一次见女说书匠，稀罕得很，还纳闷我们这些女娃娃怎么不是瞎子。
和父亲外出演出，印象最深的是在安塞。晚上演出结束，村长对我父亲说：“有一位老大娘听说你韩起祥来说书了，还有女人说书，她想看，因为腿脚不能动，没能看上，太遗憾了”。我父亲立刻说：“不怕，咱现在就到她家里，给她一个人说一场。”父亲带着我，就在炕上给她说书。老大娘听后连声说：“太好了，这是我这辈子听得最好的书，谢谢韩先生。”
其实当时我有些想不通，观众只有一个人嘛！但父亲从来不想群众有多少，只考虑有多少群众还想听，这是他的演出原则，从来不打马虎眼。有一次我们下乡演出，当时是冬天，天气很冷，风沙也大，我为了早早结束，把书中的一大段词截了，下台后，父亲就大发脾气，手指着我说：“应莲，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截词，糊弄百姓，谁让你这样做的，不管是什么环境，都要认真说书，老百姓是咱的衣食父母呀！”从那以后，不论演出环境怎么恶劣，我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没别的，就是记住了六个字，“不能糊弄百姓”。
父亲将陕北说书视为生命，他经常说，“三弦就是机关枪，书词是子弹。用它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敌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韩起祥。陕北说书不能丢，它是革命的”。他一生创编新书570多部，并在延安这块黄土地上培养出了数不清的说书艺人。如今，我接过了父亲的“枪”。
2006年，陕北说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我也成为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更加坚定了我学习陕北说书、发展陕北说书的信心。十几年来，我和同事们尝试着用多种手段发展陕北说书：创新书目、针对性教学、推动陕北说书进校园等，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16年，我有幸被选为陕西曲协主席，这是陕西广大曲艺工作者对我的认可，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要像我父亲一样，坚定不移跟党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恪尽职守、追赶超越，做一名合格的文艺人，为民族复兴，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