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一样，是宏观经济的两大永恒主题。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经济波动逐渐成为人们关切的重点，而前些年沉醉于经济增长的乐观与骄傲被遗忘。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摆脱当下经济波动的惟一手段。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这本经典著作名为“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发展”，这个区别很有意义。上个世纪中叶，以刘易斯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曾经红极一时。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目标较宽泛，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包含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和人权福利、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可是发展经济学无可避免地衰落了。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逐步解决其他问题。
　　这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不能给决策者有效的政策建议。几百年前，古典经济学已意识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资本与人力。但两者以怎样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人们一直没有概念。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产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核心框架，迄今仍被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此模型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将收敛到一条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各国发展速度将趋同，穷国最终能够赶上富国。这个模型很漂亮，却与实际情况不符。
　　后来学者意识到，该模型忽略了决定长期增长率水平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释世界各国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可是，当时的经济学家尚不知道如何来刻画技术进步这种现象。经济发展还包含经济增长以外的目标，经济学家更不知该如何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革命性的新思想被提出来，即“内生增长理论”。巴罗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套理论由模型本身来决定技术变化率，进而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这批“内生增长理论”专家认为，技术进步就是新思想的创造，不同于一般的资本的生产和投入。新思想应用于生产没有排他性，所以能自由地为任意数量的生产者所采用。这一特征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取得需要某种垄断力量，所以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竞争。
　　这套“内生增长理论”为经济增长注入巨大活力。过去的外生增长模型也被改造而重新用于研究。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次范式革命，一跃成为宏观经济学里最热门、最主流的分支。
　　面对爆发式增长的经济增长学术文献，学生和研究者都急需一本全面综述该领域现状的纲领性著作。《经济增长》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写成的。
　　在该书里，巴罗系统回顾了经典的增长模型，随后引入革命性“内生增长模型”，再逐步引入其他变量，不断拓展模型。可以说，巴罗将增长模型构建成一个基础性学术平台，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引入变量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制度、法律、文化、宗教等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巴罗对这些问题深感兴趣。他把许多因素引入模型，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法治对于增长的效果作用相当大，而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当弱。这就意味着，民主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还需通过其他方法做进一步研究。而法治的积极作用则无可置疑。因此巴罗的政策建议很明确，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必须要加强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也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
　　仔细考察巴罗引入增长模型的社会、制度、文化、宗教等因素后的研究，不难发现，大多数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些因素肯定会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但也许都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于另一个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即经济增长与经济公平的关系，巴罗和萨拉-伊-马丁虽然一开始也已提到，但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根据萨拉-伊-马丁的研究，这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问题，但几乎没有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状况。
　　经济学上一直有一种“库兹涅兹曲线”，即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公会逐渐拉大；到了一定阶段，收入分配不公又会逐渐缩小。但是“库兹涅兹曲线”只是一个猜想，在某些国家得到了验证，而在另一些国家失效，从未得到验证。巴罗似乎也是“库兹涅兹曲线”的信奉者，但是他的增长理论未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有效回答。
　　发展经济学被增长理论所取代，归根到底，是因为很多发展目标无法被精确刻画，从而不能进入理论模型进行有效计算。可往往这些目标，才是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所要追求的。
　　《经济增长（第二版）》，（美）罗伯特·J.巴罗等著，夏俊译，格致出版社2010年11月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