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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段时间，鸦片战争前后的林则徐几乎是以“孤胆英雄”的姿态出现的。外有狡诈阴险的鸦片贩子与坚船利炮的帝国主义强盗，内有琦善这样的奸臣拖累，再加上一个遇事瞻前顾后显得不怎么靠谱的道光皇帝——林大人实在是太难了！对于这样的“刻板印象”，别人姑且不论，那位道光皇帝或许是会为自己叫屈鸣冤的……
大清朝也有过一段“不差钱”的美好时光。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努力，清政府每年的赋税收入，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3200万两左右，渐增为18世纪中期的4300多万两。在农业社会里，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体现了“康乾盛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
相应的，朝廷的国库存银也水涨船高。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国库每年的白银储备都保持在6000万两以上。其最高点是乾隆四十二年，竟达8182万两，大体相当于朝廷两年的岁入。
可惜到了道光皇帝即位时，清朝国势早已由盛转衰。乾隆帝让位时（1795年），朝廷库银尚超过6900万两，而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十四年之间，平均每年库存不过2716万两左右。考虑到一场类似张格尔之乱的中等规模的战争就会耗费上千万两的战费，就可以知道这个数字的“渺小”了。更何况，这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存银数还会更低。这样一来，一旦遭遇突发事件，朝廷国库能够拿出多少钱来救急，就显得更加可疑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主要还是由于收入趋于下降而支出骤然增加。在鸦片战争之前，清代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以农立国，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所以财政收入中一直以地丁漕粮为大项。而为了保护农业生产，便不能任意加增田赋，田赋数额相对稳定，关税盐课亦有定额，其他杂税数额更少。问题在于，道光年间，由于吏治的腐败与天灾的频发，“岁入每年多有缺少”，其中尤以占财政收入最多的地丁银缺少更多。
另一方面，朝廷在道光年间的支出却呈现出“前此未有”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天灾”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1823年，清朝发生了“癸未水灾”。全国有九个省（直隶、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百多个县受灾严重。
“天灾”之外，尚有“人祸”。“河工”本就是朝廷的一项主要开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销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也在上涨。河工所需的物料要从民间采买，佣工要从民间雇佣，工价和料价都随着市场价格变动。嘉庆道光年间，一堆柴草的价格就是“旧例”的四倍。另一方面，当时朝廷的治河之臣又往往把河工看作中饱私囊的“肥缺”。早在嘉庆十六年春，就调查出“河工糜费至四千余万……而工程未尽坚固”的弊端。
面对财政上的危局，作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又有什么对策呢？在他看来，大清朝“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月深久，不是东边倒坍，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袓宗成法”在其心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守旧心态的驱使下，在财政方面朝廷所能想到的对策，“无他良法，仅数开捐例已耳”。所谓“开捐例”，就是臭名昭著的卖官鬻爵。光是道光七年，清朝政府就因为新疆张格尔叛乱的开销收捐项银750余万两。这是在饮鸩止渴。卖官鬻爵导致吏治的败坏，不但使得贪污现象愈演愈烈，还令大清朝堂之上充斥着无能的庸才。
既然无力从制度创新寻到出路，道光皇帝所能做的，也只剩下“节俭”二字。要是在中国历史上评一个最“小气”皇帝排名，道光皇帝认第二，大概也只有那位南北朝时期苦行僧一般的梁武帝萧衍可以叫板一番了。
早在即位之初，道光皇帝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声色货利谕》的节俭宣言书，表达其崇尚节俭的理想和倡导节俭的目标，颁布全国。其中开篇就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道光皇帝的回答是，我给你们省。少一份支出，百姓多受一份“阴福”，“于吏治民生，不无小补也”。
在生活上，道光皇帝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是非常突出的。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同时规定：嫔妃平时不得穿锦绣的衣服。除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
道光皇帝的节俭，说到底不过是亏待了自己，于国计民生毫无帮助。毕竟宫中有这么多人指望着“皇帝”吃饭，即便道光皇帝自己诚心实意地想要节俭，又如何对抗众多既得利益者们维护的宫廷“潜规则”呢？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堂堂大国的君主，不去设法开源兴利，富国裕民，反而仅仅计较于打补丁、减膳，难免舍本逐末之讥。民国时期的蔡东藩就嘲笑道光皇帝这种做法是“治家有余，治国不足”。更何况，即便道光皇帝真的能够通过节俭省下一些银子，又能怎么样呢？评价一个皇帝的标准不只是看其人品，更重要的是看其政绩。终道光一朝，财政窘迫日甚一日，以至以“直谏”著称的黄爵滋发出了这样的灵魂拷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府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
早在道光初年，一些敏锐的清朝大臣就已经发现，国内的白银流失与鸦片有关——虽然朝廷先后下了不少禁烟的命令。但当时白银流失的严重程度尚不足以令道光重视。只有皇帝觉得自己的钱袋子出了问题，他才会积极介入——于是就有了“弛禁派”和“严禁派”的那场著名争论。
这场争论，最终以“禁烟派”的胜利宣告结束。道光皇帝坚定了禁烟的立场，又派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南下广东主持禁烟。但他的“禁烟”出发点，恐怕仍旧难脱“财政”二字——“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洋所耗”。
林则徐到广东后，很快取得了“虎门销烟”的巨大胜利。可是，当英国的鸦片贩子发出战争叫嚣的时候，道光皇帝却认为禁烟有关之事已经过去了。在英国借口鸦片问题，调兵遣将的时候，道光认为这不过是英国在“虚声恫吓”的“无能为”的表现。因此，既没有商量有效对策，更没有做出相应的备战部署。不仅如此，囊中羞涩的清朝财政，同样并没有做好应对英军的长期战争的准备。
为什么会这样呢？英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大清统治集团，却很可能连英国在哪里都没有搞清楚。早在19世纪初期，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发动了对清朝藩属廓尔喀（今尼泊尔）的战争。而清政府却误以为，同廓尔喀交战的“披楞”只不过是邻近崛起的一个稍稍强大的小部落而已，“么么小国，何能为患”。
直到1839年，林则徐在调查鸦片走私源头时，才逐渐弄明白，孟加拉是“英吉利所属之港口”，“距英吉利本国尚有两月路程，而其来至内地，则比英夷为近”。但在当时，除林则徐之外，知道英国蚕食印度的清朝官员依然寥寥无几。至于深居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更是晚至1841年3月才从两广总督的奏报中搞清楚了加尔各答是孟加拉之内城，为英吉利屬国，“披楞在噶缠噶达（加尔各答）之西，亦为英吉利所属”。第二年4月，道光皇帝进一步在上谕中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
此时，中英已然开战许久 。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国库空虚
大清朝也有过一段“不差钱”的美好时光。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努力，清政府每年的赋税收入，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3200万两左右，渐增为18世纪中期的4300多万两。在农业社会里，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体现了“康乾盛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
相应的，朝廷的国库存银也水涨船高。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国库每年的白银储备都保持在6000万两以上。其最高点是乾隆四十二年，竟达8182万两，大体相当于朝廷两年的岁入。
可惜到了道光皇帝即位时，清朝国势早已由盛转衰。乾隆帝让位时（1795年），朝廷库银尚超过6900万两，而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十四年之间，平均每年库存不过2716万两左右。考虑到一场类似张格尔之乱的中等规模的战争就会耗费上千万两的战费，就可以知道这个数字的“渺小”了。更何况，这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存银数还会更低。这样一来，一旦遭遇突发事件，朝廷国库能够拿出多少钱来救急，就显得更加可疑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主要还是由于收入趋于下降而支出骤然增加。在鸦片战争之前，清代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以农立国，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所以财政收入中一直以地丁漕粮为大项。而为了保护农业生产，便不能任意加增田赋，田赋数额相对稳定，关税盐课亦有定额，其他杂税数额更少。问题在于，道光年间，由于吏治的腐败与天灾的频发，“岁入每年多有缺少”，其中尤以占财政收入最多的地丁银缺少更多。
另一方面，朝廷在道光年间的支出却呈现出“前此未有”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天灾”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1823年，清朝发生了“癸未水灾”。全国有九个省（直隶、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百多个县受灾严重。
“天灾”之外，尚有“人祸”。“河工”本就是朝廷的一项主要开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销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也在上涨。河工所需的物料要从民间采买，佣工要从民间雇佣，工价和料价都随着市场价格变动。嘉庆道光年间，一堆柴草的价格就是“旧例”的四倍。另一方面，当时朝廷的治河之臣又往往把河工看作中饱私囊的“肥缺”。早在嘉庆十六年春，就调查出“河工糜费至四千余万……而工程未尽坚固”的弊端。
吝啬皇帝
面对财政上的危局，作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又有什么对策呢？在他看来，大清朝“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月深久，不是东边倒坍，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袓宗成法”在其心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守旧心态的驱使下，在财政方面朝廷所能想到的对策，“无他良法，仅数开捐例已耳”。所谓“开捐例”，就是臭名昭著的卖官鬻爵。光是道光七年，清朝政府就因为新疆张格尔叛乱的开销收捐项银750余万两。这是在饮鸩止渴。卖官鬻爵导致吏治的败坏，不但使得贪污现象愈演愈烈，还令大清朝堂之上充斥着无能的庸才。
既然无力从制度创新寻到出路，道光皇帝所能做的，也只剩下“节俭”二字。要是在中国历史上评一个最“小气”皇帝排名，道光皇帝认第二，大概也只有那位南北朝时期苦行僧一般的梁武帝萧衍可以叫板一番了。
早在即位之初，道光皇帝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声色货利谕》的节俭宣言书，表达其崇尚节俭的理想和倡导节俭的目标，颁布全国。其中开篇就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道光皇帝的回答是，我给你们省。少一份支出，百姓多受一份“阴福”，“于吏治民生，不无小补也”。
在生活上，道光皇帝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是非常突出的。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同时规定：嫔妃平时不得穿锦绣的衣服。除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
道光皇帝的节俭，说到底不过是亏待了自己，于国计民生毫无帮助。毕竟宫中有这么多人指望着“皇帝”吃饭，即便道光皇帝自己诚心实意地想要节俭，又如何对抗众多既得利益者们维护的宫廷“潜规则”呢？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堂堂大国的君主，不去设法开源兴利，富国裕民，反而仅仅计较于打补丁、减膳，难免舍本逐末之讥。民国时期的蔡东藩就嘲笑道光皇帝这种做法是“治家有余，治国不足”。更何况，即便道光皇帝真的能够通过节俭省下一些银子，又能怎么样呢？评价一个皇帝的标准不只是看其人品，更重要的是看其政绩。终道光一朝，财政窘迫日甚一日，以至以“直谏”著称的黄爵滋发出了这样的灵魂拷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府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
弛禁之间
早在道光初年，一些敏锐的清朝大臣就已经发现，国内的白银流失与鸦片有关——虽然朝廷先后下了不少禁烟的命令。但当时白银流失的严重程度尚不足以令道光重视。只有皇帝觉得自己的钱袋子出了问题，他才会积极介入——于是就有了“弛禁派”和“严禁派”的那场著名争论。
这场争论，最终以“禁烟派”的胜利宣告结束。道光皇帝坚定了禁烟的立场，又派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南下广东主持禁烟。但他的“禁烟”出发点，恐怕仍旧难脱“财政”二字——“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洋所耗”。
林则徐到广东后，很快取得了“虎门销烟”的巨大胜利。可是，当英国的鸦片贩子发出战争叫嚣的时候，道光皇帝却认为禁烟有关之事已经过去了。在英国借口鸦片问题，调兵遣将的时候，道光认为这不过是英国在“虚声恫吓”的“无能为”的表现。因此，既没有商量有效对策，更没有做出相应的备战部署。不仅如此，囊中羞涩的清朝财政，同样并没有做好应对英军的长期战争的准备。
为什么会这样呢？英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大清统治集团，却很可能连英国在哪里都没有搞清楚。早在19世纪初期，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发动了对清朝藩属廓尔喀（今尼泊尔）的战争。而清政府却误以为，同廓尔喀交战的“披楞”只不过是邻近崛起的一个稍稍强大的小部落而已，“么么小国，何能为患”。
直到1839年，林则徐在调查鸦片走私源头时，才逐渐弄明白，孟加拉是“英吉利所属之港口”，“距英吉利本国尚有两月路程，而其来至内地，则比英夷为近”。但在当时，除林则徐之外，知道英国蚕食印度的清朝官员依然寥寥无几。至于深居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更是晚至1841年3月才从两广总督的奏报中搞清楚了加尔各答是孟加拉之内城，为英吉利屬国，“披楞在噶缠噶达（加尔各答）之西，亦为英吉利所属”。第二年4月，道光皇帝进一步在上谕中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
此时，中英已然开战许久 。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