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脑筋”是我们老家的土话，主要是形容一个人脑子不开窍、认死理、一根筋、不合时宜、一条路走到黑。
　　说父亲是“死脑筋”，可不是乡亲们的评价。在我们老家十里八村，父亲生前也算是走得起路、说得响话的人。
　　父亲出身贫寒，爷爷28岁就去世了，是奶奶含辛茹苦独自把父亲几姊妹拉扯成人。父亲作为长子，很小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讨米逃荒、当长工苦力什么都干过。爷爷在时，家境尚可，父亲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辍了学，但他天资聪颖，靠自学上进，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在我们老家也算得上是个“文化人”。正因为有点文化，加上苦大仇深，所以一解放，父亲就参加农会，组建供销社，自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吃国家粮的人，在当年农村人心里，都算得上是个“人物”。父亲不摆谱，肯帮忙助人，邻里乡亲都很尊重他，只要路过，都会喊着进屋喝杯热茶、唠叨几句家常。
　　说父亲是“死脑筋”，主要是母亲和家里的一些亲戚。刚开始我还不明白，慢慢长大了，才逐渐懂得说父亲是“死脑筋”的缘故，有时也会跟着母亲和家里人掺和几句。
　　父亲当了一辈子基层供销社分社经理，职务几十年没变过，许多在他手下参加工作的人，后来大都成为他的领导。可我们从未听他讲过牢骚话，什么时候都把公事看得比家事重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得上回家，家里的事几乎都甩给了母亲。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的背影。每年春节，全家人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他回来，可他总是吃罢团年饭，大年初一就往单位上赶，说是要值班，让其他同志回去过年。为这事，母亲和哥哥姐姐们没少和他急。
　　那时，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在乡下劳动生活，既当爹又当妈，大事小事、粗活细活、里里外外都靠母亲一把手，累得连喘息的时候都没有。家里没有一个大男人，就没有正劳力，挣的工分养不活自家人，常被队上的人瞧不起，有时还难免受欺负。母亲常常责怪父亲：就你一个“死脑筋”，单位少了你这个“屠夫”就会吃“混毛猪”？你这么积极，也没积极出个名堂，年年“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甚至连个党都入不了。听了母亲的责怪，父亲总是要给我们讲一通大道理、上一堂政治课：我一个放牛娃、地主家长工出身，能够吃上国家粮、当上国家干部，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一切，我不努力工作，只想自己的事情，就是忘本，就是忘恩。至于提到一辈子入不了党的事情，父亲总是一声叹息，表露出无比遗憾。他写了几十年申请书，但政审总是通不过。因为当年他被人约出去吃了一碗面，疑似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但他从未埋怨过组织，只是责怪自己糊涂，被人蒙哄欺骗。
　　乡供销社下属的一个分社经理，真算不上一个官，但在物资极端紧缺的计划经济年代，也掌管着许多大家都想要的生产生活物资，父亲的一个招呼、一张“条子”也还是能解决不少困难。可父亲就是不开窍，“六亲不认”，从没见他给家里和亲戚朋友开过“后门”，也从未利用自己的“面子”，求人给家里办过事。
　　父母在世时，一家人相聚讲得最多的，就是饿肚子的事。大哥讲吃不饱饭，从学校回家里，腿没有劲走不动被父亲碰上抱头痛哭；小哥讲，他成天守在粮库周围，一粒粒抠捡那些陷进泥沙的谷粒；大姐姐小姐姐则讲起寒冬腊月挖湖藕、捞野菱角，到野地觅洋姜、鸡窝豆的事；母亲则会讲起找一些亲戚朋友借粮食屡屡碰壁的辛酸。一家人说到这些，最后矛头都自然指向了父亲。母亲说，要怪只怪你父亲这个“死脑筋”没得用，人家当个干部家里大柜小柜尽是粮食，就我们家吃上顿愁下顿，也不晓得求领导要点粮食指标。受到指责，父亲也不会多做辩白，只说当时大家都饿肚子，我当干部的也不能搞特殊化，只能从自己牙缝里节省点接济家里。确实，在最困难的年代里，父亲把他27斤的粮食定量每月省出10斤粮票、45元的工资每月省出20元按时送给家里。有次父亲回来，看着我们几个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心痛得眼泪直流，转头就跑出去了。母亲以为他去找领导反映，要粮食指标去了。等了半天，父亲提了半袋粮食回来，原来是他把自己唯一的财产——一部自行车卖了，在黑市上换回了高价粮，从此父亲再没有骑过自行车。
　　父亲的“死脑筋”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子女安排上。和父亲差不多的同事，大都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安排一两个孩子吃上国家粮、参加工作。跳农门可是当时我们兄弟姊妹朝思暮想的事。只要父亲回到家里，母亲都会拿实例说话，叫父亲在孩子的问题上就不要“死脑筋”了，要向别人学习，给孩子找个“铁饭碗”。小姐姐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自小身体不好，给别人修房子时又伤残腿，在农村干不了重活，一家人都向父亲要求，替小姐姐在单位上找个工作。可父亲就是不答应。他所在的单位要招一名职工，只要父亲稍动点脑子，这个机会给小姐姐是做得到的。小姐姐哭著喊着求了父亲好几天，父亲丝毫不为所动，最后由大队党支部推荐，招工指标给了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穷孩子。为这事，小姐姐还和父亲闹过一段别扭。后来小姐姐出嫁，嫁妆很丰厚，也可能是父亲在特意弥补。事过很久后，我们问父亲，当时那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给小姐姐？父亲无可奈何的回了句：我在单位大小是个头，大家都看着我的，我怎么好意思为自己家谋好处？
　　父亲不仅不让我们孩子沾他的光，对我们孩子的要求更是特别的严格，经常教导我们的话就是要爱学习、爱劳动、爱集体、爱党爱国，尤其是不能染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坏脾气。小哥小时候比较顽皮，有一次偷了生产队犁田的铁罐头做成游戏的铁波，被父亲发现后，不仅当场要小哥给队里送去，从来不打孩子的他，把小哥打得皮开肉绽。直到如今小哥60多岁了，还记忆深刻，就是那顿饱打，让他长了记性，从此不敢恶作剧了。
　　父亲虽然对我们孩子严得很难让人理解接受，但在培养我们孩子读书上是舍得花钱的。当时大队干部对我们家孩子都读书、劳力少、年年超支有意见，要求减少学生增加劳力，但父亲硬是不肯，省吃俭用，全力支持我们上学。我们知道，靠父亲“跳农门”是跳不出的，读书都很发奋，后来凭当兵、凭考学、凭在农村摸爬滚打，都离开了农村，当上了国家公务员。小姐姐也因为嫁得巧，后来也招工进城了。家里人常开玩笑，我们的今天都是父亲的“死脑筋”逼出来的。
　　听母亲讲，父亲的“死脑筋”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贯的。刚解放时，父亲是农会的大管家，农会没收了地主老财很多财物，其中有许多金银首饰，就放在我们家里，当时也没有什么登记手续，母亲看上了一个小发簪，就跟父亲讲能不能留下来，被父亲好生一顿批评教训，再也不敢奢望了。好在父亲后来由供给制（用生活物资作为工资）改为货币工资后，给母亲买了一对银手镯，才了了母亲的心结，一直到老母亲说起这事脸上都是满满的幸福，夸父亲虽然是个“死脑筋”，但还是有情有义。刚参加工作时，父亲是背着一个布包袱离家的，30年后退休时，他一根扁担、一头角箱、一头棉被挑回来所有家当，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父亲见着母亲和我们，说了句，“我是空手回来的。”这次母亲再也没有调侃父亲了，只说：“回来就好，这下就可以安安心心呆在家里了。”
　　每次回家看望父母亲，父亲总要给我们念念“紧箍咒”，讲讲他的“死脑筋”。看着我们兄弟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担心。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说别看他一辈子没有大出息，但一辈子守本分，吃得香、睡得稳、行得正、结局好，好多人都羡慕他，不像有的人上得也快、跌得也惨。“当官就莫想着发财，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要是想发财也不是没有机会，但真要发了财也就没今天了。”我们知道，父亲讲他自己，实际上也是在给我们敲警钟，希望我们也像他那样老老实实做人做事，传承他的传统，不要摔跤子、让门庭蒙羞。
　　父亲离开我们20多年了。往事并非如烟。随着年岁阅历的增加，我们越来越懂得感激父亲。过去显得过于严苛、不谙人情世故的父亲，如今在我们心目中变得越来越可敬、越来越可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