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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西安，从小就听人说“陕西十八怪”，什么“房子半边盖，面条像裤带，吃饭蹲在门外面”等等。自己生活于其中，并没觉得特别“怪”。年长后，走的地方多了，才知道似乎每处都有那么几“怪”。想想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风俗迥异，本不足为奇。但陕西的房子半边盖一直是我心中的景象，每到一处都注意房子的结构，后来看到那套“中国民居”的邮票，才知道还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建筑式样。这种因地而异的建筑(还有服装、风俗习惯等)当然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是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经验。如果说它的形成过程是历史，而形成结果是文化的话，那么，历史、文化的基础就是风土。
这里所说的风土，当然包括天气、地质、地形、景观等自然环境，但在《风土》里不是讨论环境怎样决定人的存在这一问题，而是认为人类总或多或少地背负着“过去”，这种过去又是特殊的“风土的过去”。即历史是风土的历史，风土也是历史的风土。风土不光是指外界自然，而且包括独自的生活习惯和建筑式样等。这也就是说，既有“自然的风土”，又有“人文的风土”。
《风土》这本书讨论的正是这种“人文的风土”，即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的相互关联的问题。
文化不同于文明，它扎根于该民族固有的本质特性之中，也就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所经营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或传统观念。无论历史怎样变迁，生活怎样变化，它都依旧存在。这种文化的创造与外界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越往古代上溯，人类受外界自然的支配程度就越大。这样，考察文化中最基础的部分便往往需要追溯到该民族的历史之始，而人类历史愈在初期愈受自然左右，其民族文化的特征也必然愈受所居住的土地的制约。风土，由于是人类为抵御外界自然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及民族精神的烙印，因此也必然成为人类自我了解的一个契机。作者和哲郎在本书中把风土分作三种类型：季风、沙漠和牧场，欲借此探求人类存在的不同形态。
第一种季风地带，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而最能反映其特色的是“南洋”(东南亚)。由于夏季的西南季风同时带来热带的酷暑和潮湿，使季风地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要求人们不得不忍耐这种自然的淫威；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享受到自然的丰富惠泽。这样便形成了人们丰富而细腻的感受性和忍辱负重的双重性格。第二种沙漠地带指阿拉伯、非洲、蒙古等地，严格地说是指缺少雨水的广漠不毛之地。那里气候干燥，缺少生机，一片荒凉。所以要求人们必须团结一致、绝对服从命令，并不断地与其他部族相争，才能获得本来就匮乏的自然资源。于是,这里的部族首领被奉为神，人们养成了服从、好战，且又讲实际、意志坚强的性格。第三种牧场地带指的是欧洲。南欧明朗，北欧阴郁，但都是夏季干燥冬季湿润。这种气候阻止了野草的肆意繁衍，使自然变得温顺而有条理。所以，人们既不必像季风地带的人那样忍耐、屈服于自然，也无需像沙漠地带人那样畏惧自然。在这种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下人才会得到解放,产生出合理主义精神，才会萌发出自由的观念以及哲学和科学的思想。
作者通过对上述三种风土类型的考察，进而分析了各个地区的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特征，为我们展示了其理论框架的深度和广度，他指出：“世界史必须给不同风土的各国人民留出他们各自的位置。”这一观点，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属于季风地带，但它不同于南洋那种单一的气候下所导致的文化上的匮乏，也不像印度人那样容易感情充溢却又缺乏历史的眼光。中国人注重血缘关系，对历史特别执著和固守。著者在昭和初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三年两次去过中国)目睹的正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不依靠国家机构而自活的、不轻易流露情感的中国人形象。他认为这是由于“茫漠的大陆”上那难以忍受的“空漠的单调”所导致的。
比如我们中国人眼里那气势磅礴的大自然风光，在著者看来却是一幅单调的、无变化的、空洞的构图。他举长江为例，说其宽广甚至比日本的“海”的概念都大，以至于人们无法体会并把握之，感到的只是同一局部的无息不止的重复而已。著者的言下之意显然是要说日本的山河小巧玲珑、富于变化，并欲以此为尺度来衡量中国以凸显出两者的差异。
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固然可以找出不少材料加以反驳。著者笔下的这种中国印象，反映了其所处的时代的制约以及所观察的范围的局限。当时的中国正值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蚕食下的半殖民地之状况，著者仅仅通过对某一局部的短短一瞥，便从民族特性扩展到文化艺术上，其中的直观飞跃不免显得过于唐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著者也正是凭其新鲜的体验和敏锐的直觉发现了中国人“不甘服从、不愿受约束、不依靠政府”的精神特性，并对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孙中山追求革命锲而不舍的举止予以极大的赞赏。加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敬佩，不也都是一种直观的反映吗?
有关中国这一部分，最初是以《中国人的特性》为题发表在昭和四年（一九二九）的《思想》杂志上的，本书成于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昭和十九年五月著者对此部分做了大幅度修改，如本书前言里所交待的那样，“初稿完成时正值’左’倾思想盛行之际，故多有批驳其思想理论之成分，此次修订时这部分予以删除，改写成纯粹的风土考察”。
因为著者视风土为决定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成分，属于季风地带的中国按说应该是最忍辱负重的，不会发生像俄国革命那样的巨大变革。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发生使著者不得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对此部分又做了若干修改，并加上了著者在香港地区的一些见闻，但其基本观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这两易其稿一方面说明对中国部分的把握含有不少因时而异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要想全面把握中国人的特色的确是相当困难的。
《风土》出版后不久，同时代的哲学家安倍能成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学术步骤上的缺陷：“立论的材料取决于主观，即使其判断臻于准确，亦难免带有主观的局限性。”特别是对风土学本身尚未进行细致的研究便从文学上、哲学上展开议论的跳跃思维是其方法论上的一个缺陷。我想这一批评用在其描写中国的部分上尤为贴切吧。
从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此书无疑是一部研究日本文化的杰出之作。无论是观察分析哪一种风土类型，著者脑海里始终未离开日本这一比较的坐标。对于同属季风地带的日本，他举出夏有暴雨和冬有大雪这两大特征来区别于其他地方，再加上台风所具的那种“季节性、突发性”，更给日本人身上打下了双重烙印,即在沉静的过程当中时刻蕴含着某种突变的可能性，因而感情总是处于一种激活状态,且反应敏锐。其结果是易导致精神疲劳,难以持之以恒。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所具有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日本人精神修炼的目标。也就是说，除了季风地带所共同具有的感受性强、忍辱负重的特性外，尚有日本人独特的双重性格:沉静而富于激情、好战而趋于恬淡。在沉静中会迸发出激情；在勇于战斗中会突然达到一种谛观的境界。犹如樱花一般开得突然而热烈，落得悄然而彻底。
著者认为产生这种国民性的基础就是具有空间的、相承关系的“家”这一基本单位，他自己亦对日本的房屋结构有过细致入微的分析，并对传统的房屋建筑格外钟情，后来还身体力行，在东京盖房时，先置下一块地皮，然后特意从百里外的乡下移植过来一户老式民屋作为骨架，觉得这样才舒适大方。他说：如同沙漠人的关系体现为“部族”、牧场人的关系表现为“城堡”这一基本单位一样，日本人古往今来都有一个区别于“外部”的“内部世界”，这就是家。基于这一内部世界的情爱，可享受亲密无隙的结合之同时，又可以为了“家的名誉”轻而易举地去献身舍己。这也正是日本人情死和自杀多发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对“家”的制度的描述会导致一种对以“家”为中心的国家观的肯定态度，就是说全体日本国民共为一个大家庭，当然要听从家长(即天皇)的指示和教诲。而这样必然会有利于集权主义的增殖。因此，此书一经出版，就曾被唯物主义思想家户坂润批判为拥护天皇制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理论基础。从全书流溢着的那种赞美神国日本的爱国情结上，我们也不难看出著者的这一立场，而对这一点正是需要读者加以甄别的。
《风土》在一九三五年出版后，反响巨大，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作。其后，为了追求体系上的更加完整，和哲郎在《伦理学》一书中又加上了对俄罗斯文化和美国文化的风土性考察。但因著者没有亲访过这两地，较之前三种类型的观察和分析不免略显逊色。
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和哲郎也难免对欧洲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但他没有忘记从东方看西方的重要性，同时也对西方的尺度做过一定的批判。因为当时黑格尔的那种只认同单一的欧洲形式的文明发展史观是占主流地位的，而和哲郎对东方文明的阐述和分析则展示了另一种文明史观，这一点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追索著者的思想脉络，即从尼采研究出发经过对日本文化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又再次亲临西方哲学的大本营，试图从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和日本。他的《伦理学》等著作不同于西方哲学家的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论述，而是围绕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展开。《风土》所论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始终是想塑造出一种处于“人世间”的、与自然相对独立的自由的人，这就使得后人把他视为近代日本所孕育出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因其所强调的多元化的文明史观，又被推奉为“世界主义者”。但这实际上忽略了他思想上重要的一点：即他是主张人类应该回归到其所属的历史·文化·社会的空间去的，而这必然反映在地理空间上的一种对故土的回归。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思想愈加绝对化的同时，著者必然要对东方文化加以强调，以示东西方文化的同等性。这一动力之一便是来源于他自身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进而也就成了他维护“万世一系”天皇制的一个归结。
当然，我们通过此书可以看到著者对文化的感受之敏锐、所涉题材之广泛的一面。正如前人所评论：“他那敏锐的触角直捣问题的核心，然后又展开其脉络，执著而愉快地探求之。”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他排除了一切有可能阻碍学术研究的因素，朝着自己的目标锲而不舍，奋勇直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梅原猛评价说：日本哲学家中，西田几多郎是那种在心灵深处打开一条思辨的小径，并沿此一生深挖下去的“真理的矿工”；而和哲郎则是在纵览多种文化现象后能够将自己的感受系统地叙述出来的“知识的猎人”。
此书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被译成英文，近年亦有德文版的出版，可见其影响经久不衰。而此次中文版的翻译我希望不仅可为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人如何看世界、如何看中国提供直接的材料，而且亦希望读者把此书当成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世界的一面镜子。
(《风土》，和哲郎著，陈力卫译，收入商务印书馆“日本学术文库”，二○○六年九月版)
这里所说的风土，当然包括天气、地质、地形、景观等自然环境，但在《风土》里不是讨论环境怎样决定人的存在这一问题，而是认为人类总或多或少地背负着“过去”，这种过去又是特殊的“风土的过去”。即历史是风土的历史，风土也是历史的风土。风土不光是指外界自然，而且包括独自的生活习惯和建筑式样等。这也就是说，既有“自然的风土”，又有“人文的风土”。
《风土》这本书讨论的正是这种“人文的风土”，即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的相互关联的问题。
文化不同于文明，它扎根于该民族固有的本质特性之中，也就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所经营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或传统观念。无论历史怎样变迁，生活怎样变化，它都依旧存在。这种文化的创造与外界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越往古代上溯，人类受外界自然的支配程度就越大。这样，考察文化中最基础的部分便往往需要追溯到该民族的历史之始，而人类历史愈在初期愈受自然左右，其民族文化的特征也必然愈受所居住的土地的制约。风土，由于是人类为抵御外界自然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及民族精神的烙印，因此也必然成为人类自我了解的一个契机。作者和哲郎在本书中把风土分作三种类型：季风、沙漠和牧场，欲借此探求人类存在的不同形态。
第一种季风地带，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而最能反映其特色的是“南洋”(东南亚)。由于夏季的西南季风同时带来热带的酷暑和潮湿，使季风地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要求人们不得不忍耐这种自然的淫威；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享受到自然的丰富惠泽。这样便形成了人们丰富而细腻的感受性和忍辱负重的双重性格。第二种沙漠地带指阿拉伯、非洲、蒙古等地，严格地说是指缺少雨水的广漠不毛之地。那里气候干燥，缺少生机，一片荒凉。所以要求人们必须团结一致、绝对服从命令，并不断地与其他部族相争，才能获得本来就匮乏的自然资源。于是,这里的部族首领被奉为神，人们养成了服从、好战，且又讲实际、意志坚强的性格。第三种牧场地带指的是欧洲。南欧明朗，北欧阴郁，但都是夏季干燥冬季湿润。这种气候阻止了野草的肆意繁衍，使自然变得温顺而有条理。所以，人们既不必像季风地带的人那样忍耐、屈服于自然，也无需像沙漠地带人那样畏惧自然。在这种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下人才会得到解放,产生出合理主义精神，才会萌发出自由的观念以及哲学和科学的思想。
作者通过对上述三种风土类型的考察，进而分析了各个地区的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特征，为我们展示了其理论框架的深度和广度，他指出：“世界史必须给不同风土的各国人民留出他们各自的位置。”这一观点，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属于季风地带，但它不同于南洋那种单一的气候下所导致的文化上的匮乏，也不像印度人那样容易感情充溢却又缺乏历史的眼光。中国人注重血缘关系，对历史特别执著和固守。著者在昭和初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三年两次去过中国)目睹的正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不依靠国家机构而自活的、不轻易流露情感的中国人形象。他认为这是由于“茫漠的大陆”上那难以忍受的“空漠的单调”所导致的。
比如我们中国人眼里那气势磅礴的大自然风光，在著者看来却是一幅单调的、无变化的、空洞的构图。他举长江为例，说其宽广甚至比日本的“海”的概念都大，以至于人们无法体会并把握之，感到的只是同一局部的无息不止的重复而已。著者的言下之意显然是要说日本的山河小巧玲珑、富于变化，并欲以此为尺度来衡量中国以凸显出两者的差异。
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固然可以找出不少材料加以反驳。著者笔下的这种中国印象，反映了其所处的时代的制约以及所观察的范围的局限。当时的中国正值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蚕食下的半殖民地之状况，著者仅仅通过对某一局部的短短一瞥，便从民族特性扩展到文化艺术上，其中的直观飞跃不免显得过于唐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著者也正是凭其新鲜的体验和敏锐的直觉发现了中国人“不甘服从、不愿受约束、不依靠政府”的精神特性，并对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孙中山追求革命锲而不舍的举止予以极大的赞赏。加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敬佩，不也都是一种直观的反映吗?
有关中国这一部分，最初是以《中国人的特性》为题发表在昭和四年（一九二九）的《思想》杂志上的，本书成于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昭和十九年五月著者对此部分做了大幅度修改，如本书前言里所交待的那样，“初稿完成时正值’左’倾思想盛行之际，故多有批驳其思想理论之成分，此次修订时这部分予以删除，改写成纯粹的风土考察”。
因为著者视风土为决定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成分，属于季风地带的中国按说应该是最忍辱负重的，不会发生像俄国革命那样的巨大变革。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发生使著者不得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对此部分又做了若干修改，并加上了著者在香港地区的一些见闻，但其基本观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这两易其稿一方面说明对中国部分的把握含有不少因时而异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要想全面把握中国人的特色的确是相当困难的。
《风土》出版后不久，同时代的哲学家安倍能成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学术步骤上的缺陷：“立论的材料取决于主观，即使其判断臻于准确，亦难免带有主观的局限性。”特别是对风土学本身尚未进行细致的研究便从文学上、哲学上展开议论的跳跃思维是其方法论上的一个缺陷。我想这一批评用在其描写中国的部分上尤为贴切吧。
从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此书无疑是一部研究日本文化的杰出之作。无论是观察分析哪一种风土类型，著者脑海里始终未离开日本这一比较的坐标。对于同属季风地带的日本，他举出夏有暴雨和冬有大雪这两大特征来区别于其他地方，再加上台风所具的那种“季节性、突发性”，更给日本人身上打下了双重烙印,即在沉静的过程当中时刻蕴含着某种突变的可能性，因而感情总是处于一种激活状态,且反应敏锐。其结果是易导致精神疲劳,难以持之以恒。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所具有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日本人精神修炼的目标。也就是说，除了季风地带所共同具有的感受性强、忍辱负重的特性外，尚有日本人独特的双重性格:沉静而富于激情、好战而趋于恬淡。在沉静中会迸发出激情；在勇于战斗中会突然达到一种谛观的境界。犹如樱花一般开得突然而热烈，落得悄然而彻底。
著者认为产生这种国民性的基础就是具有空间的、相承关系的“家”这一基本单位，他自己亦对日本的房屋结构有过细致入微的分析，并对传统的房屋建筑格外钟情，后来还身体力行，在东京盖房时，先置下一块地皮，然后特意从百里外的乡下移植过来一户老式民屋作为骨架，觉得这样才舒适大方。他说：如同沙漠人的关系体现为“部族”、牧场人的关系表现为“城堡”这一基本单位一样，日本人古往今来都有一个区别于“外部”的“内部世界”，这就是家。基于这一内部世界的情爱，可享受亲密无隙的结合之同时，又可以为了“家的名誉”轻而易举地去献身舍己。这也正是日本人情死和自杀多发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对“家”的制度的描述会导致一种对以“家”为中心的国家观的肯定态度，就是说全体日本国民共为一个大家庭，当然要听从家长(即天皇)的指示和教诲。而这样必然会有利于集权主义的增殖。因此，此书一经出版，就曾被唯物主义思想家户坂润批判为拥护天皇制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理论基础。从全书流溢着的那种赞美神国日本的爱国情结上，我们也不难看出著者的这一立场，而对这一点正是需要读者加以甄别的。
《风土》在一九三五年出版后，反响巨大，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作。其后，为了追求体系上的更加完整，和哲郎在《伦理学》一书中又加上了对俄罗斯文化和美国文化的风土性考察。但因著者没有亲访过这两地，较之前三种类型的观察和分析不免略显逊色。
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和哲郎也难免对欧洲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但他没有忘记从东方看西方的重要性，同时也对西方的尺度做过一定的批判。因为当时黑格尔的那种只认同单一的欧洲形式的文明发展史观是占主流地位的，而和哲郎对东方文明的阐述和分析则展示了另一种文明史观，这一点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追索著者的思想脉络，即从尼采研究出发经过对日本文化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又再次亲临西方哲学的大本营，试图从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和日本。他的《伦理学》等著作不同于西方哲学家的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论述，而是围绕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展开。《风土》所论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始终是想塑造出一种处于“人世间”的、与自然相对独立的自由的人，这就使得后人把他视为近代日本所孕育出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因其所强调的多元化的文明史观，又被推奉为“世界主义者”。但这实际上忽略了他思想上重要的一点：即他是主张人类应该回归到其所属的历史·文化·社会的空间去的，而这必然反映在地理空间上的一种对故土的回归。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思想愈加绝对化的同时，著者必然要对东方文化加以强调，以示东西方文化的同等性。这一动力之一便是来源于他自身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进而也就成了他维护“万世一系”天皇制的一个归结。
当然，我们通过此书可以看到著者对文化的感受之敏锐、所涉题材之广泛的一面。正如前人所评论：“他那敏锐的触角直捣问题的核心，然后又展开其脉络，执著而愉快地探求之。”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他排除了一切有可能阻碍学术研究的因素，朝着自己的目标锲而不舍，奋勇直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梅原猛评价说：日本哲学家中，西田几多郎是那种在心灵深处打开一条思辨的小径，并沿此一生深挖下去的“真理的矿工”；而和哲郎则是在纵览多种文化现象后能够将自己的感受系统地叙述出来的“知识的猎人”。
此书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被译成英文，近年亦有德文版的出版，可见其影响经久不衰。而此次中文版的翻译我希望不仅可为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人如何看世界、如何看中国提供直接的材料，而且亦希望读者把此书当成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世界的一面镜子。
(《风土》，和哲郎著，陈力卫译，收入商务印书馆“日本学术文库”，二○○六年九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