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保罗·奥斯特的新作，《隐者》承袭了作者一向对文本结构的大胆实验，以“书中书”的形式，探索真相与记忆，过往与当下，我者与他者的模糊界限，并于悬疑味浓重的层层推理中，构建文字上的叙事迷宫，令人在掩卷之后，回味无穷。
　　《隐者》的结构颇别致。行将就木的老人沃克，将四十年前发生的一桩包含着爱与欲、复仇与赎罪的事儿，以文字形式陆续寄给了作家好友，也就是书中的“我”。《隐者》共四章，前三章分别以“春”“夏”“秋”标题对应沃克的叙事，到第三章开头，沃克病逝，只留下“秋”的大纲，于是由“我”加以润饰和完善。在第四章中，“我”与沃克的姐姐格温和闺友塞西尔一起，逐步加工并修正沃克的前三章记述。最后，“我”将四章中的各色人等改名换姓之后，整理成《隐者》出版。
　　“春”“夏”“秋”虽然皆是沃克自述，但风格有很大不同。“春”使用了第一人称“我”贯通全篇，沃克身经目击波恩施于黑人男孩并致其死亡的暴力行为，对自己在罪恶面前的踌躇与软弱充满内疚。这一部分主人公与事件保持着最亲密的接触，现场感十足，体验深沉而强烈，叙事激荡而颇有点夸张，就刑事诉讼的角度而言，其目击证人的证词未必全可采信。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秋”，这是沃克病逝前争分夺秒草就的大纲，时间已经不容许他倾尽心力，因此用第三人称“他”来叙述其奔赴巴黎复仇的经历，语气简洁冲淡，人物与事件保持着四十年的距离，评价客观而不失公允，只是这一大纲经作家“我”整理成章，尽管“我”保证“每个词都是沃克自己写的”，但其可信度仍然是个问号。
　　不偏不倚的，倒是“夏”。这一部分讲述沃克延宕于纽约与姐姐格温乱伦并引出童年不堪记忆的家庭悲剧。“乱伦”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虽然作为文学题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并非禁忌，但作家处理起来未必就真能随心所欲。保罗·奥斯特的写法显然十分高明，他借作家“我”的口吻就沃克的创作瓶颈如是说：“或许他距他的主题太近了，或许素材太令人痛苦，太私人，以至于他无法用第一人称恰如其分地客观书写它。”沃克如果用第一人称，那么毫无疑问会“压抑自己”，就“无法找到所要寻找的东西”，而最好的办法是，叙事者把自己“从自己身上分开，后退一步，在我和我的主题之间雕刻出一块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夏”创造性地使用了“你”，一个危险的因而在整个文学创作史上极少使用的人称，来书写这部分的内容。为何称其危险呢？因为“你”很容易使作家滑入拖泥带水且又自怜自哀的滥情主义，并使整个文本带上虚伪矫饰的面孔。然而在“夏”中，“你”却造成了某种平衡，既拉开了“我”的现场直击，使得整场乱伦大戏滑而不腻，又没有“他”的那种旁观者的事不关己，主人公对亲身亲历的事件始终持有入情的思考和省视。因此，这场禁忌之恋不仅不“粗鄙和丑陋”，反而显得温柔和美丽。主人公找到了“所要寻找的东西”，我们呢，在情感上接受了它，而作家亦藉此规避了潜在的道德审判，真可谓一箭三雕。
　　有趣的是，第四章中，姐姐格温否决了沃克的这段叙述。格温的否决当然可以理解，毕竟乱伦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无论是否真伪，经由它，我们可以建立起沃克的负疚与忏悔，当下与过往，躁动不堪的青春岁月与垂垂老矣的“隐者”生活之间的联系，这才是“夏”之文本的用意所在。而读者也会发现，很多时候真相与记忆的边缘是模糊不定的，在“真”与“假”之间尚有一个灰色地带，我们所能做的和所应做的，并非勘探甄别，而在于细细体会这一无与伦比的叙事空间。
　　只是，《隐者》的叙事结构有其局限性。奥斯特更倾向于把结构视为文本游戏的一个策略，而其余东西，则作为结构的附属品被架空了。“春”“夏”“秋”发生在1967年，地点是纽约和巴黎，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明白彼时彼地意味着什么——越战、嬉皮士、种族骚乱，而一年后震动西方的学运也在酝酿之中，但这些东西在《隐者》中几乎没有反映。也许奥斯特的故意规避在于放大沃克的内心失落和孤独，但在我看来这反而突出了“小我”的那点青春期“屁事儿”，不见多少分量。不难想见，时空只是《隐者》叙事迷宫中的一环，缺乏与人物和事件的必然联系。而形式大于内容的写法，终究是教人稍觉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