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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依靠国家的力量编纂图书，无论是在人力，还是在物力上，都占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历来为私家修书所不及。宋朝初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国家财力大增，而图书的收集、整理、著录，使国家图书更加繁富。这些都为封建国家编纂图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封建皇帝也十分重视图书事业的发展，不仅多次诏集天下文人纂修图书，而且在修书的过程中，亲临视察，面授方针大计。至于“御赐”书名之事，更是屡见不鲜。因此，宋代成为继唐代之后国家图书编纂事业取得突出成就的朝代。
宋初由封建国家编纂的图书，以规模大、卷帙多、内容丰富而著称。这主要表现在丛书、类书、总集类图书的编纂。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始编的《北宋官版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大型官修佛教典籍丛书①。它从开编、刊刻到出齐，历时13年。全书共计5048卷，收书1076部，分为480帙②，主要依据唐《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编定。宋真宗时，命王钦若等在开封的太清宫编辑《祥符宝文统录》这部道藏丛书。祥符九年(1061年)书成，凡三洞四辅4359卷③，同样是一部浩大的宗教典籍。宋徽宗时，进一步搜求道家遗书，命道士刘远道校定道书，在《祥符宝文统录》的基础上，又增至5387卷，并改名《万寿道藏》。宋代以封建国家的力量编纂的几部佛、道丛书既是对中国古代佛、道思想的总结，也收集和保存了与之直接或间接联系着的各类学术著作。后来民间所编辑刊刻的佛、道藏经都是此基础上进行的。
宋代由封建国家编纂的大部头类书主要有两部：一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7—983年)李日方、扈蒙等人编辑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太平御览》1000卷。一是宋真宗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六年(1005—1013年)，由王钦若、杨亿等人编辑的政事历史方面的专门性类书《册府元龟》1000卷。这两部类书，在编纂规模、卷帙数量、类目编排，以及收书范围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
现将宋代及前代的主要官修类书列表比较如下：
上表反映了宋代官修类书规模庞大、卷帙众多、类目细致、内容丰富。其中《册府元龟》的编纂，又充分体现了宋代官修类书从内容到体例上的变化。
宋以前的类书，如《皇览》、《修文殿御览》，以及宋代的《太平御览》等，都是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这些类书大都是以部统目，分门别类的排比事类。另有一些为适应科举考试或应用的类书，如《艺文类聚》等，是以词章、名篇为主，事、文相兼的类书⑦。
而《册府元龟》则与之不同，它辑录了自上古至五代历朝君臣的事迹，所取材料以正史为主，兼及经书、子书，“异端小说咸所不取”⑧。从编排体例上看，它把十七史中历朝的事类和人物分门编次，从帝王、闰位部至总录、外臣部共分成31部，又析为1116门。每部都有总序，详述本部事迹的沿革，等于一篇小史，文字多则数千，少则数百。每门又各有小序，是该门的理论和历史的概述，从几十字到几百字不等⑨。据载：“初撰篇序，诸儒皆作。帝以体例不一，祥符元年(1008年)二月丙午，遂择李维等六人撰讫，付杨亿窜定。”⑩由于大、小序由杨亿一人总成，因此体例一致，取舍严谨，“援据经、史，颇近体要”⑾。《册府元龟》中大、小序的出现，是宋代官修类书编纂体例上的进步。它继承和借鉴了汉以来《七略》、《汉书·艺文志》等目录书中编排大、小序的优良传统，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思想引入类书的编纂过程中，对中国古代类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太宗时期，李日方人还受诏编辑了两大部书，即小说类编性质的《太平广记》500卷及文章总汇的《文苑英华》1000卷。它们同《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合称为“宋代四大书”⑿。这四部书不仅保存了现已亡佚的大量古籍，同时把宋以前历代古籍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收集，汇为巨制，为后人研究宋以前的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
宋代国家编纂书籍以史书为多。因此，图书的编纂特点又集中反映了在史籍的编纂过程中。
宋代修史制度极为严密，设有多种编修机构。首先沿袭了唐代设馆修史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其组织规模。
史馆是宋代的主要编修机构，设有监修国史、修撰等官。修史分为修前代史和本朝史(国史)两类。每修前代史则别置史局，设提举、修撰等官，书成即罢。凡修国史别置院于宣徽北院之东，谓之编修院。《文献通考》引《东京记》云：“编修俗呼为史馆，天圣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为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史为修史，其同修史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阁校理以上及京官。史毕，即停。”⒀元丰改制后，归秘书省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则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则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余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⒁。南宋绍兴初，实录、国史皆寓史馆，后罢史馆，遇修实录，则别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即置国史院⒂。嘉泰二年(1202年)，将国史、实录院并置⒃。
宋朝官修前代史主要有：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监修国史王溥等新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会要》30卷⒄。开宝六年(973年)诏参知政事薛居政正监修《五代史》，成书150卷⒅。宋太宗、真宗时期编有“四大部书”(前文已述)。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设编修唐书官，重修唐书⒆，嘉佑六年(1061年)书成，计225卷。关于宋朝编修的国史，据《宋史·艺文志》及《宋国史艺文志辑本》序所载，历朝国史达一二千卷，曾作为元修宋史的主要依据。但宋代所修国史迄今已无一卷遗存。
其他史书或史料的编辑，也是“各置局他所”⒇。如修《太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修《真宗实录》在元符观，祥符中修《册府元龟》于宣徽院南院厅，修本朝《会要》于编修院，修仁宗、英宗实录在庆宁宫等21。由于修史不能公开，故不得不另就他所，以“避众人所见”22。
编修机构除上述外，又设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会要所等，一般为非常设机构，主要根据修书的需要而设置。这些机构在宋代不同时期归属不一(或归属史馆，或归编修院。元丰改制后，统归秘书省国史案)，但总的看来，它们已成为有组织、有职掌的定型机构，并且在宋代历朝史料的编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这些机构所编纂的书籍，今见于著录的有14部实录23，10部会要24，11部日历25，3部玉牒26。宋修起居注历代相沿不断，但今原书大都亡佚，仅存周密撰《乾淳起居注》一卷27。
官、私修史的结合，是宋代国家图书编纂过程中出现的又一个特点。
自从唐代开始建立设馆修史制度，实行集体修史，改变了个人修史的传统，这是史书编纂的一大进步。但这种制度很不完善，刘知己在《史通》中已列举了它的弊端B28。宋代在完善官修史书制度的同时，也注意克服这些弊端。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编写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本是司马光个人的一项宏伟计划。在学习和研究史学的过程中，他注意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29因此，“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30，以“叙国家之胜衰，著生民之休戚”31。宋仁宗嘉佑年间(1053—1063年)，他首先编写了一部上起共和、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于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作了扼要的记载，名为《历年图》，共为5卷，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进给皇帝。在此基础上，又写成了《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止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前8卷。进呈之后，引起英宗皇帝的重视，因而诏置局于崇文院，由司马光延荐协修人员继续编纂。从此，这个私人计划变成了国家的任务。在官府的支持下，司马光得以安心地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
首先在人员选配上，司马光充分运用了自己的支配权。按旧例，国家编纂图书，都是由皇帝委派人员。由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员频繁更换，致使内部互不协调，纠纷迭起，影响了书籍的编纂。以宋代重修《唐书》为例，仅提举就更换了5人32。这些人不但心存五日京兆，无意搞好重修工作，且以个人恩怨为重，对一些有才之士不予重用。如贾昌朝不喜欢欧阳修，开局伊始，将其排斥于外。直到嘉佑初年，欧阳修才回京领导刊修33。又如宋祁不为韩琪所欢心，故多外补。直至嘉佑末，才再入为翰林学士而始重修《唐书》34。在这些种情形下，使唐书的修纂初无定例，终无复审，各循私好，体不归一，错误多端35。而《通鉴》的修纂则不同。司马光自始至终为全书的主编，并自行选用协修人员。他选用人员有严格的条件：必须在政治上志同道合，在史学上观点一致，在才学上是有特殊成就的专门名家。如刘恕、刘分攵、范祖禹等，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司马光相同，在史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刘恕博文强记，熟悉三国至隋以及五代的事迹36。刘分攵“博记能文章”37，是著名的汉史专家。范祖禹“智识明敏，好学能文”38，尤精于唐代史实。司马光选用这些人才，据所长而分工。其间各次分工虽有变动，但司马光始终负责全书的定编工作。由于司马光善于领导史局，任用史家，充分发挥了主编负责、分工合作、集体撰修的作用，从而克服了官修史书所造成的责任不明、著述无主现象，保证了史书编纂工作高质量的进行。
其次，《通鉴》的编纂得到国家优厚的待遇和充分的物质支持。司马光初奉诏编书，置局于崇文院，皇帝特许其借阅三馆、秘阁及龙图、天章阁的图书。司马光及其助手在《通鉴》的编纂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国家丰富的藏书，这是单由私人修书所难以做到的。据宋人高似孙统计：“《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39与此同时，宋神宗又“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40，在物质上充分提供御府笔、墨、绢及果饵、金钱之费，并多次派人去慰问41。此外，宋神宗皇帝还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42，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文。这种空前的礼遇和支持，保证了《通鉴》之编纂的顺利进行，也足以证明宋代对官修史书的重视。
《通鉴》是中国古代官私合作修史的杰作。它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官修史书的某些弊端，同时也有利于克服“私家力薄，无由可成”43的困难，对后代修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宋代封建国家凭借大量藏书编纂各类书籍，除佛、道、史籍外，也涉及到其他门类，如医药、科技、天文、历法等，其中尤以医书的编纂为多44，近人颇有阐扬，兹不赘述。①(清)缪荃孙：《儒学警惕序》谓，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为丛书之始。笔者不敢苟同。
②据张新鹰《关于佛教大藏经的一些资料》记载：“日本人小野玄妙考证，《大藏经》全数应为5586卷，537帙。”(详见《世界宗教史资料》1981年4期)
③《玉海·艺文》卷五十二。
④《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凡千余篇。”《魏志·杨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皇览》“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文帝纪》之“千余篇”，大概是四十余部乘部有数十篇所有之数。
⑤据北京大学研究所1923年统计。载于《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
⑥胡道静：《中国古代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3页。
⑦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说：“《流别》(指晋挚虞的《文章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其结果是“文义既殊，寻检难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创立了事、文相兼的新体例。
⑧B10B11《玉海·文艺》卷五十四。
⑨详见《册府元龟》之各部类。
B12《碎金·书籍》第十四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下注四个小字：“四大部书”。余家锡考《碎金》之为书，在宋元时即已有之(见影印本《碎金》跋)。可见，“四大书”的提法宋时已有之。
B13B14《文献通考》卷五十一《职官考》五。
B15《宋会要稿·职官》一八之六○。
B16《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志》四。
B17《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七月甲寅。
B18《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四月戊申。
B19《长编》卷一百五十六，庆历五年五月庚子。
B20B21B22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
23B25《宋史·艺文志》史部·编年类，《玉海·艺文》卷四十八。
24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二，《宋会要辑本跋》及近人汤中(字爰礼)著《宋会要研究》。
26《宋史·艺文志》史部·谱牒类著录。
27见《说郛》本。
28详见《史通》卷二十《忤时》。
29刘恕：《通鉴外纪自序》引。
30《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七《进通志表》。
31《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32提举始为贾昌朝。贾罢相后，乃用丁度。丁死，刘沆代之。刘罢相，王尧臣代之。王死，又用曾公亮。
33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凌扬藻：《蠡勺编》卷十二《新书告成之难》。
34高似孙：《纬略》卷十二《欧宋唐书》，叶梦得：《石林诗话》第29页。
35吴缜：《新唐书纠谬》(知不足斋本)。
36《宋史》卷四四四《刘恕传》。
37《宋史》卷三一九《刘分攵传》。
38《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五《荐范祖禹状》。
39《文献通考》卷一九三，文中三百原作二百，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改正(见高似孙《史略》卷四)。
40《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
41 43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续通鉴·宋纪》卷一○一。
42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44详见何应忠：《论两宋时期的医学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基础部)责任编辑：蔡世华
宋初由封建国家编纂的图书，以规模大、卷帙多、内容丰富而著称。这主要表现在丛书、类书、总集类图书的编纂。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始编的《北宋官版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大型官修佛教典籍丛书①。它从开编、刊刻到出齐，历时13年。全书共计5048卷，收书1076部，分为480帙②，主要依据唐《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编定。宋真宗时，命王钦若等在开封的太清宫编辑《祥符宝文统录》这部道藏丛书。祥符九年(1061年)书成，凡三洞四辅4359卷③，同样是一部浩大的宗教典籍。宋徽宗时，进一步搜求道家遗书，命道士刘远道校定道书，在《祥符宝文统录》的基础上，又增至5387卷，并改名《万寿道藏》。宋代以封建国家的力量编纂的几部佛、道丛书既是对中国古代佛、道思想的总结，也收集和保存了与之直接或间接联系着的各类学术著作。后来民间所编辑刊刻的佛、道藏经都是此基础上进行的。
宋代由封建国家编纂的大部头类书主要有两部：一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7—983年)李日方、扈蒙等人编辑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太平御览》1000卷。一是宋真宗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六年(1005—1013年)，由王钦若、杨亿等人编辑的政事历史方面的专门性类书《册府元龟》1000卷。这两部类书，在编纂规模、卷帙数量、类目编排，以及收书范围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
现将宋代及前代的主要官修类书列表比较如下：
上表反映了宋代官修类书规模庞大、卷帙众多、类目细致、内容丰富。其中《册府元龟》的编纂，又充分体现了宋代官修类书从内容到体例上的变化。
宋以前的类书，如《皇览》、《修文殿御览》，以及宋代的《太平御览》等，都是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这些类书大都是以部统目，分门别类的排比事类。另有一些为适应科举考试或应用的类书，如《艺文类聚》等，是以词章、名篇为主，事、文相兼的类书⑦。
而《册府元龟》则与之不同，它辑录了自上古至五代历朝君臣的事迹，所取材料以正史为主，兼及经书、子书，“异端小说咸所不取”⑧。从编排体例上看，它把十七史中历朝的事类和人物分门编次，从帝王、闰位部至总录、外臣部共分成31部，又析为1116门。每部都有总序，详述本部事迹的沿革，等于一篇小史，文字多则数千，少则数百。每门又各有小序，是该门的理论和历史的概述，从几十字到几百字不等⑨。据载：“初撰篇序，诸儒皆作。帝以体例不一，祥符元年(1008年)二月丙午，遂择李维等六人撰讫，付杨亿窜定。”⑩由于大、小序由杨亿一人总成，因此体例一致，取舍严谨，“援据经、史，颇近体要”⑾。《册府元龟》中大、小序的出现，是宋代官修类书编纂体例上的进步。它继承和借鉴了汉以来《七略》、《汉书·艺文志》等目录书中编排大、小序的优良传统，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思想引入类书的编纂过程中，对中国古代类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太宗时期，李日方人还受诏编辑了两大部书，即小说类编性质的《太平广记》500卷及文章总汇的《文苑英华》1000卷。它们同《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合称为“宋代四大书”⑿。这四部书不仅保存了现已亡佚的大量古籍，同时把宋以前历代古籍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收集，汇为巨制，为后人研究宋以前的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
宋代国家编纂书籍以史书为多。因此，图书的编纂特点又集中反映了在史籍的编纂过程中。
宋代修史制度极为严密，设有多种编修机构。首先沿袭了唐代设馆修史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其组织规模。
史馆是宋代的主要编修机构，设有监修国史、修撰等官。修史分为修前代史和本朝史(国史)两类。每修前代史则别置史局，设提举、修撰等官，书成即罢。凡修国史别置院于宣徽北院之东，谓之编修院。《文献通考》引《东京记》云：“编修俗呼为史馆，天圣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为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史为修史，其同修史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阁校理以上及京官。史毕，即停。”⒀元丰改制后，归秘书省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则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则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余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⒁。南宋绍兴初，实录、国史皆寓史馆，后罢史馆，遇修实录，则别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即置国史院⒂。嘉泰二年(1202年)，将国史、实录院并置⒃。
宋朝官修前代史主要有：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监修国史王溥等新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会要》30卷⒄。开宝六年(973年)诏参知政事薛居政正监修《五代史》，成书150卷⒅。宋太宗、真宗时期编有“四大部书”(前文已述)。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设编修唐书官，重修唐书⒆，嘉佑六年(1061年)书成，计225卷。关于宋朝编修的国史，据《宋史·艺文志》及《宋国史艺文志辑本》序所载，历朝国史达一二千卷，曾作为元修宋史的主要依据。但宋代所修国史迄今已无一卷遗存。
其他史书或史料的编辑，也是“各置局他所”⒇。如修《太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修《真宗实录》在元符观，祥符中修《册府元龟》于宣徽院南院厅，修本朝《会要》于编修院，修仁宗、英宗实录在庆宁宫等21。由于修史不能公开，故不得不另就他所，以“避众人所见”22。
编修机构除上述外，又设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会要所等，一般为非常设机构，主要根据修书的需要而设置。这些机构在宋代不同时期归属不一(或归属史馆，或归编修院。元丰改制后，统归秘书省国史案)，但总的看来，它们已成为有组织、有职掌的定型机构，并且在宋代历朝史料的编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这些机构所编纂的书籍，今见于著录的有14部实录23，10部会要24，11部日历25，3部玉牒26。宋修起居注历代相沿不断，但今原书大都亡佚，仅存周密撰《乾淳起居注》一卷27。
官、私修史的结合，是宋代国家图书编纂过程中出现的又一个特点。
自从唐代开始建立设馆修史制度，实行集体修史，改变了个人修史的传统，这是史书编纂的一大进步。但这种制度很不完善，刘知己在《史通》中已列举了它的弊端B28。宋代在完善官修史书制度的同时，也注意克服这些弊端。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编写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本是司马光个人的一项宏伟计划。在学习和研究史学的过程中，他注意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29因此，“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30，以“叙国家之胜衰，著生民之休戚”31。宋仁宗嘉佑年间(1053—1063年)，他首先编写了一部上起共和、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于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作了扼要的记载，名为《历年图》，共为5卷，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进给皇帝。在此基础上，又写成了《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止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前8卷。进呈之后，引起英宗皇帝的重视，因而诏置局于崇文院，由司马光延荐协修人员继续编纂。从此，这个私人计划变成了国家的任务。在官府的支持下，司马光得以安心地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
首先在人员选配上，司马光充分运用了自己的支配权。按旧例，国家编纂图书，都是由皇帝委派人员。由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员频繁更换，致使内部互不协调，纠纷迭起，影响了书籍的编纂。以宋代重修《唐书》为例，仅提举就更换了5人32。这些人不但心存五日京兆，无意搞好重修工作，且以个人恩怨为重，对一些有才之士不予重用。如贾昌朝不喜欢欧阳修，开局伊始，将其排斥于外。直到嘉佑初年，欧阳修才回京领导刊修33。又如宋祁不为韩琪所欢心，故多外补。直至嘉佑末，才再入为翰林学士而始重修《唐书》34。在这些种情形下，使唐书的修纂初无定例，终无复审，各循私好，体不归一，错误多端35。而《通鉴》的修纂则不同。司马光自始至终为全书的主编，并自行选用协修人员。他选用人员有严格的条件：必须在政治上志同道合，在史学上观点一致，在才学上是有特殊成就的专门名家。如刘恕、刘分攵、范祖禹等，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司马光相同，在史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刘恕博文强记，熟悉三国至隋以及五代的事迹36。刘分攵“博记能文章”37，是著名的汉史专家。范祖禹“智识明敏，好学能文”38，尤精于唐代史实。司马光选用这些人才，据所长而分工。其间各次分工虽有变动，但司马光始终负责全书的定编工作。由于司马光善于领导史局，任用史家，充分发挥了主编负责、分工合作、集体撰修的作用，从而克服了官修史书所造成的责任不明、著述无主现象，保证了史书编纂工作高质量的进行。
其次，《通鉴》的编纂得到国家优厚的待遇和充分的物质支持。司马光初奉诏编书，置局于崇文院，皇帝特许其借阅三馆、秘阁及龙图、天章阁的图书。司马光及其助手在《通鉴》的编纂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国家丰富的藏书，这是单由私人修书所难以做到的。据宋人高似孙统计：“《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39与此同时，宋神宗又“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40，在物质上充分提供御府笔、墨、绢及果饵、金钱之费，并多次派人去慰问41。此外，宋神宗皇帝还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42，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文。这种空前的礼遇和支持，保证了《通鉴》之编纂的顺利进行，也足以证明宋代对官修史书的重视。
《通鉴》是中国古代官私合作修史的杰作。它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官修史书的某些弊端，同时也有利于克服“私家力薄，无由可成”43的困难，对后代修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宋代封建国家凭借大量藏书编纂各类书籍，除佛、道、史籍外，也涉及到其他门类，如医药、科技、天文、历法等，其中尤以医书的编纂为多44，近人颇有阐扬，兹不赘述。①(清)缪荃孙：《儒学警惕序》谓，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为丛书之始。笔者不敢苟同。
②据张新鹰《关于佛教大藏经的一些资料》记载：“日本人小野玄妙考证，《大藏经》全数应为5586卷，537帙。”(详见《世界宗教史资料》1981年4期)
③《玉海·艺文》卷五十二。
④《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凡千余篇。”《魏志·杨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皇览》“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文帝纪》之“千余篇”，大概是四十余部乘部有数十篇所有之数。
⑤据北京大学研究所1923年统计。载于《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
⑥胡道静：《中国古代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3页。
⑦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说：“《流别》(指晋挚虞的《文章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其结果是“文义既殊，寻检难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创立了事、文相兼的新体例。
⑧B10B11《玉海·文艺》卷五十四。
⑨详见《册府元龟》之各部类。
B12《碎金·书籍》第十四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下注四个小字：“四大部书”。余家锡考《碎金》之为书，在宋元时即已有之(见影印本《碎金》跋)。可见，“四大书”的提法宋时已有之。
B13B14《文献通考》卷五十一《职官考》五。
B15《宋会要稿·职官》一八之六○。
B16《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志》四。
B17《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七月甲寅。
B18《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四月戊申。
B19《长编》卷一百五十六，庆历五年五月庚子。
B20B21B22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
23B25《宋史·艺文志》史部·编年类，《玉海·艺文》卷四十八。
24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二，《宋会要辑本跋》及近人汤中(字爰礼)著《宋会要研究》。
26《宋史·艺文志》史部·谱牒类著录。
27见《说郛》本。
28详见《史通》卷二十《忤时》。
29刘恕：《通鉴外纪自序》引。
30《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七《进通志表》。
31《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32提举始为贾昌朝。贾罢相后，乃用丁度。丁死，刘沆代之。刘罢相，王尧臣代之。王死，又用曾公亮。
33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凌扬藻：《蠡勺编》卷十二《新书告成之难》。
34高似孙：《纬略》卷十二《欧宋唐书》，叶梦得：《石林诗话》第29页。
35吴缜：《新唐书纠谬》(知不足斋本)。
36《宋史》卷四四四《刘恕传》。
37《宋史》卷三一九《刘分攵传》。
38《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五《荐范祖禹状》。
39《文献通考》卷一九三，文中三百原作二百，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改正(见高似孙《史略》卷四)。
40《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
41 43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续通鉴·宋纪》卷一○一。
42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44详见何应忠：《论两宋时期的医学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基础部)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