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国家主权之争
　　
　　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偏见往往导致对事实的误解和歪曲。关于2003年美国对伊战争问题上的讨论更是充满了意义空间的斗争。一种观点坚持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认为作为主权国家，伊拉克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无论其统治者如何残暴，政体如何专制，在美国等西方强国对伊拉克的干预和进攻被视作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它破坏了现有国际性秩序和准则。另一种持西方人权理论，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一个国家如果因为执政者的原因而发生了人道灾难，别国（当然是强国）就有权对此进行干涉；美国等强国正是以此为理由摧毁了米洛舍维奇的铁腕统治，也正是以此为理由之一进攻伊拉克的（当然发动对伊战争的更重要原因是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一类人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伊拉克和中东问题，享廷顿认为文明是终极的部落，冷战后全球政治正成为多极和多文明的，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但是由于不同文明而引起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一理论图解下，伊拉克问题被看作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甚至被有些人诠释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国家主权论和人权论在这一诠释框架内又被稀释和消除。
　　在美国国内针对布什发动对伊战争的批评同样十分激烈，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认为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世界霸权，而布什政府对恐怖主义宣战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其激进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向世界推行美国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它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样“忽略了适者生存法则中的相互合作而完全片面强调竞争”，这一外交政策本身不但违反了美国民主自由精神，而且“通过向恐怖主义宣战以及入侵伊拉克，布什总统实际上已经落入了恐怖主义的圈套”。
　　无论争论是怎样的激烈，也不论争论带有多大的真理和谬误的成份，关于伊拉克问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被认定：萨达姆是一个暴君。萨达姆被控最多的罪行是：侵略它国，挑起战争，拥有或试图拥有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武器，使用化学武器屠杀库尔德人，残酷迫害政治犯，滥杀无辜等等。问题是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为何会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以至于非武力摧毁之？这种动用武力摧毁一个别国政府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这种方法是否有效？无论是有效，还是无效，它又说明了什么？
　　


　　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人道主义被看作是国际关系的另一个准则，但绝不是重要准则，更不是唯一准则。如果从这一理解出发去看美国对伊战争，确实可以使问题变得简化。毫无疑问，美国要谋求的是世界霸权和全球利益，9.11后美国公开宣称它今后将要“完全和彻底地主宰世界”，显然，一个不稳定的中东，尤其是一个想拥有核武器的伊拉克和萨达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甚至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了巨大威胁。更何况萨达姆被认为与本·拉登及恐怖主义有密切联系，因此伊拉克继塔利班政权后很快成为又一个打击目标。关于这一点，美国左派理论家乔姆斯基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伊拉克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具备了三个条件：其一它是脆弱，无任何军事防御能力；其二，它很重要，美国可以通过打击它而控制中东石油并有可能建立军事基地；其三，它很邪恶，危胁到美国的存在。顺着以上思路来分析，美国出兵伊拉克完全是为了本国利益，正因如此，很多人相信，美国出兵并不是为了去解救伊拉克人民。但是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是，美国摧毁伊拉克政权是否在客观上解救了伊拉克人民？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替民除害，并结束人民的苦难，这一切都会被视为自然而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出兵伊拉克在国家利益和人道关怀两方面确实得到了某种统一。我们应该特别警惕借人道关怀的名义行侵略之实的行径，在历史上这种情况确实多次发生过。另外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在萨达姆多年来一直违反联合国1441号决议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如果一个国家公然违背、蔑视联合国决议，谁可以惩罚它？
　　国家主权是一个历史概念，在过去这一概念是绝对不可以质疑和挑战的，但是在全球化和人权标准不断提高的今天，国家主权的根基也因为全球化进程中所必须的各种国际合作而发生动摇，尤其是当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战乱、种族冲突和人道灾难的时候，往往只有依靠强有力的国际干预才能够平息或者解决，这种干预甚至包括武力，这个组织当然是联合国，但是从最近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美国在解决国际冲突问题上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人权作为国际干预的一项标准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也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接受。2000年世界107个国家会聚波兰首都华沙，共同签署了旨在保障民主和自由的《华沙宣言》，这篇宣言也为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2001年联合国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在几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联合国授权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这几种情况包括大规模屠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等。安南在《联合国秘书长千年报告》中指出“国际公约传统上依靠国家保护平民，但是今天此种期待在若干方面受到威胁，首先人道主义要求国家保护的那些公民，有时就是主要施暴者国家的施暴对象”，当然联合国在人权和主权问题上的困境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安南同样无奈地表示：“我们面临一种真正的两难处境，保护人权和保护主权两者都是必须支持的原则，当这两项原则彼此冲突时，应该服从哪一项原则。”
　　


　　美国的中东民主战争能胜利吗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中东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而放纵了该地区的专制制度，美国也自食苦果，在“9.11”事件中19个劫机者中有15个来自沙特阿拉伯。2005年5月当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开罗时说：“六十年来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中东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寻求这个地区的稳定，然而我们既没有得到稳定也没有得到民主。现在我们正在推进一项不同于以往的事业，我们正在支持一切人民的民主事业。”“9.11”后在对外政策上强调推行美国价值观的倾向得到进一步强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是“反映我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美国独特的国际主义”，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将向世界推行民主自由价值观当作国家的自觉追求，对伊战争正是美国这一对外政策的具体实施。
　　事实上就军事行动而言，美军在伊拉克的进展十分顺利，伊军基本上是不战而自退（也足见萨达姆之不得人心），巴格达并未发生血战，美军仅以百余名士兵的损失就赢得了一场战争。由于采用高精度致导导弹，平民伤亡被降到最低限度，也未出现难民潮及其它人道灾难。尽管美军在占领伊拉克之后也遭到一些袭击，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些插曲，对大局根本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这里有两点不能不提及，一是媒体的议程设置，所谓议程设置是指媒体通过对某些新闻事件的主观排序，以突出某些事件在公众中所产生的影响力。包括战争在内的“坏事”一直是传媒所追踪的热点，美军占领伊拉克后，每次发生遇袭事件自然逃不过媒体的追踪，这类事件被严重地“议程设置”，又通过另外一些国家对这类国际新闻的把关，这种趋势被进一步强化，因而在公众中造成美军在伊拉克陷入困境的假象。另一点有必要弄清楚袭击美军的多是萨达姆政权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包括他的私人卫队，宗族成员，社会复兴党人及少数恐怖主义分子等。人们注意到，在萨达姆被抓住之前一段时间内，袭击美军的事件相对密集，这正反映了那些人的心态，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这类袭击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美军尽早撤离伊拉克。
　　


　　今天还是一个民族主义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还远未实现高度全球化的程度；尽管冷战之后，一些人在呼唤“历史的终结”和世界秩序的重组，尽管人们都在讨论一种普世文明出现的可能性，但在世界多数国家民族主义仍是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历史一再证明，民族主义者未必代表着国家利益，相反极有可能是民族利益的葬送者，人民利益的侵吞者，萨达姆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就目前的伊拉克而言，主要矛盾不是美国利益与伊拉克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占领伊拉克两年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反美活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说美国式的政治文明是否会在伊拉克和整个中东实现，这倒可能是一项长期的较量。目前虽然伊拉克已经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政府，但是要在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实现真正的民主目标显然还会有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萨达姆的命运
　　
　　萨达姆的个人命运始终纠缠着许多不解之迷。美国对伊开战的公开理由是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任何违禁武器。2005年2月1日《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已经承认萨达姆政权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就放弃了化学武器的研发。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的十几年时间里，萨达姆一直违反联合国有关协议，抵制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在其境内的武器核查工作，并多次将核查人员驱逐出境。人们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自投罗网的方式。他顽固地拒绝核查也许是出于民族尊严，也许是出于狂妄自大，也许是出于“历史人物”所常有的那种赌性。
　　但是“9.11”之后萨达姆被美国“选中”却是注定的。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公开理由，但是发动这场战争还有另外一些不便公开的其它重要理由，作为反恐战争的一个重大步骤，布什决意要通过除掉萨达姆在中东开创建立民主国家的先例，通过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运动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同时也确保美国对该地区的长久控制，这其实也不过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外推行民主战略的一个既定方针，突如其来的“9.11”事件正好为布什政府实施这一计划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正是在这一思路下，美国在摧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不久，“邪恶轴心”这一概念被炮制出来，伊朗、伊拉克、朝鲜被列为“邪恶轴心”国家，在美国看来，这些国家无一不是独裁暴政国家，布什声称“美利坚不会容忍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威胁我们”。就这样恐怖主义、暴政政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三位一体，它们被认为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武力打击这些国家成为布什当局最为可能的战略选择。
　　如今萨达姆面临伊拉克法庭的审判，他被控告的罪状多达500条，近期这些指控又被减至12条，12项指控中的每一项几乎都足以判处萨达姆死刑。尽管目前的萨达姆对伊拉克政局已无关紧要，但审判萨达姆的意义显然不可低估，这种意义突出地体现在保护人权上。在《联合国秘书长千年报告》中安南表示“为了加强保护，我们必须重申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的中心地位，我们必须努力消除有罪不罚的文化。”20世纪一些制造种族屠杀、犯下反人类罪以及迫害政治犯的国家元首和高官已经纷纷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与那些在国际法庭上受审的政府要员相比，萨达姆的命运可能更为黯淡，因为伊拉克接管美军权利后就已经恢复了死刑，美国总统布什和伊拉克先政府均已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法庭对萨达姆的死刑判决。但是目前这种急于置萨达姆于死地的审判显然又开始显露出另外一种不公正：世界正在等待伊拉克法庭公布萨达姆的所有罪行，也在等待萨达姆为自己的罪行做公开辩护；如果这些罪行不仅仅是萨达姆一个人的，如果它们还牵扯到其它国家，甚至是美国，都应该在这次审判中被公开，并接受惩罚，否则这样的审判就是不公正的，这样的战争也是不义的。能否公开、公正地审判萨达姆与审判萨达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既然美国实际上是以自由的名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既然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那么美国和伊拉克同样必须承担着自由的道德义务，否则美国将在国际上失去道德合法性，否则整个伊拉克战争不过是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