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张谁举证，是一种基本的证据原则。如果“性骚扰”立法规定，实施性骚扰行为的一方有举证的责任，岂不成了“有罪推定”？
　　近日在武汉胜诉的女教师何某诉同事“性骚扰”案，被看作是中国“性骚扰”诉讼的首次胜诉。有评论说：它“将对我国反性骚扰立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性骚扰”诉讼多年难有原告胜诉的，就是因为难以确认证据。这个案子的证据如何呢？
　　此案的关键的证据，是被告写过的一份“保证”和学校的一份文件。学校的这份文件的根据，就是被告写过的那份“保证”；而这份“保证”是被告交到原告的丈夫手里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那份“保证”，整个案件的证据链环就不能成立。而有了这份“保证”，本来由原告举证的责任，现在就轮到被告举证了。被告没有举证，自然面临不利的判决。这是符合一般诉讼的证据原则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突破纪录”的案件中，法官并没有超越以往案件的积极行为，既没有更积极的认定倾向，也没有更积极的认定标准。如果说，此案对遭到性骚扰的公民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感到，如果掌握证据，性骚扰官司是可以打胜的，而并非意味着有了这次“突破”，以后性骚扰的官司就好打了。
　　几天之后，又一则新闻：性骚扰将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法律起草工作已正式启动。全国妇联副局级巡视员徐维华说：立法的时候应考虑如何规定举证的责任，不仅受害人负有举证的责任，实施性骚扰行为的一方也应该有责任举证。
　　这个说法，具体还不是太清楚。有的媒体在报道徐维华那段话时，标题就写成“实施者也要负举证责任”。我疑惑：你已经认定“实施者”，还用得着举证吗？
　　在我看来，谁主张谁举证，作为一种基本的证据原则，是以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的。法律确有倒置举证责任的特殊规定，但对象特殊、事由特殊——比如，公民对国家机关的行政诉讼、消费者对经营者的诉讼，都不仅因为举证难，而且因为强弱异势。性骚扰在我国还未写进法律，究竟属民事还是刑事也未确定。如果定为刑事，由国家公诉，那么被告一方当然处于弱势，由他们自证无罪，否则就是有罪，这岂不成了“有罪推定”？
　　即使是民事诉讼，性骚扰案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8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不同，那8种——比如产品事故、医疗事故、环境污染等，实际上，原告实际上都有物理损害的初始证据在先。被告要承担的举证责任，只是要证明这些损害与其无关。而性骚扰案恰恰就没有这些“先在的”物理损害证据。如果在这类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那么任何一个人，无论男女，只要被诉，都必须自证无罪——这岂不比被他人“性骚扰”了更难举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