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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力征服到文明共处
夏商以降，汉族定居中原，以农立国，然边患频仍，尤以西北、西南游牧民族为烈。长于骑射的剽悍匈奴更是屡越长城，劫汉扰唐，破金灭宋——成吉思汗甚至远征多瑙河流域，跨踞欧亚。即使元灭以后，蒙古仍是明朝主要边患……边患实肇于由民族意识引发的政治诉求。
如何处理边患？如何处理汉族与西部各民族的关系？夏商以来，自然非镇即抚，或镇抚兼施。但从时间上看，“抚”、“武”两策中，“抚”的时候远多于“武”。通过历代实践，各朝边政除了武力开拓，治理方面可提炼为：羁縻怀柔、镇抚兼施、移民实边、以夷治夷、因俗而治等，二十四史的“史臣曰”中即有不少历代治边得失的总结。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渐入现代社会，在边政问题上，指导思想也由武力征服逐渐转向文明共处，“犁”的力量逐渐大于“剑”的寒光。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即为三民主义“民族”之实；袁世凯也公布《蒙古待遇条例》, 明确承认蒙古王公原有辖治权、名号世袭权及各种特权，中央政府对蒙古不以藩属视之, 不再沿用理藩、殖民、拓殖等歧视性词语。这些当然既符合世界潮流，也合乎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文明程度的提高，最后必须体现为在处理矛盾时，文化因素的增加、武力因素的减少。但因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在边疆政策由武移文的转化过程中，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形成这样那样的现代“边患”。如何处理民族矛盾，考量着历代执政者的治理能力。
新一轮“塞防”与“海防”之争
1759年，乾隆平定天山南北准噶尔部，将这块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之地，取名“新疆”，取新附旧疆之意。10年前，刘亚洲将军发表《西部论》（最近又出补充版），力主中国战略西移，认为新疆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价值，关键那儿还有能源与黄金，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战略地位。尤其新疆地处欧亚腹地，扼守欧亚大陆咽喉地带，为连接中亚中东诸国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之一，也是利用周边国家资源和市场最为便捷的省区之一。如能最大限度发挥新疆的地缘优势，将中东和中亚的石油天然气通过新疆输送内陆及东南港口，可避开马六甲海峡这一易被控制的咽喉。一时又出现新一轮“塞防”、“海防”之说，即21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东急西重”还是“东西并重”，或“东缓西急”。
结合当今国际形势，刘亚洲认为中国东部海上发展受阻，再也无力东进，东进无路，只剩下西部有大开发的余地，因此应战略西向，取“西取东守”之策。笔者认为，虽然就具体如何花银子角度，东西何急或有意义，然而就最高战略层面来看，并不存在谁压倒谁的价值前提。况且，用纯军事角度考虑边防问题，相对偏颇，也缺乏全局性。因为，再用敌对思维与你死我活作为价值判断前提与决策依据，即以“战争解决”作为终极手段，一切现代理念与文明价值就全都不需要了。和谐第一还是武备第一，这是必须明确的基本国策——事实上，这也毋须争论，中央对此一直十分明确：不当盟主、和谐共存、科学发展。难道我们还能退回“武力思维”，单极指望“实力决定一切”？
边政取决于内政
大西北的战略地位自不待言，需要给予特别投注。开发幅员辽阔的大西北，犹如美国当年的西部拓殖，不仅促成大规模人口迁徙，形成经济大开发运动，还实现了美国近代农业革命，大大加速了工商业资本的转移。1925年底，俄共领袖托洛茨基描述美国经济实力：“美国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6%，生产的粮食占21%，其他谷类作物占32%，棉花占52%……全世界38%的水力资源，59%的电报电话线路，40%的铁路和90%的汽车都属于美国，美国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物质财富。”西部大开发促进了美国“小麦王国”“棉花王国”“畜牧王国”及“黄金王国”的兴起，奠定了美国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互促互进的雄厚基础，确保了美国产业理性分布和均衡发展的框架。
根据我国大西北的现状，结合现有的中央财力，完全有可能再演美国的西部故事，以开发大西北从而带动整体国力的上升。就是从现实急需角度，尽快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也事关地缘安全与西北稳定。
笔者十分欣赏刘亚洲将军从民族竞争角度出发，得到必须进行体制改革的结论。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它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刘将军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华尔街不在硅谷，而在于长盛不衰的思想力量与法治制度；民主政制乃“一种由天才们设计，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笔者也认为，最终解决边疆民族问题还在于政通，政通方能人和。
各路精英要有担当精神，要有为后代蹚路的前驱勇气。从价值顺序与现实政治角度看，边疆政策问题终究属于国家内政，明确且正确的价值定位乃是取得相应效果的前提。作为第一步，自然应该容许争论，有争论才可能出现智慧博弈，才能获取相应的最佳选择。就目前认识水平，最节省与和谐的边疆政策恐怕仍只有民族自治，不必干涉过多，让各民族自行解决“家庭矛盾”。中央政府仅须宏观掌控。管得过多过死，不仅会打压积极性，而且可能萌生新的怨气。
下位利益须服从上位原则
西北边政因涉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民族矛盾，加上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极其错综复杂，决不可简单化处理。但无论我们制定何种现代边策，一些底线不可突破，下位利益必须服从上位原则，如军事必须服从政治，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坚持平等互助，不能触犯边疆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能藐视边疆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等。
所谓现化化，也就是难度化，需要朝野在提高难度的基础上完成这篇大作业：既保持边疆安定和谐，又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所谓文化和文明，实质内核即各种价值的理性码放。一种优秀文化，必然既合乎人性理念又合乎现实可能，中庸合度，平衡兼顾。而以下位利益冲犯挪替上位原则，乃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低级错误。古人早就发出这样的警告：“废天时，乱甲乙。”（《史记•夏本纪》）提醒后人不要颠放甲乙。而及时制止各种下位利益的越级冲犯，设定各种拦滤程序，正是现代文明政制的核心内容。
根据历史经验, 历朝历代都认识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应与内地汉族有别, 尽管各朝各代形式有所变化, 但民族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因为实践证明，唯民族自治，纠纷最少、效果最佳，既经济实惠又长效。事实上，民族主义也已融入现代政治思想，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政治理念。
如今，从指导思想上，现代边政理念除了放弃大国沙文主义的武力思维，还须以兼容并包的大气度尽量吸取别国成功经验，多一份吸取，自然也就有可能少走一段弯路。就是我们自己蒙疆滇疆六十年“平安无事”，也很有一些经验可以吸取。
夏商以降，汉族定居中原，以农立国，然边患频仍，尤以西北、西南游牧民族为烈。长于骑射的剽悍匈奴更是屡越长城，劫汉扰唐，破金灭宋——成吉思汗甚至远征多瑙河流域，跨踞欧亚。即使元灭以后，蒙古仍是明朝主要边患……边患实肇于由民族意识引发的政治诉求。
如何处理边患？如何处理汉族与西部各民族的关系？夏商以来，自然非镇即抚，或镇抚兼施。但从时间上看，“抚”、“武”两策中，“抚”的时候远多于“武”。通过历代实践，各朝边政除了武力开拓，治理方面可提炼为：羁縻怀柔、镇抚兼施、移民实边、以夷治夷、因俗而治等，二十四史的“史臣曰”中即有不少历代治边得失的总结。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渐入现代社会，在边政问题上，指导思想也由武力征服逐渐转向文明共处，“犁”的力量逐渐大于“剑”的寒光。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即为三民主义“民族”之实；袁世凯也公布《蒙古待遇条例》, 明确承认蒙古王公原有辖治权、名号世袭权及各种特权，中央政府对蒙古不以藩属视之, 不再沿用理藩、殖民、拓殖等歧视性词语。这些当然既符合世界潮流，也合乎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文明程度的提高，最后必须体现为在处理矛盾时，文化因素的增加、武力因素的减少。但因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在边疆政策由武移文的转化过程中，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形成这样那样的现代“边患”。如何处理民族矛盾，考量着历代执政者的治理能力。
新一轮“塞防”与“海防”之争
1759年，乾隆平定天山南北准噶尔部，将这块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之地，取名“新疆”，取新附旧疆之意。10年前，刘亚洲将军发表《西部论》（最近又出补充版），力主中国战略西移，认为新疆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价值，关键那儿还有能源与黄金，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战略地位。尤其新疆地处欧亚腹地，扼守欧亚大陆咽喉地带，为连接中亚中东诸国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之一，也是利用周边国家资源和市场最为便捷的省区之一。如能最大限度发挥新疆的地缘优势，将中东和中亚的石油天然气通过新疆输送内陆及东南港口，可避开马六甲海峡这一易被控制的咽喉。一时又出现新一轮“塞防”、“海防”之说，即21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东急西重”还是“东西并重”，或“东缓西急”。
结合当今国际形势，刘亚洲认为中国东部海上发展受阻，再也无力东进，东进无路，只剩下西部有大开发的余地，因此应战略西向，取“西取东守”之策。笔者认为，虽然就具体如何花银子角度，东西何急或有意义，然而就最高战略层面来看，并不存在谁压倒谁的价值前提。况且，用纯军事角度考虑边防问题，相对偏颇，也缺乏全局性。因为，再用敌对思维与你死我活作为价值判断前提与决策依据，即以“战争解决”作为终极手段，一切现代理念与文明价值就全都不需要了。和谐第一还是武备第一，这是必须明确的基本国策——事实上，这也毋须争论，中央对此一直十分明确：不当盟主、和谐共存、科学发展。难道我们还能退回“武力思维”，单极指望“实力决定一切”？
边政取决于内政
大西北的战略地位自不待言，需要给予特别投注。开发幅员辽阔的大西北，犹如美国当年的西部拓殖，不仅促成大规模人口迁徙，形成经济大开发运动，还实现了美国近代农业革命，大大加速了工商业资本的转移。1925年底，俄共领袖托洛茨基描述美国经济实力：“美国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6%，生产的粮食占21%，其他谷类作物占32%，棉花占52%……全世界38%的水力资源，59%的电报电话线路，40%的铁路和90%的汽车都属于美国，美国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物质财富。”西部大开发促进了美国“小麦王国”“棉花王国”“畜牧王国”及“黄金王国”的兴起，奠定了美国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互促互进的雄厚基础，确保了美国产业理性分布和均衡发展的框架。
根据我国大西北的现状，结合现有的中央财力，完全有可能再演美国的西部故事，以开发大西北从而带动整体国力的上升。就是从现实急需角度，尽快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也事关地缘安全与西北稳定。
笔者十分欣赏刘亚洲将军从民族竞争角度出发，得到必须进行体制改革的结论。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它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刘将军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华尔街不在硅谷，而在于长盛不衰的思想力量与法治制度；民主政制乃“一种由天才们设计，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笔者也认为，最终解决边疆民族问题还在于政通，政通方能人和。
各路精英要有担当精神，要有为后代蹚路的前驱勇气。从价值顺序与现实政治角度看，边疆政策问题终究属于国家内政，明确且正确的价值定位乃是取得相应效果的前提。作为第一步，自然应该容许争论，有争论才可能出现智慧博弈，才能获取相应的最佳选择。就目前认识水平，最节省与和谐的边疆政策恐怕仍只有民族自治，不必干涉过多，让各民族自行解决“家庭矛盾”。中央政府仅须宏观掌控。管得过多过死，不仅会打压积极性，而且可能萌生新的怨气。
下位利益须服从上位原则
西北边政因涉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民族矛盾，加上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极其错综复杂，决不可简单化处理。但无论我们制定何种现代边策，一些底线不可突破，下位利益必须服从上位原则，如军事必须服从政治，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坚持平等互助，不能触犯边疆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能藐视边疆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等。
所谓现化化，也就是难度化，需要朝野在提高难度的基础上完成这篇大作业：既保持边疆安定和谐，又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所谓文化和文明，实质内核即各种价值的理性码放。一种优秀文化，必然既合乎人性理念又合乎现实可能，中庸合度，平衡兼顾。而以下位利益冲犯挪替上位原则，乃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低级错误。古人早就发出这样的警告：“废天时，乱甲乙。”（《史记•夏本纪》）提醒后人不要颠放甲乙。而及时制止各种下位利益的越级冲犯，设定各种拦滤程序，正是现代文明政制的核心内容。
根据历史经验, 历朝历代都认识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应与内地汉族有别, 尽管各朝各代形式有所变化, 但民族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因为实践证明，唯民族自治，纠纷最少、效果最佳，既经济实惠又长效。事实上，民族主义也已融入现代政治思想，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政治理念。
如今，从指导思想上，现代边政理念除了放弃大国沙文主义的武力思维，还须以兼容并包的大气度尽量吸取别国成功经验，多一份吸取，自然也就有可能少走一段弯路。就是我们自己蒙疆滇疆六十年“平安无事”，也很有一些经验可以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