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做官，就想做事

　　1985年，我有机会成为湖南省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那时候我才23岁。但我放弃了，成了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又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到了湖南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涟源市。
　　我到三一集团没提任何要求，就是认定三一集团能做我想做的事。我最先做总经理助理，然后一起创办三一重工，先后担任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我希望三一重工成为一流的企业，它是我实现理想的平台。
　　毫无疑问，董事长梁稳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跟他性格相近，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总能达成一致。没有他，我也不会到三一重工来。
　　我们不是同学，是同事，我们最先的认识也不是因为私人关系。当时我是做铸造的，他是做热处理的。我到他那里去，看见他桌子上放了一本管理学的书，书翻得很烂，说明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本书。
　　后来，工厂要我推荐人才，我就推荐了他。实际上在此之前我跟他没有任何私交，我们是靠一种共同的理想和爱好相识相知的。我始终跟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事，而不是受利益诱惑去做事。人要敢作敢为，如果有太多的利益考量、太瞻前顾后，容易迷失自我。
　　在三一重工奋斗的这些年里，首家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对我感触很大。因为这是个历史机会，我们成为了中国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三一重工实现了改革试验田的理想，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有的。

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三一重工以前以材料为主，1992年才进入工程机械行业。工程机械行业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以国产为主到大力引进、进口为主;2020年，进出口持平;2021年出口有可能要超过进口。这是行业的趋势。
　　对我们来讲，管理上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人为管理到制度化管理的转变。当企业很小的时候，管理是比较简化的。比如，可以没有薪酬体系，老板说了算;领导看上谁就让他当官，不需要管理部门的考察评估，也不需要绩效管理。从零开始，由一个人治的企业，变成一个法治的、制度化、流程化管理的企业，这在三一重工是质的变化。
　　很多中国企业的成功，完全建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所以，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上得了桌面的企业家。一个没有赢利能力的企业家，是没有价值的企业家，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机遇里。如果你不能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实现资本的积累就是错失机会，不负责任，谈不上是企业家，更谈不上代表性人物。
　　我认为隐性的管理比显性的管理更重要。显性的管理是解决一般的、程序化的问题，隐性的管理往往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中国需要自己的管理理论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根本性问题之一就是管理理论问题。
　　为什么需要管理理论？因为管理是因管理对象、文化、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的。中国有独特的文化，特殊的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是独特的。比如，国外没有库房管理，一切都是电脑控制的，它不需要仓库管理员。在中国，仓库管理是个大问题，不管理就会丢东西。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管理理念多元化的背后，是产业发展的多样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不同的管理理论，杜拉克说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管理学家。现在没有自己的哲学和管理理论不要紧，但没有人愿意沉下来研究就是问题。
　　怎样才能产生独特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这种意识：中国需要自己的管理理论。要有人能沉下去进行研究，不戒浮躁怎能成大家？国家需要设立一些课题，给些经费让他们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美国、英国不同，我们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理论也不可能实现自然式的成长，需要国家行为指导和规划。

我眼中的卓越领导者

　　一个领导者，首先要有方向感。要把企业带到什么地方去？只有找到方向感你才知道在某个重要的时刻你该做什么，特别是在组织需要变革的时候。
　　企業家的个人魅力也是需要的。必须要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要慎重使用组织赋予你的权力。如果你老想到自己是“官”，会有员工不服气，那是最没能力的领导做的事。
　　包容心很重要。一个精明的领导什么都看得透，如果没有包容心他跟谁都合作不来。“糊涂难，由聪明变糊涂更难。”“水至清则无鱼”讲的就是包容心。求全责备，过分的完美主义是有问题的，尤其在中国这个有中庸传统的社会。
　　要有社会责任，一个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是走不远的。社会责任感不是简单的行善捐款，立意应该更高，应该是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们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企业，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认为：理想和目标可以改造人、凝聚人、团结人。一个人能成多大的事，和你的胸怀有极大的关系。理想是目标、是动力，也是成就事业的条件。
　　到目前为止，我都认为别把自己看得太重，就是一个老百姓，到哪里讲话发言也不要惊世骇俗。首先要把自己当平常人，这样才能和别人很好地沟通。如果你老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是个人物，你跟别人就有了隔阂。
　　反思自己，我的确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结，这跟我受的教育有关。我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讲话不绕弯子，我会用最快捷的方式表达自己，能用两句话说清楚的决不用三句话。我喜欢直白、准确，这就是我的个性和风格。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父亲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父亲去世前给我留下了一幅他手书的《岳阳楼记》，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希望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不是一个盛气凌人的人。当你成功的时候有人说你好，当你失败的时候还有人说你好，这就是人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