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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高企的不良贷款比率长期以来是监管当局致力解决的问题，这一比率的降低是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过程当中无法绕开的环节。
从上届政府始，每年要求下降3个百分点的任务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考核经营绩效的首要指标。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更是在强调这一比率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比率“双下降”，其目的就是要提高不良贷款下降的真实性。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审慎的监管理念和要求正在逐步体现其至关重要的作用，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提高经营管理健康度的重要手段。
截至2003年，经过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和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共同努力，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不良贷款率呈现逐年稳步大幅度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33.37％稳步下降到2003年的20.36％（表一）。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有不良贷款余额（分子）减少的作用，也有贷款余额（分母）增加的作用。由于新增贷款中，将来还有可能产生新的不良贷款，所以，过多依靠新增贷款，做大分母来稀释不良贷款率是不可靠的，只有不良贷款余额的减少而带来的不良贷款率降低才是更为真实和持久的。另外，对于分子、分母因素各自作用的大小，也一直众说纷纭。本文力图实证分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分子、分母因素“贡献度”。
一个简单的测量工具
不良贷款率是分子（不良贷款余额）与分母（贷款余额）之比，分辨分子分母因素各自对降低不良贷款率所起作用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将假定一个因素（分子/分母）不变时所得出的不良贷款率与原不良贷款率相减，得出的差额就可大致反映出变动因素（分母/分子）对整体不良贷款率下降的“贡献度”。用公式表示如下：
1.分子因素的“贡献度”
差额 = 分母不变时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的不良贷款率
= 本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 —上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
2.分母因素的“贡献度”
差额 = 分子不变时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NPL占本年贷款余额比率 —上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1
我们从以上计算结果（见表二）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其一，整体而言，取消分子分母任何一个因素后得出的不良贷款率都会不同于分子分母同时发挥作用后所得出的实际不良贷款率，这表明，分子分母因素都是影响因素。其中，2001年的分子因素“贡献度”为正值，从数字上看对不良贷款率降低的“贡献度”为负，究其原因是由于推广五级分类，造成原来在四级分类下被认定为“正常”的贷款大量划转为不良贷款，其数量远远高于当年各行核销坏账额，结果导致当年不良贷款余额反比年初增加475亿元。若剔除这一变更因素，2001年的分子因素对于降低不良贷款率也应有其“贡献度”。
其二，2001年～2003年，分母因素“贡献度”均高于分子因素“贡献度”，表明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更多地来自于增量贷款因素。当然，对于这一计算结果的解释，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情况：第一，2000年以后，各国有银行新管理层加大了贷款质量清查以及实施审慎会计制度的力度，很多原本“正常”的贷款或假正常贷款还原成不良贷款，例如，中国银行2001年不良贷款余额比2000年增加264亿元，由此就在统计上抹杀和冲抵了分子因素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贡献度”；第二，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银行贷款总量的增加有着必然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相对较高的分母“贡献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其三，2001年～2003年，分母因素的“贡献度”与分子因素的“贡献度”之间的差距按五级分类口径分别为3.76％，2.81％，2.04％。体现逐年缩小的趋势，分子因素“贡献度”占比逐年大幅度提高，由2001年的－33.19％提高到2002年的22.29％，并在2003年进一步提高到33.22％。2003年的分子分母的作用占比已是“强三弱七开”（33.22：66.78），而并非外界经常说的“二八开”，这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监管当局和国有商业银行共同努力的结果。
解读2003
2003年，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迅猛，但前高后低特征很明显。全年贷款新增3万亿元，增长21.4％，比上年多增1.1万亿元。但9月末，金融机构贷款就已新增2.7万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9月份以后贷款增势开始放缓。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仅增加616亿元，比前三季度平均每月增加贷款2700多亿元的水平相比明显减少。11月，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6.85万亿元，同比少增514亿元。所以，有必要以2003年9月末为分界点，对国有商业银行2003年不良贷款率降低的分子因素分母因素“贡献度”进行分段考察。计算结果见表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3年前9个月，分母因素“贡献度”重又提高，分子因素的“贡献度”由2002年底的22.29％下降为21.62％；但第4季度，情况根本好转，分子因素“贡献度”迅速回升，达到34.36％。其原因显然在于前9个月贷款增加过猛。
第二，2003年第四季度延续了2001年～2002年分子因素“贡献度”逐步提高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一是由于人民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和中国银监会的贷款质量控制措施频出，贷款增长过猛势头得到遏制；二是国有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和资产保全能力的提高导致不良贷款余额大幅度下降；三是随着五级分类贷款办法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实施已近三年，假正常贷款逐步被揭露，由其所现形的不良贷款数额越来越少。尤其是后两个因素的作用，更是随着中国银监会组建完毕，大力倡导和实施专业化审慎银行监管措施的逐步到位而凸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使用贷款四级分类数据对2003年的不良贷款比率的下降进行了分段分析，结果发现，2003年前3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四级贷款分类下的分子贡献度分别为5.62％和90.51％，分母因素“贡献度”分别为94.38％和9.49％（见表四）。
之所以四季度的五级分类下分子因素的“贡献度”34.36％远远低于四级分类法下的同期分子因素的“贡献度”90.51％，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中国银监会出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及新发放贷款现场检查方案》，自2003年10月起对国有银行自2002年2月1日以来的五级分类法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由此可能揭露出了一些假正常贷款；二是五级分类法以未来现金流预测情况作为判别借款人有无还款能力的核心依据，而非以是否逾期为标准，这样即使是近期发放的贷款也可能被认定为不良贷款，以上两个因素导致的“新增”不良贷款部分冲销了不良贷款余额减少的贡献，反映在五级分类法下，就大大降低了分子因素的“贡献度”。
但数字后面的实际情况表明，2003年以来银监会大力推进五级分类贷款办法和标准，并由此进行的各种真实性检查无疑又一次促进了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分类及质量的真实性，为今后的提呆拨备、做实利润和充足资本奠定了重要的工作基础。
“分子”还是“分母”？
根据以上的计算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六个结论：
其一，不良贷款余额减少和贷款余额增加都是导致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的重要因素。
其二，贷款余额的增加对于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的“贡献度”更大一些。同时，必须考虑前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2000年以后很多原本“正常”的贷款或假正常贷款还原成不良贷款，统计上抹杀了不良贷款余额降低因素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贡献度”；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银行贷款总量的增加有着必然的要求，分母做大目的并不全在于所谓的人为掩盖不良贷款率。
其三，2001年～2003年增加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高于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但差距逐年缩小，分子因素的“贡献度”占比逐年大幅度提高。到2003年底，已占三成多，并非如外界经常猜测的“二八开”。
其四，2001年～2002年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逐渐提高，2003年前3季度这一趋势的“中断”有着特殊原因，是暂时的，第四季度继续延续2001年～2002年分子因素“贡献度”逐步提高的趋势。除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以外，深层次上导因于银监会大力倡导和实施专业化审慎银行监管的各项措施。
其五，2003年第四季度，分子因素“贡献度”重又提高，但远未达到四级分类法下的高度，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真实度，夯实基础的一个代价。因为银监会自2003年10月起对国有银行五级分类法真实情况进行严格的现场检查，由此必然揭露一些假正常贷款；更为严格的五级分类法以未来现金流作为判别借款人有无还款能力的核心依据，辅之以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考察，一些近期发放的贷款也可能被认定为不良贷款。所有这些变化导致的“新增”不良贷款部分冲销了不良贷款余额减少的“贡献度”。
其六，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是真实的，而且，随着银行业监管当局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五级分类办法的执行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围绕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改善贷款质量的一系列新措施的出台，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将更多地源自不良贷款余额的减少。
本文作者为金融监管研究人员
(注：从统计上而言，由于分子、分母并不是完全独立地对不良贷款率下降发挥作用，因此，不可能完全将分子分母的贡献度严格区分开来。本文采用的计算方法对估算分子和分母所独立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同方向反映在分子和分母上，而且差异很小，因此对比较结果不会产生影响。)
从上届政府始，每年要求下降3个百分点的任务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考核经营绩效的首要指标。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更是在强调这一比率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比率“双下降”，其目的就是要提高不良贷款下降的真实性。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审慎的监管理念和要求正在逐步体现其至关重要的作用，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提高经营管理健康度的重要手段。
截至2003年，经过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和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共同努力，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不良贷款率呈现逐年稳步大幅度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33.37％稳步下降到2003年的20.36％（表一）。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有不良贷款余额（分子）减少的作用，也有贷款余额（分母）增加的作用。由于新增贷款中，将来还有可能产生新的不良贷款，所以，过多依靠新增贷款，做大分母来稀释不良贷款率是不可靠的，只有不良贷款余额的减少而带来的不良贷款率降低才是更为真实和持久的。另外，对于分子、分母因素各自作用的大小，也一直众说纷纭。本文力图实证分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分子、分母因素“贡献度”。
一个简单的测量工具
不良贷款率是分子（不良贷款余额）与分母（贷款余额）之比，分辨分子分母因素各自对降低不良贷款率所起作用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将假定一个因素（分子/分母）不变时所得出的不良贷款率与原不良贷款率相减，得出的差额就可大致反映出变动因素（分母/分子）对整体不良贷款率下降的“贡献度”。用公式表示如下：
1.分子因素的“贡献度”
差额 = 分母不变时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的不良贷款率
= 本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 —上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
2.分母因素的“贡献度”
差额 = 分子不变时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NPL占本年贷款余额比率 —上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1
我们从以上计算结果（见表二）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其一，整体而言，取消分子分母任何一个因素后得出的不良贷款率都会不同于分子分母同时发挥作用后所得出的实际不良贷款率，这表明，分子分母因素都是影响因素。其中，2001年的分子因素“贡献度”为正值，从数字上看对不良贷款率降低的“贡献度”为负，究其原因是由于推广五级分类，造成原来在四级分类下被认定为“正常”的贷款大量划转为不良贷款，其数量远远高于当年各行核销坏账额，结果导致当年不良贷款余额反比年初增加475亿元。若剔除这一变更因素，2001年的分子因素对于降低不良贷款率也应有其“贡献度”。
其二，2001年～2003年，分母因素“贡献度”均高于分子因素“贡献度”，表明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更多地来自于增量贷款因素。当然，对于这一计算结果的解释，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情况：第一，2000年以后，各国有银行新管理层加大了贷款质量清查以及实施审慎会计制度的力度，很多原本“正常”的贷款或假正常贷款还原成不良贷款，例如，中国银行2001年不良贷款余额比2000年增加264亿元，由此就在统计上抹杀和冲抵了分子因素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贡献度”；第二，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银行贷款总量的增加有着必然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相对较高的分母“贡献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其三，2001年～2003年，分母因素的“贡献度”与分子因素的“贡献度”之间的差距按五级分类口径分别为3.76％，2.81％，2.04％。体现逐年缩小的趋势，分子因素“贡献度”占比逐年大幅度提高，由2001年的－33.19％提高到2002年的22.29％，并在2003年进一步提高到33.22％。2003年的分子分母的作用占比已是“强三弱七开”（33.22：66.78），而并非外界经常说的“二八开”，这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监管当局和国有商业银行共同努力的结果。
解读2003
2003年，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迅猛，但前高后低特征很明显。全年贷款新增3万亿元，增长21.4％，比上年多增1.1万亿元。但9月末，金融机构贷款就已新增2.7万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9月份以后贷款增势开始放缓。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仅增加616亿元，比前三季度平均每月增加贷款2700多亿元的水平相比明显减少。11月，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6.85万亿元，同比少增514亿元。所以，有必要以2003年9月末为分界点，对国有商业银行2003年不良贷款率降低的分子因素分母因素“贡献度”进行分段考察。计算结果见表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3年前9个月，分母因素“贡献度”重又提高，分子因素的“贡献度”由2002年底的22.29％下降为21.62％；但第4季度，情况根本好转，分子因素“贡献度”迅速回升，达到34.36％。其原因显然在于前9个月贷款增加过猛。
第二，2003年第四季度延续了2001年～2002年分子因素“贡献度”逐步提高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一是由于人民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和中国银监会的贷款质量控制措施频出，贷款增长过猛势头得到遏制；二是国有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和资产保全能力的提高导致不良贷款余额大幅度下降；三是随着五级分类贷款办法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实施已近三年，假正常贷款逐步被揭露，由其所现形的不良贷款数额越来越少。尤其是后两个因素的作用，更是随着中国银监会组建完毕，大力倡导和实施专业化审慎银行监管措施的逐步到位而凸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使用贷款四级分类数据对2003年的不良贷款比率的下降进行了分段分析，结果发现，2003年前3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四级贷款分类下的分子贡献度分别为5.62％和90.51％，分母因素“贡献度”分别为94.38％和9.49％（见表四）。
之所以四季度的五级分类下分子因素的“贡献度”34.36％远远低于四级分类法下的同期分子因素的“贡献度”90.51％，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中国银监会出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及新发放贷款现场检查方案》，自2003年10月起对国有银行自2002年2月1日以来的五级分类法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由此可能揭露出了一些假正常贷款；二是五级分类法以未来现金流预测情况作为判别借款人有无还款能力的核心依据，而非以是否逾期为标准，这样即使是近期发放的贷款也可能被认定为不良贷款，以上两个因素导致的“新增”不良贷款部分冲销了不良贷款余额减少的贡献，反映在五级分类法下，就大大降低了分子因素的“贡献度”。
但数字后面的实际情况表明，2003年以来银监会大力推进五级分类贷款办法和标准，并由此进行的各种真实性检查无疑又一次促进了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分类及质量的真实性，为今后的提呆拨备、做实利润和充足资本奠定了重要的工作基础。
“分子”还是“分母”？
根据以上的计算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六个结论：
其一，不良贷款余额减少和贷款余额增加都是导致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的重要因素。
其二，贷款余额的增加对于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的“贡献度”更大一些。同时，必须考虑前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2000年以后很多原本“正常”的贷款或假正常贷款还原成不良贷款，统计上抹杀了不良贷款余额降低因素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贡献度”；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银行贷款总量的增加有着必然的要求，分母做大目的并不全在于所谓的人为掩盖不良贷款率。
其三，2001年～2003年增加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高于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但差距逐年缩小，分子因素的“贡献度”占比逐年大幅度提高。到2003年底，已占三成多，并非如外界经常猜测的“二八开”。
其四，2001年～2002年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逐渐提高，2003年前3季度这一趋势的“中断”有着特殊原因，是暂时的，第四季度继续延续2001年～2002年分子因素“贡献度”逐步提高的趋势。除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以外，深层次上导因于银监会大力倡导和实施专业化审慎银行监管的各项措施。
其五，2003年第四季度，分子因素“贡献度”重又提高，但远未达到四级分类法下的高度，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真实度，夯实基础的一个代价。因为银监会自2003年10月起对国有银行五级分类法真实情况进行严格的现场检查，由此必然揭露一些假正常贷款；更为严格的五级分类法以未来现金流作为判别借款人有无还款能力的核心依据，辅之以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考察，一些近期发放的贷款也可能被认定为不良贷款。所有这些变化导致的“新增”不良贷款部分冲销了不良贷款余额减少的“贡献度”。
其六，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是真实的，而且，随着银行业监管当局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五级分类办法的执行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围绕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改善贷款质量的一系列新措施的出台，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将更多地源自不良贷款余额的减少。
本文作者为金融监管研究人员
(注：从统计上而言，由于分子、分母并不是完全独立地对不良贷款率下降发挥作用，因此，不可能完全将分子分母的贡献度严格区分开来。本文采用的计算方法对估算分子和分母所独立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同方向反映在分子和分母上，而且差异很小，因此对比较结果不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