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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对中国而言，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外来之物。以1582年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来华为起点标志的西学东渐，使中国人开始渐渐地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是中国百姓真正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切身感受并从此真正关注西方科学则可以说是在1840年以后了，是经历了痛苦后的认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20世纪初叶，一批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相继学成回国。这些留学生经过欧风美雨的沐浴、西洋文明的洗礼，对科学之于近代西方国家空前进步的作用和影响有着实际的切身体会。他们回国后便积极着手筹办刊物，建立社团，宣传科学，开启民智，很快便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股传播、普及科学的浪潮。一时间，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赛先生（Science）——“赛因斯”被当作了人人尊崇有加的“赛菩萨”，无形中也为中国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科学名义下进行宣传、扩张提供了价值上的合法性。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吸纳和接受愿望无疑是真诚的，但心情显然是急迫的，随之而来的种种急功近利、囫囵吞枣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结果赛先生成了到处贴的华丽标签，表面上风光无比，大受欢迎，然而实际上对赛先生本身的认识却遭到了忽略和误解。此种情形下，中国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与西方科学本身的含义相去甚远。对此，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总结和感叹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存在着三点根本上的错误：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顶多拿来当作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只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太俗了，只把科学当作应用的工具，而不知道科学的真正本质。
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赛先生在中国正式“生根落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科学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新中国作为极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提高国防实力是其首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现实紧迫性使得中国政府更多地视科学为增强军力、壮大国威的手段而无暇它顾。要使普通百姓对赛先生自身的本质和价值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始终任务艰巨而又道路漫长，这在中国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更是显得困难重重。建国多年以后，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仍感慨万千地说道：“当人类的登月艇已经登上月球，宇航员们开辟了通向宇宙的进军之路，而我国农村的许多群众还依然沉沦在玉皇大帝统治天庭的荒唐谬说之中；当潜水艇已经在大海中行驶了将近一个世纪，而许多群众还在津津乐道于东海龙王的种种神威。”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开始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科学技术荣升为“第一生产力”，赛先生在经济生产方面的功能受到空前重视，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普遍欢迎。然而，长期以来的这种对赛先生的功利片面的工具化态度无疑对国人的科学意识有着深刻的影响，赛先生在公众心目中又成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赛财神”。在我国农村，请科技工作人员下乡进行示范指导常常被戏称为“抢财神”；科普工作的先进代表、学习典型往往是各种生产“大王”，致富“能手”，并形象地被冠以诸如：“小麦大王”、“种瓜能手”、“养鸭状元”、“玉米专家”一类的称号。赛先生只是多打粮食、快速挣钱的手段罢了。
进入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针对18岁至69岁的成年公众分别于2001和2003年进行了两次科学素养的专门调查，并正式出版了调查报告。两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达到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为1.4％和1.98％，同时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公众超过1/2的人相信求签，超过1/4的人相信星座预测，各有超过1/5的人相信周公解梦和相面，这显然与只有不到1/50的人基本具备科学素养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同年我国公众对科技信息感兴趣程度排第一位（占被调查公众的83.1％）的是“致富信息”，可见脱贫致富仍然是当前普通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最主要企盼，“赛财神”的形象已是深入人心。由此也说明，至今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对科学的认识理解依然只停留在很浅的表层之上，甚至存在着相当的误解，这种状况不得不发人深思，令人感慨。
今天，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繁荣正越来越依赖于创新、传播和应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国家间的竞争已明显地表现为各国人力资源的竞争，良好的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现代社会健康、高效运行的基本前提，这一点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认同。一些发达国家明确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列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政府出面参与并给予高度重视。其中，目前唯一保持长盛不衰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提高国民科学素质方面的一些战略部署和实际举措尤其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1957年10月，前苏联首先发射了开辟人类航天时代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一直在科技研发领域全球领先的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惊愕，但痛定思痛之后，1958年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的却是《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大大加强了政府对各层次科学教育的支持力度。20世纪80年代，针对中小学生科学、数学成绩有所下降的现实，美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2061计划，该计划周期长达76年，旨在从“从娃娃抓起”，从系统正规的学校基础科学教育入手，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努力在2061年达到“所有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在其科学政策报告《为了国家利益的科学》中提出了发展科学的五项“国家目标”，第五项即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指出“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美国应成为一个科学知识普及的社会”。进入21世纪，美国在《迎接风暴──振兴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建设美好未来》的报告中又提出四项科技政策建议，以确保21世纪能够继续在科学与工程方面保持领先地位，进而成功地进行国际竞争，持续地保障国家繁荣。该报告的第一项重大建议即是针对中小学基础科学教育的：通过大大提升K－12教育阶段（从幼儿园到高中12年级的基础教育）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水平来扩大美国的人才基数。多年来，美国约翰·布罗克曼公司不断组织世界著名科学家撰写《科学大师佳品系列》，这套反映世纪之交科学前沿问题的科普读物被视为“向这个世纪撒下了一张网，它捕获的将是我们这颗行星的下一代思想家和科学家”。从中我们不难领略到美国人在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处心积虑的一贯风范和远见卓识，也深深体会到美利坚合众国在一个多世纪里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激烈竞争中雄居鳌头、百年不败的深厚根基之所在！
我国拥有举世无双的人力资源，这一巨大而潜在的资源宝库将是新世纪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的科学素质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当前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已经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严重滞后因素。数以亿计的文盲、半文盲，正像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井上昌三所指出的：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来说，已构成严重的障碍。展望未来，国家的现代化首先要求人的现代化，只有高度重视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并固化为一种永久的国民科技意识，升华为一种民族追求、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我们民族持续发展的最持久和最不可缺少的社会推动力，从而把我国沉重的人口包袱变成现代社会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优势，才能真正地为我国21世纪的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打下深厚坚实的根基！
五四运动鲜明地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爱国志士深知赛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著名科学家顾毓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可见，先辈们对赛先生以及赛先生之于中国社会的意义认识不可谓不深刻，态度不可谓不真诚，但时至今日中国国民科学素质依然严峻的现实状况却一再表明：“五四”提出的科学启蒙、重塑国民素质的任务仍然尚未完成，赛先生在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20世纪初叶，一批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相继学成回国。这些留学生经过欧风美雨的沐浴、西洋文明的洗礼，对科学之于近代西方国家空前进步的作用和影响有着实际的切身体会。他们回国后便积极着手筹办刊物，建立社团，宣传科学，开启民智，很快便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股传播、普及科学的浪潮。一时间，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赛先生（Science）——“赛因斯”被当作了人人尊崇有加的“赛菩萨”，无形中也为中国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科学名义下进行宣传、扩张提供了价值上的合法性。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吸纳和接受愿望无疑是真诚的，但心情显然是急迫的，随之而来的种种急功近利、囫囵吞枣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结果赛先生成了到处贴的华丽标签，表面上风光无比，大受欢迎，然而实际上对赛先生本身的认识却遭到了忽略和误解。此种情形下，中国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与西方科学本身的含义相去甚远。对此，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总结和感叹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存在着三点根本上的错误：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顶多拿来当作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只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太俗了，只把科学当作应用的工具，而不知道科学的真正本质。
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赛先生在中国正式“生根落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科学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新中国作为极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提高国防实力是其首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现实紧迫性使得中国政府更多地视科学为增强军力、壮大国威的手段而无暇它顾。要使普通百姓对赛先生自身的本质和价值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始终任务艰巨而又道路漫长，这在中国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更是显得困难重重。建国多年以后，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仍感慨万千地说道：“当人类的登月艇已经登上月球，宇航员们开辟了通向宇宙的进军之路，而我国农村的许多群众还依然沉沦在玉皇大帝统治天庭的荒唐谬说之中；当潜水艇已经在大海中行驶了将近一个世纪，而许多群众还在津津乐道于东海龙王的种种神威。”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开始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科学技术荣升为“第一生产力”，赛先生在经济生产方面的功能受到空前重视，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普遍欢迎。然而，长期以来的这种对赛先生的功利片面的工具化态度无疑对国人的科学意识有着深刻的影响，赛先生在公众心目中又成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赛财神”。在我国农村，请科技工作人员下乡进行示范指导常常被戏称为“抢财神”；科普工作的先进代表、学习典型往往是各种生产“大王”，致富“能手”，并形象地被冠以诸如：“小麦大王”、“种瓜能手”、“养鸭状元”、“玉米专家”一类的称号。赛先生只是多打粮食、快速挣钱的手段罢了。
进入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针对18岁至69岁的成年公众分别于2001和2003年进行了两次科学素养的专门调查，并正式出版了调查报告。两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达到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为1.4％和1.98％，同时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公众超过1/2的人相信求签，超过1/4的人相信星座预测，各有超过1/5的人相信周公解梦和相面，这显然与只有不到1/50的人基本具备科学素养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同年我国公众对科技信息感兴趣程度排第一位（占被调查公众的83.1％）的是“致富信息”，可见脱贫致富仍然是当前普通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最主要企盼，“赛财神”的形象已是深入人心。由此也说明，至今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对科学的认识理解依然只停留在很浅的表层之上，甚至存在着相当的误解，这种状况不得不发人深思，令人感慨。
今天，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繁荣正越来越依赖于创新、传播和应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国家间的竞争已明显地表现为各国人力资源的竞争，良好的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现代社会健康、高效运行的基本前提，这一点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认同。一些发达国家明确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列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政府出面参与并给予高度重视。其中，目前唯一保持长盛不衰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提高国民科学素质方面的一些战略部署和实际举措尤其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1957年10月，前苏联首先发射了开辟人类航天时代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一直在科技研发领域全球领先的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惊愕，但痛定思痛之后，1958年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的却是《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大大加强了政府对各层次科学教育的支持力度。20世纪80年代，针对中小学生科学、数学成绩有所下降的现实，美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2061计划，该计划周期长达76年，旨在从“从娃娃抓起”，从系统正规的学校基础科学教育入手，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努力在2061年达到“所有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在其科学政策报告《为了国家利益的科学》中提出了发展科学的五项“国家目标”，第五项即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指出“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美国应成为一个科学知识普及的社会”。进入21世纪，美国在《迎接风暴──振兴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建设美好未来》的报告中又提出四项科技政策建议，以确保21世纪能够继续在科学与工程方面保持领先地位，进而成功地进行国际竞争，持续地保障国家繁荣。该报告的第一项重大建议即是针对中小学基础科学教育的：通过大大提升K－12教育阶段（从幼儿园到高中12年级的基础教育）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水平来扩大美国的人才基数。多年来，美国约翰·布罗克曼公司不断组织世界著名科学家撰写《科学大师佳品系列》，这套反映世纪之交科学前沿问题的科普读物被视为“向这个世纪撒下了一张网，它捕获的将是我们这颗行星的下一代思想家和科学家”。从中我们不难领略到美国人在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处心积虑的一贯风范和远见卓识，也深深体会到美利坚合众国在一个多世纪里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激烈竞争中雄居鳌头、百年不败的深厚根基之所在！
我国拥有举世无双的人力资源，这一巨大而潜在的资源宝库将是新世纪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的科学素质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当前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已经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严重滞后因素。数以亿计的文盲、半文盲，正像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井上昌三所指出的：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来说，已构成严重的障碍。展望未来，国家的现代化首先要求人的现代化，只有高度重视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并固化为一种永久的国民科技意识，升华为一种民族追求、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我们民族持续发展的最持久和最不可缺少的社会推动力，从而把我国沉重的人口包袱变成现代社会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优势，才能真正地为我国21世纪的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打下深厚坚实的根基！
五四运动鲜明地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爱国志士深知赛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著名科学家顾毓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可见，先辈们对赛先生以及赛先生之于中国社会的意义认识不可谓不深刻，态度不可谓不真诚，但时至今日中国国民科学素质依然严峻的现实状况却一再表明：“五四”提出的科学启蒙、重塑国民素质的任务仍然尚未完成，赛先生在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