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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我三年级时就在唱,那时我在湖南战时儿童保育院,仰着脖子高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当时我并不知道太行山在哪里,但这歌每过几年就会唱一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调入山西省文联,在《火花》做编辑。1964年,文联参加太原市革命歌曲歌咏比赛,首选又是这首歌。这次的合唱队伍很有特色,年龄参差,老中青都有;文化层次高低错落,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也不乏目不识丁的文盲。有个老太太河北人(其实也就40多岁吧),不会讲普通话,也不大会唱歌,就跟着念,不时询问“自由之神是什么东西”之类的问题。后来派专人教几个工农职工认歌词、学歌谱,他们多数人以前从没唱过一首完整的歌,这次合唱是扫盲、学文化,是开天辟地的事!
练歌的地点在资料室,每天下班后大家都会主动去集合、练歌。有孩子的职工,孩子们在屋外玩耍、等候,练完歌再带着他们回去做饭吃。大家坐着唱、站着唱,练了好几个月。唱熟后,要找个人指挥,西戎马上举手,自告奋勇承担了指挥任务。比赛那天,大家穿得很整齐,也就是没补丁的衣裤吧。我们得了一面锦旗,好像是二等奖。来自部队的摄影师何家骅拍了好多照片,洗好后给大家看,我们都很兴奋。那年月没什么文艺活动,这次大合唱唤醒了蛰伏在我们心底久违的艺术情怀。
编辑部在南华门东四条4号院,是当年阎锡山大太太徐竹青的住所,这个四合院非常幽静,室内很干净,红木地板刚刚漆过,打了蜡,每天要用煤油擦。《火花》编辑部在正房的西头,木雕的窗户非常讲究,据说这里是阎太太的餐厅,是当时美餐揪片、剔尖、擦蝌蚪等山西面食的地方,如今成了为广大工农群众制作精神食粮的场所!编辑部有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理论组,加上副主编的办公室一共有三间大房,彼此相通,都不上锁。
省文联领导全省的文学、美术、戏剧、音乐等各个协会,那时驻会的只有文学、美术两个协会。作协主要是编辑出版《火花》;美协除主办《天龙画刊》外,还有个美术工厂,下设雕塑、木雕、剪纸皮影和推光漆四个车间。雕塑车间常做石膏塑像,如侍女像、刘胡兰像等。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后,各省都有一个厅。山西厅举办过省文联的塑像展览,还出售了不少塑像!美协有了收入,自然让作协非常羡慕!但好景不长,运动时美协问题严重了,说他们在搞封资修和牛鬼蛇神的东西,当然还有经济问题。美术工厂停办,人员分流,他们带着手艺到了二轻厅的工艺美术厂或文化局的美术服务部。
《火花》起初叫《山西文艺》,刊登包括说唱的曲艺作品,32开,1956年改名后成了16开,逐步由文艺刊物向文学刊物过度。编辑部有十几个人,陈志铭和李霞裳两口子是解放前报社的工作人员,肃反时曾遭到审查,最后没整出什么,却给他们提了醒,在后来的文革中,他们哪一派也不参加,成了逍遥派。编辑部先后有七、八个女性,有马烽的夫人段杏棉,胡正的夫人郁波,刘德怀的夫人彦颖,都是从革命老区来的。后来编辑部又来了曾长清,她的丈夫是部队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文革时是进驻文联的军宣队头头。再后来陈令霏来了,她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她的丈夫是太原市警备司令部的团级干部,他们家不用自己打煤糕,买煤、买烧土这些体力活儿都由士兵来做。大家好生羡慕!同时来的还有吴旸,她的丈夫是21军军长。文革开始后,从《光明日报》调来顾绛和蒋寿山夫妇,他们原来在《解放军文艺》工作,因蒋寿山被打成右派,一同发配到了山西。那时部队是很吃香的背景和靠山,他们虽然被贬谪,但都有令人自豪的“解放军血统”。当时仅我一个人特殊,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而且去了台湾,我与编辑部那些出身贫农,本人放过羊、种过地、纺过棉花,在解放区呆过的同事相比,便感矮了一大截。虽然工作认真努力,也不免常受批评指责。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一位值班领导说我想乘直升飞机飞到台湾去,把我吓得魂不附体。
编辑部还发生过一起失窃事件。郁波锁着的办公桌抽屉被撬开,里面一本银行存折被盗!大家都很紧张,那时人人都很穷,似乎每个人皆有作案的嫌疑。四处查找蛛丝马迹,在与编辑部相连的小接待室里,发现茶几上放着半杯茶水。于是锁定目标。茶是谁倒的?有几个人进来?范彪走近,围着茶杯看个究竟,他提出疑问:“是茶吗?”
大家纷纷围过去,看一看、闻一闻、晃一晃,很难判断。范彪鼓足勇气尝了一口,立即断定:“尿!”
编辑部自己破案的同时,银行方面也有了进展: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来取过钱!很快破了案,是一位编辑的孩子从窗户里钻进去干的!大家都长长舒了口气。
三年困难时期,省里给各个单位都分配了一块近郊的土地,让自行解决一些吃的东西。省文联在小井裕分到40亩土地。于是全机关要轮流去那里劳动。一次编辑部组织去劳动,年轻人动手抓到很多蚂蚱,让村里的食堂帮着炸一下。一盘子端上饭桌,谁也不敢动,李束为是山东人,便带头拿起一只,边吃边说:“这是好东西!高蛋白!没什么好怕的!”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上手,品尝美味!
编辑部有几位烟瘾极大的男士,想抽烟,四处寻找烟叶,但是买不起、也买不到烟叶,就用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卷烟抽,袁毓铭曾是《大公报》的主编,被贬到太原后工资也降了,他烟瘾很大,自制烟卷也最多。
后来省里又分配了14头母猪给文联,让搞养殖自救:母猪能生小猪,一头母猪若生4头小猪的话,就是56头!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办个养猪场,全机关吃肉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理论上非常完美的设计,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人都饿得两眼冒金星,一大群猪吃什么?看着日益消瘦的猪,机关领导开会讨论:与其把猪都饿瘦、饿死,不如减少些数量,保证重点!于是一致同意宰杀一半,把猪肉按级别高低分给全机关的职工。因文联的高干颇多,普通职工大约一人分得半斤左右。这福利让大家欢喜了好长一段日子。
领导们多吃一些肉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要承担责任。猪刚杀不久,上级检查组来了,要检查猪养的情况。于是把他们领到食堂后面的猪圈去查看,检查组提出:“数量不对啊!”陪同人员马上说:“还有七头在小井裕基地养着。”
检查人员点头认同。但他们走后文联的领导睡不着了:“咋办?万一检查组去小井裕咋办?”
商量来商量去,机关做出一个决定,派陈仁友、范彪、周玉和郭青云四人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把七头猪赶到小井裕去!
赶猪的任务是艰巨的,猪有不听话的权利,它们不会老老实实走直道。于是四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整天时间,才把猪赶到了小井裕。猪关进了猪圈,便开始天天盼望检查组快来检查,等来等去,检查组竟没来。
文革前夕,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访,好像是罗马尼亚的,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文联去了些人在迎泽宾馆座谈。
小说编辑苏伟光,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翻译,会外语。如今来了外宾,他便热情地上前寒暄。就因这份热情,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没少挨整!历次运动都要让他交代:“究竟和外宾说了些啥?”
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寒声负责审问。苏伟光交代:自己就是问了“你好”“家里有几个孩子”和“平时都吃什么饭”。
寒声不解地问:“你问这些要干什么?”
苏伟光哑口无言,真说不出自己“要干什么”。于是,他从编辑部调出,到了资料室,去抄写卡片。
……
这些事情今天讲起来有些好笑,时间真快!当年《火花》编辑部的人已所剩无几,在南华门东四条居住的同僚也只剩郁波、陈志铭和我了。我们见证了《火花》走过的六十年,红红火火的辉煌都已写入史册,写这些趣闻作为花絮,博得看客们莞尔一笑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太行山在哪里,但这歌每过几年就会唱一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调入山西省文联,在《火花》做编辑。1964年,文联参加太原市革命歌曲歌咏比赛,首选又是这首歌。这次的合唱队伍很有特色,年龄参差,老中青都有;文化层次高低错落,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也不乏目不识丁的文盲。有个老太太河北人(其实也就40多岁吧),不会讲普通话,也不大会唱歌,就跟着念,不时询问“自由之神是什么东西”之类的问题。后来派专人教几个工农职工认歌词、学歌谱,他们多数人以前从没唱过一首完整的歌,这次合唱是扫盲、学文化,是开天辟地的事!
练歌的地点在资料室,每天下班后大家都会主动去集合、练歌。有孩子的职工,孩子们在屋外玩耍、等候,练完歌再带着他们回去做饭吃。大家坐着唱、站着唱,练了好几个月。唱熟后,要找个人指挥,西戎马上举手,自告奋勇承担了指挥任务。比赛那天,大家穿得很整齐,也就是没补丁的衣裤吧。我们得了一面锦旗,好像是二等奖。来自部队的摄影师何家骅拍了好多照片,洗好后给大家看,我们都很兴奋。那年月没什么文艺活动,这次大合唱唤醒了蛰伏在我们心底久违的艺术情怀。
编辑部在南华门东四条4号院,是当年阎锡山大太太徐竹青的住所,这个四合院非常幽静,室内很干净,红木地板刚刚漆过,打了蜡,每天要用煤油擦。《火花》编辑部在正房的西头,木雕的窗户非常讲究,据说这里是阎太太的餐厅,是当时美餐揪片、剔尖、擦蝌蚪等山西面食的地方,如今成了为广大工农群众制作精神食粮的场所!编辑部有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理论组,加上副主编的办公室一共有三间大房,彼此相通,都不上锁。
省文联领导全省的文学、美术、戏剧、音乐等各个协会,那时驻会的只有文学、美术两个协会。作协主要是编辑出版《火花》;美协除主办《天龙画刊》外,还有个美术工厂,下设雕塑、木雕、剪纸皮影和推光漆四个车间。雕塑车间常做石膏塑像,如侍女像、刘胡兰像等。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后,各省都有一个厅。山西厅举办过省文联的塑像展览,还出售了不少塑像!美协有了收入,自然让作协非常羡慕!但好景不长,运动时美协问题严重了,说他们在搞封资修和牛鬼蛇神的东西,当然还有经济问题。美术工厂停办,人员分流,他们带着手艺到了二轻厅的工艺美术厂或文化局的美术服务部。
《火花》起初叫《山西文艺》,刊登包括说唱的曲艺作品,32开,1956年改名后成了16开,逐步由文艺刊物向文学刊物过度。编辑部有十几个人,陈志铭和李霞裳两口子是解放前报社的工作人员,肃反时曾遭到审查,最后没整出什么,却给他们提了醒,在后来的文革中,他们哪一派也不参加,成了逍遥派。编辑部先后有七、八个女性,有马烽的夫人段杏棉,胡正的夫人郁波,刘德怀的夫人彦颖,都是从革命老区来的。后来编辑部又来了曾长清,她的丈夫是部队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文革时是进驻文联的军宣队头头。再后来陈令霏来了,她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她的丈夫是太原市警备司令部的团级干部,他们家不用自己打煤糕,买煤、买烧土这些体力活儿都由士兵来做。大家好生羡慕!同时来的还有吴旸,她的丈夫是21军军长。文革开始后,从《光明日报》调来顾绛和蒋寿山夫妇,他们原来在《解放军文艺》工作,因蒋寿山被打成右派,一同发配到了山西。那时部队是很吃香的背景和靠山,他们虽然被贬谪,但都有令人自豪的“解放军血统”。当时仅我一个人特殊,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而且去了台湾,我与编辑部那些出身贫农,本人放过羊、种过地、纺过棉花,在解放区呆过的同事相比,便感矮了一大截。虽然工作认真努力,也不免常受批评指责。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一位值班领导说我想乘直升飞机飞到台湾去,把我吓得魂不附体。
编辑部还发生过一起失窃事件。郁波锁着的办公桌抽屉被撬开,里面一本银行存折被盗!大家都很紧张,那时人人都很穷,似乎每个人皆有作案的嫌疑。四处查找蛛丝马迹,在与编辑部相连的小接待室里,发现茶几上放着半杯茶水。于是锁定目标。茶是谁倒的?有几个人进来?范彪走近,围着茶杯看个究竟,他提出疑问:“是茶吗?”
大家纷纷围过去,看一看、闻一闻、晃一晃,很难判断。范彪鼓足勇气尝了一口,立即断定:“尿!”
编辑部自己破案的同时,银行方面也有了进展: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来取过钱!很快破了案,是一位编辑的孩子从窗户里钻进去干的!大家都长长舒了口气。
三年困难时期,省里给各个单位都分配了一块近郊的土地,让自行解决一些吃的东西。省文联在小井裕分到40亩土地。于是全机关要轮流去那里劳动。一次编辑部组织去劳动,年轻人动手抓到很多蚂蚱,让村里的食堂帮着炸一下。一盘子端上饭桌,谁也不敢动,李束为是山东人,便带头拿起一只,边吃边说:“这是好东西!高蛋白!没什么好怕的!”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上手,品尝美味!
编辑部有几位烟瘾极大的男士,想抽烟,四处寻找烟叶,但是买不起、也买不到烟叶,就用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卷烟抽,袁毓铭曾是《大公报》的主编,被贬到太原后工资也降了,他烟瘾很大,自制烟卷也最多。
后来省里又分配了14头母猪给文联,让搞养殖自救:母猪能生小猪,一头母猪若生4头小猪的话,就是56头!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办个养猪场,全机关吃肉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理论上非常完美的设计,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人都饿得两眼冒金星,一大群猪吃什么?看着日益消瘦的猪,机关领导开会讨论:与其把猪都饿瘦、饿死,不如减少些数量,保证重点!于是一致同意宰杀一半,把猪肉按级别高低分给全机关的职工。因文联的高干颇多,普通职工大约一人分得半斤左右。这福利让大家欢喜了好长一段日子。
领导们多吃一些肉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要承担责任。猪刚杀不久,上级检查组来了,要检查猪养的情况。于是把他们领到食堂后面的猪圈去查看,检查组提出:“数量不对啊!”陪同人员马上说:“还有七头在小井裕基地养着。”
检查人员点头认同。但他们走后文联的领导睡不着了:“咋办?万一检查组去小井裕咋办?”
商量来商量去,机关做出一个决定,派陈仁友、范彪、周玉和郭青云四人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把七头猪赶到小井裕去!
赶猪的任务是艰巨的,猪有不听话的权利,它们不会老老实实走直道。于是四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整天时间,才把猪赶到了小井裕。猪关进了猪圈,便开始天天盼望检查组快来检查,等来等去,检查组竟没来。
文革前夕,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访,好像是罗马尼亚的,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文联去了些人在迎泽宾馆座谈。
小说编辑苏伟光,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翻译,会外语。如今来了外宾,他便热情地上前寒暄。就因这份热情,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没少挨整!历次运动都要让他交代:“究竟和外宾说了些啥?”
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寒声负责审问。苏伟光交代:自己就是问了“你好”“家里有几个孩子”和“平时都吃什么饭”。
寒声不解地问:“你问这些要干什么?”
苏伟光哑口无言,真说不出自己“要干什么”。于是,他从编辑部调出,到了资料室,去抄写卡片。
……
这些事情今天讲起来有些好笑,时间真快!当年《火花》编辑部的人已所剩无几,在南华门东四条居住的同僚也只剩郁波、陈志铭和我了。我们见证了《火花》走过的六十年,红红火火的辉煌都已写入史册,写这些趣闻作为花絮,博得看客们莞尔一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