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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我三年级时就在唱，那时我在湖南战时儿童保育院，仰着脖子高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当时我并不知道太行山在哪里，但这歌每过几年就会唱一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调入山西省文联，在《火花》做编辑。1964年，文联参加太原市革命歌曲歌咏比赛，首选又是这首歌。这次的合唱队伍很有特色，年龄参差，老中青都有；文化层次高低错落，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也不乏目不识丁的文盲。有个老太太河北人（其实也就40多岁吧），不会讲普通话，也不大会唱歌，就跟着念，不时询问“自由之神是什么东西”之类的问题。后来派专人教几个工农职工认歌词、学歌谱，他们多数人以前从没唱过一首完整的歌，这次合唱是扫盲、学文化，是开天辟地的事！
练歌的地点在资料室，每天下班后大家都会主动去集合、练歌。有孩子的职工，孩子们在屋外玩耍、等候，练完歌再带着他们回去做饭吃。大家坐着唱、站着唱，练了好几个月。唱熟后，要找个人指挥，西戎马上举手，自告奋勇承担了指挥任务。比赛那天，大家穿得很整齐，也就是没补丁的衣裤吧。我们得了一面锦旗，好像是二等奖。来自部队的摄影师何家骅拍了好多照片，洗好后给大家看，我们都很兴奋。那年月没什么文艺活动，这次大合唱唤醒了蛰伏在我们心底久违的艺术情怀。
编辑部在南华门东四条4号院，是当年阎锡山大太太徐竹青的住所，这个四合院非常幽静，室内很干净，红木地板刚刚漆过，打了蜡，每天要用煤油擦。《火花》编辑部在正房的西头，木雕的窗户非常讲究，据说这里是阎太太的餐厅，是当时美餐揪片、剔尖、擦蝌蚪等山西面食的地方，如今成了为广大工农群众制作精神食粮的场所！编辑部有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理论组，加上副主编的办公室一共有三间大房，彼此相通，都不上锁。
省文联领导全省的文学、美术、戏剧、音乐等各个协会，那时驻会的只有文学、美术两个协会。作协主要是编辑出版《火花》；美协除主办《天龙画刊》外，还有个美术工厂，下设雕塑、木雕、剪纸皮影和推光漆四个车间。雕塑车间常做石膏塑像，如侍女像、刘胡兰像等。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后，各省都有一个厅。山西厅举办过省文联的塑像展览，还出售了不少塑像！美协有了收入，自然让作协非常羡慕！但好景不长，运动时美协问题严重了，说他们在搞封资修和牛鬼蛇神的东西，当然还有经济问题。美术工厂停办，人员分流，他们带着手艺到了二轻厅的工艺美术厂或文化局的美术服务部。
《火花》起初叫《山西文艺》，刊登包括说唱的曲艺作品，32开，1956年改名后成了16开，逐步由文艺刊物向文学刊物过度。编辑部有十几个人，陈志铭和李霞裳两口子是解放前报社的工作人员，肃反时曾遭到审查，最后没整出什么，却给他们提了醒，在后来的文革中，他们哪一派也不参加，成了逍遥派。编辑部先后有七、八个女性，有马烽的夫人段杏棉，胡正的夫人郁波，刘德怀的夫人彦颖，都是从革命老区来的。后来编辑部又来了曾长清，她的丈夫是部队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文革时是进驻文联的军宣队头头。再后来陈令霏来了，她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她的丈夫是太原市警备司令部的团级干部，他们家不用自己打煤糕，买煤、买烧土这些体力活儿都由士兵来做。大家好生羡慕！同时来的还有吴旸，她的丈夫是21军军长。文革开始后，从《光明日报》调来顾绛和蒋寿山夫妇，他们原来在《解放军文艺》工作，因蒋寿山被打成右派，一同发配到了山西。那时部队是很吃香的背景和靠山，他们虽然被贬谪，但都有令人自豪的“解放军血统”。当时仅我一个人特殊，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而且去了台湾，我与编辑部那些出身贫农，本人放过羊、种过地、纺过棉花，在解放区呆过的同事相比，便感矮了一大截。虽然工作认真努力，也不免常受批评指责。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一位值班领导说我想乘直升飞机飞到台湾去，把我吓得魂不附体。
编辑部还发生过一起失窃事件。郁波锁着的办公桌抽屉被撬开，里面一本银行存折被盗！大家都很紧张，那时人人都很穷，似乎每个人皆有作案的嫌疑。四处查找蛛丝马迹，在与编辑部相连的小接待室里，发现茶几上放着半杯茶水。于是锁定目标。茶是谁倒的？有几个人进来？范彪走近，围着茶杯看个究竟，他提出疑问：“是茶吗？”
大家纷纷围过去，看一看、闻一闻、晃一晃，很难判断。范彪鼓足勇气尝了一口，立即断定：“尿！”
编辑部自己破案的同时，银行方面也有了进展：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来取过钱！很快破了案，是一位编辑的孩子从窗户里钻进去干的！大家都长长舒了口气。
三年困难时期，省里给各个单位都分配了一块近郊的土地，让自行解决一些吃的东西。省文联在小井裕分到40亩土地。于是全机关要轮流去那里劳动。一次编辑部组织去劳动，年轻人动手抓到很多蚂蚱，让村里的食堂帮着炸一下。一盘子端上饭桌，谁也不敢动，李束为是山东人，便带头拿起一只，边吃边说：“这是好东西！高蛋白！没什么好怕的！”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上手，品尝美味！
编辑部有几位烟瘾极大的男士，想抽烟，四处寻找烟叶，但是买不起、也买不到烟叶，就用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卷烟抽，袁毓铭曾是《大公报》的主编，被贬到太原后工资也降了，他烟瘾很大，自制烟卷也最多。
后来省里又分配了14头母猪给文联，让搞养殖自救：母猪能生小猪，一头母猪若生4头小猪的话，就是56头！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办个养猪场，全机关吃肉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理论上非常完美的设计，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人都饿得两眼冒金星，一大群猪吃什么？看着日益消瘦的猪，机关领导开会讨论：与其把猪都饿瘦、饿死，不如减少些数量，保证重点！于是一致同意宰杀一半，把猪肉按级别高低分给全机关的职工。因文联的高干颇多，普通职工大约一人分得半斤左右。这福利让大家欢喜了好长一段日子。
领导们多吃一些肉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要承担责任。猪刚杀不久，上级检查组来了，要检查猪养的情况。于是把他们领到食堂后面的猪圈去查看，检查组提出：“数量不对啊！”陪同人员马上说：“还有七头在小井裕基地养着。”
检查人员点头认同。但他们走后文联的领导睡不着了：“咋办？万一检查组去小井裕咋办？”
商量来商量去，机关做出一个决定，派陈仁友、范彪、周玉和郭青云四人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把七头猪赶到小井裕去！
赶猪的任务是艰巨的，猪有不听话的权利，它们不会老老实实走直道。于是四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整天时间，才把猪赶到了小井裕。猪关进了猪圈，便开始天天盼望检查组快来检查，等来等去，检查组竟没来。
文革前夕，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访，好像是罗马尼亚的，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文联去了些人在迎泽宾馆座谈。
小说编辑苏伟光，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翻译，会外语。如今来了外宾，他便热情地上前寒暄。就因这份热情，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没少挨整！历次运动都要让他交代：“究竟和外宾说了些啥？”
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寒声负责审问。苏伟光交代：自己就是问了“你好”“家里有几个孩子”和“平时都吃什么饭”。
寒声不解地问：“你问这些要干什么？”
苏伟光哑口无言，真说不出自己“要干什么”。于是，他从编辑部调出，到了资料室，去抄写卡片。
……
这些事情今天讲起来有些好笑，时间真快！当年《火花》编辑部的人已所剩无几，在南华门东四条居住的同僚也只剩郁波、陈志铭和我了。我们见证了《火花》走过的六十年，红红火火的辉煌都已写入史册，写这些趣闻作为花絮，博得看客们莞尔一笑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太行山在哪里，但这歌每过几年就会唱一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调入山西省文联，在《火花》做编辑。1964年，文联参加太原市革命歌曲歌咏比赛，首选又是这首歌。这次的合唱队伍很有特色，年龄参差，老中青都有；文化层次高低错落，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也不乏目不识丁的文盲。有个老太太河北人（其实也就40多岁吧），不会讲普通话，也不大会唱歌，就跟着念，不时询问“自由之神是什么东西”之类的问题。后来派专人教几个工农职工认歌词、学歌谱，他们多数人以前从没唱过一首完整的歌，这次合唱是扫盲、学文化，是开天辟地的事！
练歌的地点在资料室，每天下班后大家都会主动去集合、练歌。有孩子的职工，孩子们在屋外玩耍、等候，练完歌再带着他们回去做饭吃。大家坐着唱、站着唱，练了好几个月。唱熟后，要找个人指挥，西戎马上举手，自告奋勇承担了指挥任务。比赛那天，大家穿得很整齐，也就是没补丁的衣裤吧。我们得了一面锦旗，好像是二等奖。来自部队的摄影师何家骅拍了好多照片，洗好后给大家看，我们都很兴奋。那年月没什么文艺活动，这次大合唱唤醒了蛰伏在我们心底久违的艺术情怀。
编辑部在南华门东四条4号院，是当年阎锡山大太太徐竹青的住所，这个四合院非常幽静，室内很干净，红木地板刚刚漆过，打了蜡，每天要用煤油擦。《火花》编辑部在正房的西头，木雕的窗户非常讲究，据说这里是阎太太的餐厅，是当时美餐揪片、剔尖、擦蝌蚪等山西面食的地方，如今成了为广大工农群众制作精神食粮的场所！编辑部有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理论组，加上副主编的办公室一共有三间大房，彼此相通，都不上锁。
省文联领导全省的文学、美术、戏剧、音乐等各个协会，那时驻会的只有文学、美术两个协会。作协主要是编辑出版《火花》；美协除主办《天龙画刊》外，还有个美术工厂，下设雕塑、木雕、剪纸皮影和推光漆四个车间。雕塑车间常做石膏塑像，如侍女像、刘胡兰像等。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后，各省都有一个厅。山西厅举办过省文联的塑像展览，还出售了不少塑像！美协有了收入，自然让作协非常羡慕！但好景不长，运动时美协问题严重了，说他们在搞封资修和牛鬼蛇神的东西，当然还有经济问题。美术工厂停办，人员分流，他们带着手艺到了二轻厅的工艺美术厂或文化局的美术服务部。
《火花》起初叫《山西文艺》，刊登包括说唱的曲艺作品，32开，1956年改名后成了16开，逐步由文艺刊物向文学刊物过度。编辑部有十几个人，陈志铭和李霞裳两口子是解放前报社的工作人员，肃反时曾遭到审查，最后没整出什么，却给他们提了醒，在后来的文革中，他们哪一派也不参加，成了逍遥派。编辑部先后有七、八个女性，有马烽的夫人段杏棉，胡正的夫人郁波，刘德怀的夫人彦颖，都是从革命老区来的。后来编辑部又来了曾长清，她的丈夫是部队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文革时是进驻文联的军宣队头头。再后来陈令霏来了，她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她的丈夫是太原市警备司令部的团级干部，他们家不用自己打煤糕，买煤、买烧土这些体力活儿都由士兵来做。大家好生羡慕！同时来的还有吴旸，她的丈夫是21军军长。文革开始后，从《光明日报》调来顾绛和蒋寿山夫妇，他们原来在《解放军文艺》工作，因蒋寿山被打成右派，一同发配到了山西。那时部队是很吃香的背景和靠山，他们虽然被贬谪，但都有令人自豪的“解放军血统”。当时仅我一个人特殊，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而且去了台湾，我与编辑部那些出身贫农，本人放过羊、种过地、纺过棉花，在解放区呆过的同事相比，便感矮了一大截。虽然工作认真努力，也不免常受批评指责。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一位值班领导说我想乘直升飞机飞到台湾去，把我吓得魂不附体。
编辑部还发生过一起失窃事件。郁波锁着的办公桌抽屉被撬开，里面一本银行存折被盗！大家都很紧张，那时人人都很穷，似乎每个人皆有作案的嫌疑。四处查找蛛丝马迹，在与编辑部相连的小接待室里，发现茶几上放着半杯茶水。于是锁定目标。茶是谁倒的？有几个人进来？范彪走近，围着茶杯看个究竟，他提出疑问：“是茶吗？”
大家纷纷围过去，看一看、闻一闻、晃一晃，很难判断。范彪鼓足勇气尝了一口，立即断定：“尿！”
编辑部自己破案的同时，银行方面也有了进展：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来取过钱！很快破了案，是一位编辑的孩子从窗户里钻进去干的！大家都长长舒了口气。
三年困难时期，省里给各个单位都分配了一块近郊的土地，让自行解决一些吃的东西。省文联在小井裕分到40亩土地。于是全机关要轮流去那里劳动。一次编辑部组织去劳动，年轻人动手抓到很多蚂蚱，让村里的食堂帮着炸一下。一盘子端上饭桌，谁也不敢动，李束为是山东人，便带头拿起一只，边吃边说：“这是好东西！高蛋白！没什么好怕的！”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上手，品尝美味！
编辑部有几位烟瘾极大的男士，想抽烟，四处寻找烟叶，但是买不起、也买不到烟叶，就用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卷烟抽，袁毓铭曾是《大公报》的主编，被贬到太原后工资也降了，他烟瘾很大，自制烟卷也最多。
后来省里又分配了14头母猪给文联，让搞养殖自救：母猪能生小猪，一头母猪若生4头小猪的话，就是56头！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办个养猪场，全机关吃肉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理论上非常完美的设计，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人都饿得两眼冒金星，一大群猪吃什么？看着日益消瘦的猪，机关领导开会讨论：与其把猪都饿瘦、饿死，不如减少些数量，保证重点！于是一致同意宰杀一半，把猪肉按级别高低分给全机关的职工。因文联的高干颇多，普通职工大约一人分得半斤左右。这福利让大家欢喜了好长一段日子。
领导们多吃一些肉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要承担责任。猪刚杀不久，上级检查组来了，要检查猪养的情况。于是把他们领到食堂后面的猪圈去查看，检查组提出：“数量不对啊！”陪同人员马上说：“还有七头在小井裕基地养着。”
检查人员点头认同。但他们走后文联的领导睡不着了：“咋办？万一检查组去小井裕咋办？”
商量来商量去，机关做出一个决定，派陈仁友、范彪、周玉和郭青云四人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把七头猪赶到小井裕去！
赶猪的任务是艰巨的，猪有不听话的权利，它们不会老老实实走直道。于是四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整天时间，才把猪赶到了小井裕。猪关进了猪圈，便开始天天盼望检查组快来检查，等来等去，检查组竟没来。
文革前夕，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访，好像是罗马尼亚的，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文联去了些人在迎泽宾馆座谈。
小说编辑苏伟光，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翻译，会外语。如今来了外宾，他便热情地上前寒暄。就因这份热情，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没少挨整！历次运动都要让他交代：“究竟和外宾说了些啥？”
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寒声负责审问。苏伟光交代：自己就是问了“你好”“家里有几个孩子”和“平时都吃什么饭”。
寒声不解地问：“你问这些要干什么？”
苏伟光哑口无言，真说不出自己“要干什么”。于是，他从编辑部调出，到了资料室，去抄写卡片。
……
这些事情今天讲起来有些好笑，时间真快！当年《火花》编辑部的人已所剩无几，在南华门东四条居住的同僚也只剩郁波、陈志铭和我了。我们见证了《火花》走过的六十年，红红火火的辉煌都已写入史册，写这些趣闻作为花絮，博得看客们莞尔一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