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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形鞋、助行器、电动蹬车、站立床等复健用具，堆满了朵朵的家。“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发现朵朵睡觉的床单湿了一片，她在那里哭。”朵朵的爸爸说，现在8岁半的她，每天上学只能靠坐轮椅或让父母背去。
历经两年半、3次鉴定，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的朵朵，最终拿到了所患急性横贯性脊髓炎与接种的A+C群流脑疫苗“因果关系不能排除”的结果，也因此获得了一笔政府的补偿款。
“疫苗致害，并不简单是侵权问题或补偿问题，而是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的大事。”韶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刘洪华表示，当损害发生后，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充分而又公正的补偿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不管是不是因疫苗造成的伤害，受打击的都将是公众的信心和政府的信用。“国家补偿，补偿的是民众对于疫苗接种制度的信心。”
再也站不起来的孩子
2011年10月18日，4岁9个月的朵朵在区实验幼儿园被补种了流脑A+C疫苗。11天后，她的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患上了急性横贯性脊髓炎，辗转各地医治，仍留下截瘫的后遗症。
“孩子从发病到现在没有一点好转，属于完全性的脊髓损伤，康复无望。”朵朵的妈妈说，女儿肚脐以下始终没有知觉，无法运动，大小便也难以感知。
2012年6月4日，遵义市红花岗区残疾人联合会填发了朵朵的残疾证，残疾等级为一级。
2012年3月，在朵朵发病的5个月后，她们一家拿到了由所在的红花岗区疾控中心提供的第一份鉴定结论。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专家组称，朵朵“因感染病毒，脊髓受病毒感染致病，与接种A+C流脑疫苗关联性极小”。
治疗结束后的同年夏天，遵义市疾控中心回应了朵朵父母的第二次申请，结果与之前几乎没有差别。
因对此存有异议，朵朵一家来到了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朵朵家人称，当时遵义市还未有具体的医学会等鉴定部门。按照规定，疑似异常反应的鉴定由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组完成，若对结果有不同意见，可在限定日期向所在地的医学会再次申请。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及委托下，朵朵的异地司法鉴定最终被受理。
在距离朵朵一家得到第二次鉴定结果还有14天就满整整两年之时，这份司法鉴定终于完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称，朵朵的“急性横贯性脊髓炎”可以由神经系统病毒感染、疫苗接种等多种因素引起，且多在急性感染或疫苗接种后发病，因此，朵朵患病“与疫苗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排除”。
疫苗副作用存在多种可能
近几年，有关预防接种的风波没有间断过。
2015年9月11日，自称山西疫苗事件当事人的赵鑫（化名）起诉省卫计委案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9月17日，媒体又曝光了河南周口沈丘县等地300多名幼儿疑似接种过期疫苗造成死亡的消息。9月18日，沈丘县卫生局、疾控中心回应称，此次媒体报道的该县5例疫苗接种事件，有3例发生在2014年，已得到妥善处理，今年发生的两例疫苗接种事件，经调查均与“接种过期疫苗”无关联。2014年，该县赵德营卫生院接连发生几例接种疫苗引起患儿发病死亡事件后，县委县政府严肃追究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类似的情况正在其他地区出现，一些孩子像朵朵一样，最终得到了患病与疫苗存在关联的结论，但多数孩子则仍在等待鉴定及调查结果。
此前有报道称，中国每年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疫苗的不良反应概率徘徊在百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二之间。但在百万分之一的发生概率里，受种的孩子一旦“中招”，给每个家庭带来的伤痛却是百分之百。
长期研究疫苗和免疫规划政策的北京某高校博士生陈飞（化名）表示，疫苗对人体产生副作用存在多种可能：疫苗质量不过关及接种过程中医院方面存在疏漏：接种前孩子处于患病的两周潜伏期内，症状还未显现。而在两点均没问题的情况下，具体到每一支疫苗的混匀等生产技术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加之孩子体质、天气等外在环境综合作用，也可能会发生不良结果。呼吁建立救济基金并完善监督机制
韶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刘洪华曾指出，近年来，我国疫苗伤害纠纷呈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现行的疫苗伤害救济制度存在救济范围较窄、补偿标准不够明确、补偿程序复杂以及因果关系认定过于严格的问题。”
因为贵州省未正式颁布有关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办法，朵朵家人称，朵朵的补偿款参照依据是该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有关妇女儿童的条文。
刘洪华指出，我国对疫苗伤害救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构建怎样的救治体制目前还处于多元化探究阶段。
据国务院通过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显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严重后果的补偿，需区分疫苗的种类。属于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疫苗等情况的一类疫苗，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而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如水痘、流感等二类疫苗，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
也就是说，国家救济范围仅限于第一类疫苗异常反应造成的损害。
陈飞基于团队的研究表示，对于疫苗引起的一些严重伤害，一次性的补偿远远不够，即使是已经认定为“偶合反应”的孩子，国家也应给予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沈志强认为：“只要是接种疫苗后出现了问题，政府都应予以关注，不争论谁对谁错、疫苗安全不安全、小孩健康不健康。毕竟对一个家庭来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百分百的苦难，是小孩一辈子的事。”
律师杨铮说：“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出台的，主要都是‘办法’‘规范’‘管理条例’和‘指导意见’，直接的法律比较缺乏。”他建议下一步的立法可涵盖保障和监督两方面，建立终身保障机制并完善监督机制。
（江山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28日）
历经两年半、3次鉴定，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的朵朵，最终拿到了所患急性横贯性脊髓炎与接种的A+C群流脑疫苗“因果关系不能排除”的结果，也因此获得了一笔政府的补偿款。
“疫苗致害，并不简单是侵权问题或补偿问题，而是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的大事。”韶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刘洪华表示，当损害发生后，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充分而又公正的补偿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不管是不是因疫苗造成的伤害，受打击的都将是公众的信心和政府的信用。“国家补偿，补偿的是民众对于疫苗接种制度的信心。”
再也站不起来的孩子
2011年10月18日，4岁9个月的朵朵在区实验幼儿园被补种了流脑A+C疫苗。11天后，她的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患上了急性横贯性脊髓炎，辗转各地医治，仍留下截瘫的后遗症。
“孩子从发病到现在没有一点好转，属于完全性的脊髓损伤，康复无望。”朵朵的妈妈说，女儿肚脐以下始终没有知觉，无法运动，大小便也难以感知。
2012年6月4日，遵义市红花岗区残疾人联合会填发了朵朵的残疾证，残疾等级为一级。
2012年3月，在朵朵发病的5个月后，她们一家拿到了由所在的红花岗区疾控中心提供的第一份鉴定结论。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专家组称，朵朵“因感染病毒，脊髓受病毒感染致病，与接种A+C流脑疫苗关联性极小”。
治疗结束后的同年夏天，遵义市疾控中心回应了朵朵父母的第二次申请，结果与之前几乎没有差别。
因对此存有异议，朵朵一家来到了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朵朵家人称，当时遵义市还未有具体的医学会等鉴定部门。按照规定，疑似异常反应的鉴定由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组完成，若对结果有不同意见，可在限定日期向所在地的医学会再次申请。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及委托下，朵朵的异地司法鉴定最终被受理。
在距离朵朵一家得到第二次鉴定结果还有14天就满整整两年之时，这份司法鉴定终于完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称，朵朵的“急性横贯性脊髓炎”可以由神经系统病毒感染、疫苗接种等多种因素引起，且多在急性感染或疫苗接种后发病，因此，朵朵患病“与疫苗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排除”。
疫苗副作用存在多种可能
近几年，有关预防接种的风波没有间断过。
2015年9月11日，自称山西疫苗事件当事人的赵鑫（化名）起诉省卫计委案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9月17日，媒体又曝光了河南周口沈丘县等地300多名幼儿疑似接种过期疫苗造成死亡的消息。9月18日，沈丘县卫生局、疾控中心回应称，此次媒体报道的该县5例疫苗接种事件，有3例发生在2014年，已得到妥善处理，今年发生的两例疫苗接种事件，经调查均与“接种过期疫苗”无关联。2014年，该县赵德营卫生院接连发生几例接种疫苗引起患儿发病死亡事件后，县委县政府严肃追究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类似的情况正在其他地区出现，一些孩子像朵朵一样，最终得到了患病与疫苗存在关联的结论，但多数孩子则仍在等待鉴定及调查结果。
此前有报道称，中国每年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疫苗的不良反应概率徘徊在百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二之间。但在百万分之一的发生概率里，受种的孩子一旦“中招”，给每个家庭带来的伤痛却是百分之百。
长期研究疫苗和免疫规划政策的北京某高校博士生陈飞（化名）表示，疫苗对人体产生副作用存在多种可能：疫苗质量不过关及接种过程中医院方面存在疏漏：接种前孩子处于患病的两周潜伏期内，症状还未显现。而在两点均没问题的情况下，具体到每一支疫苗的混匀等生产技术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加之孩子体质、天气等外在环境综合作用，也可能会发生不良结果。呼吁建立救济基金并完善监督机制
韶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刘洪华曾指出，近年来，我国疫苗伤害纠纷呈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现行的疫苗伤害救济制度存在救济范围较窄、补偿标准不够明确、补偿程序复杂以及因果关系认定过于严格的问题。”
因为贵州省未正式颁布有关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办法，朵朵家人称，朵朵的补偿款参照依据是该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有关妇女儿童的条文。
刘洪华指出，我国对疫苗伤害救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构建怎样的救治体制目前还处于多元化探究阶段。
据国务院通过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显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严重后果的补偿，需区分疫苗的种类。属于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疫苗等情况的一类疫苗，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而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如水痘、流感等二类疫苗，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
也就是说，国家救济范围仅限于第一类疫苗异常反应造成的损害。
陈飞基于团队的研究表示，对于疫苗引起的一些严重伤害，一次性的补偿远远不够，即使是已经认定为“偶合反应”的孩子，国家也应给予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沈志强认为：“只要是接种疫苗后出现了问题，政府都应予以关注，不争论谁对谁错、疫苗安全不安全、小孩健康不健康。毕竟对一个家庭来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百分百的苦难，是小孩一辈子的事。”
律师杨铮说：“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出台的，主要都是‘办法’‘规范’‘管理条例’和‘指导意见’，直接的法律比较缺乏。”他建议下一步的立法可涵盖保障和监督两方面，建立终身保障机制并完善监督机制。
（江山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