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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的确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每一项看似不起眼的工作，都是一个社会管理的触角，它可以敏锐地感触到社会的体温。沉到最基层的江虹，站在一个最接地气的所在，这里很微观，但风景很别致。
9月20日上午9时，《决策》记者抵达铜陵市铜官山幸福社区的时候，党工委书记、社居委主任江虹正拎着包到处“打游击”。
她的那间办公室，刚刚腾出来做人口和计划生育城市驿站。在一间不足15平米的长条形办公室里，已经摆放了3张办公桌，江虹打算“挤”进来，但还没来得及搬家。
在这间斗室，长达2个小时的采访多次被电话打断，“你们能看到我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江虹说。
连“沉”三级
2010年7月，铜官山启动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撤销6个街道，成立了18个大社区，幸福社区就是由三个小社区合并而来的。“7267户，21000人，典型的老年化社区，65岁以上人口占到11%，以老旧小区为主，社会服务工作量很大”，江虹介绍。
幸福社区是江虹的“第三站”。每逢有人来访，人们总喜欢这样介绍她：这位是幸福社区的党工委书记，改革前是横港街道的“一把手”，早前还是铜官山区团委书记，在区委组织部也工作过。“差不多要把我的简历报一遍了”，江虹笑着说。
这样的介绍，其实折射了一种很微妙的心理，从区直机关到街道，再从街道到社区，江虹的连“沉”三级，在铜官山干部中并不多见。在大部分人眼中，人往高处走，这无疑是种逆向选择。江虹坦陈，改革初期，每每遇到这种报简历式的介绍，她也会感觉不自在，“现在坦然了”。
在铜官山区采访，记者发现社居委主任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已是一种常态。这也是“人、财、物资源下沉，办公场所最小化，为民服务场所最大化”改革理念的直观体现。
那么，改革前后有哪些变化呢？面对记者的这一问题，江虹沉吟片刻说，工作重心、工作对象、工作理念、工作方式都不一样了。
街道在撤销之前，承担了大量的经济职能，一个街道招商引资任务过亿，税收任务过千万那是很常见的。“在街道工作也很忙，主要忙经济工作，但是，现在社区工作主要精力是为居民搞服务”。
幸福社区现有32名工作人员，两个公务员，一个事业编制，其他全部都是聘用制人员。AB岗，网格化管理，社区基础性的资料汇总，再加上城市双创、老旧社区改造、拆迁等工作，这32个人个个被上紧了弦。“五加二”，“白加黑”，最忙的一段时间，江虹和同事们连续50多天没有休息。
从以前的上传下达，到现在的亲临一线；从以前做事务性工作，到现在做人的工作，江虹将与群众打交道的感受总结为“八个一点”：说话轻一点，微笑多一点；做事勤一点，理由少一点；行动快一点，效率高一点；度量大一点，脾气小一点。
江虹认为，改革前后对比，自己并没遇到非常明显的角色冲突，应该说这与她在横港街道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
《决策》在铜陵采访时得知，原横港街道区域内居民，主要是铜陵市港务集团公司职工，其中90%以上住在棚户区。这些住房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势低洼、年久失修，因为长期面临水患，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在启动和运作横港辖区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社会管理工作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涉及到改造拆迁的棚户区居民户数占街道总户数的一半以上，且大部分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情况复杂。这背后的拆迁等工作面临的困难，难以用只言片语表述”。
在江虹看来，棚户区改造工程被列入市政府2009年民生工程，是她担任横港街道书记期间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这段经历，应该为她沉到社区，迅速转变角色做了最好的铺垫。近来，全国各地的媒体蜂拥而至，从不同角度观察解读铜官山改革。媒体对改革的关注，也会给基层带来一些困惑。
江虹举例说，在多家媒体报道中，记者都将街道工作描述的很轻松，“街道办事处存在55年时间，在城市管理历史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在街道，我们的工作任务也很重，不是一些媒体描述那样坐坐办公室就行。”江虹认为，对于撤销街道办改革，记者不应该在肯定一个事物的同时，完全去否定另一个事物。
诚然，每一站都会有风景，连“沉”三级的江虹，现在迎来职业生涯的另一处风景。
一盆文竹的背后
在社区服务中心，有一盆文竹长势喜人。这是一位拆迁户送给江虹的礼物，“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会把这盆文竹带在身边，它能激励我、鼓励我”。
2011年2月10日，在铜陵市县科级干部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培训班上，江虹给大家讲了这个文竹的故事。
在一次拆迁工作中，有一户居民搭建了临时住房，没有房产证，但他坚持要按照面积拆一还一。这是位身份特殊的居民，将近40岁还没有成家。初期，在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采取很多极端做法。
面对这样的拆迁对象，江虹先后十多次到他家，谈政策、谈利益得失，最终才达成协议。也就在协议签好的第二天，这个拆迁户端了一盆文竹来到江虹办公室。“在我们眼中，社区居民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事，都需要耐心对待，只要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一定能赢得居民的信任”，对这件事江虹很有感触，也促使她潜心研究社区工作的突破点。
的确，对于大多数单位人来说，社区近在咫尺，但却几乎不需要与其发生联系。真正与社区发生亲密接触的则是城市弱势群体，按照江虹的话说，“老、少、边、穷”这四类社区居民，需要重点关注。
何谓“老、少、边、穷”？
老，是老年人；少，是少年儿童；边，即社区里的流动人口、无证商贩、特殊管理对象等边缘群体；穷，是指社区里的低保户、困难户、下岗失业人员。
记者在幸福社区公共服务中心采访时，遇到低保户方荣菊前来开证明。她的女儿在铜陵六中上高三，学校可以依据社区开具的低保证明减免学费。改革前，方荣菊办这样一件事需要社区街道两头跑才行，“现在方便多了”。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显然跟方荣菊很熟，介绍说她患风湿病20多年，丈夫腰椎又不好，也不能从事重体力活。得知她刚刚出院，工作人员主动提醒她，按照新政策规定，低保家庭的她，还有一笔额外的3000多元的医疗费用可以报销。
对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方荣菊来讲，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从这件小事，记者发现幸福社区的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们能够主动去为居民着想，让每一滴政策甘露都能惠泽低收入人群，或许这正是公共服务的要义所在。
对服务对象的情况了解，得益于网格化管理制度的实现。幸福社区7000户居民，被划分为管理幅度为300户为单位的一个个网格，社区30多位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网格员，江虹也有属于自己的网格。
网格员做些什么？社区工作人员建立一个QQ群，记者凑到电脑前，看到一个闪动的信息就是，某小区某栋某室的户主变了，要更新基础信息；某位独居老人病了，要代办相关证明。网格员是社区管理服务的神经末梢，他们的工作是跑出来的。
在办公室，江虹和同事们夏天常备几件必需品是，一顶帽子、一双手套、一副护袖、一把铲子、一个笔记本，“下网格可不比坐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可以穿得美美的，但是下网格必须有下网格的样子，垫着高跟鞋、撑着小阳伞可不行”。
平时再苦再累，江虹还是愿意对外展示一种美好的形象。在江虹看来，戴着红袖章的“老大妈时代”早已结束，正因为社区工作辛苦，我们更要有对美的追求。
一次，安徽电视台来幸福社区录制节目，江虹悄悄对化妆师说，一定要化得美一点，因为，她认为社区工作者的对外形象要很阳光才行。
小书记的大“助理”
“幸福社区最大的工作亮点是什么？”对于记者这个问题，江虹说，“这可把我给问住了”。
可能，在繁杂的社区管理服务中，更多的是一种常态化工作的推进，以前所谓“盆景式”的亮点，经由制度化安排之后，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被问住了”的江虹，反应很快地给记者举了几个创新案例，都是社区自治领域的，例如党员信访接待、社区义务巡逻、民主议事制度等等。
幸福社区的这些亮点，给记者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社区这个公共活动空间，将成为社会管理领域最丰富的创新源头。
在铜陵市，社区党工委书记堪称“最小的书记”，让江虹没想到的是，市委书记姚玉舟有一天会来到幸福社区，给她这个小书记做了一天的“助理”。
2011年6月1日，上午7时50分。未事前通知幸福社区做准备、更未安排铜官山区负责人陪同，市委书记姚玉舟突然出现在幸福社区，江虹十分意外的同时，免不了有些紧张和局促。
姚玉舟对江虹说：“你用不着紧张，今天你干什么，我就跟着你干，我今天给你当‘助理’，真实感受一下社区居委会主任一天的工作。”
臨时安排工作肯定是来不及的，就让书记看看社区最常态化也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吧。在公共服务中心接待居民，下网格走访住户，检查“双创”工作，慰问贫困家庭单亲儿童，参加社区居民议事会——
书记“助理”的这一天被安排的满满当当，在江虹的印象中，书记重视基层工作，对社区工作不苛求，令她非常宽慰。
谈及社区工作的最大感受，江虹坦言就两个字——“伤神”，作为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最基层细胞，社区就在接触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江虹和幸福社区的同事们总结了一个“串、聊、帮、记”四字经。
这“四字经”确实朴素到无需进行过多诠释，但在幸福社区采访的半天时间，江虹的善于沟通还是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确，对社区工作者来说，“聊天”确实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在社区工作，跟居民聊天，谈什么怎么谈都有门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与老年人聊从健康和子女聊起，与中年人聊从工作方面聊起，与青年人聊从新鲜时尚聊起，与妇女聊就从家庭、生活方面聊起。总之，要找居民感兴趣的话题”，江虹说。
社区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每一项看似不起眼的工作，都是一个社会管理的触角，它可以敏感地感触到社会的体温。
沉到最基层的江虹，站在一个最接地气的所在，这里很微观，但风景很别致。
9月20日上午9时，《决策》记者抵达铜陵市铜官山幸福社区的时候，党工委书记、社居委主任江虹正拎着包到处“打游击”。
她的那间办公室，刚刚腾出来做人口和计划生育城市驿站。在一间不足15平米的长条形办公室里，已经摆放了3张办公桌，江虹打算“挤”进来，但还没来得及搬家。
在这间斗室，长达2个小时的采访多次被电话打断，“你们能看到我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江虹说。
连“沉”三级
2010年7月，铜官山启动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撤销6个街道，成立了18个大社区，幸福社区就是由三个小社区合并而来的。“7267户，21000人，典型的老年化社区，65岁以上人口占到11%，以老旧小区为主，社会服务工作量很大”，江虹介绍。
幸福社区是江虹的“第三站”。每逢有人来访，人们总喜欢这样介绍她：这位是幸福社区的党工委书记，改革前是横港街道的“一把手”，早前还是铜官山区团委书记，在区委组织部也工作过。“差不多要把我的简历报一遍了”，江虹笑着说。
这样的介绍，其实折射了一种很微妙的心理，从区直机关到街道，再从街道到社区，江虹的连“沉”三级，在铜官山干部中并不多见。在大部分人眼中，人往高处走，这无疑是种逆向选择。江虹坦陈，改革初期，每每遇到这种报简历式的介绍，她也会感觉不自在，“现在坦然了”。
在铜官山区采访，记者发现社居委主任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已是一种常态。这也是“人、财、物资源下沉，办公场所最小化，为民服务场所最大化”改革理念的直观体现。
那么，改革前后有哪些变化呢？面对记者的这一问题，江虹沉吟片刻说，工作重心、工作对象、工作理念、工作方式都不一样了。
街道在撤销之前，承担了大量的经济职能，一个街道招商引资任务过亿，税收任务过千万那是很常见的。“在街道工作也很忙，主要忙经济工作，但是，现在社区工作主要精力是为居民搞服务”。
幸福社区现有32名工作人员，两个公务员，一个事业编制，其他全部都是聘用制人员。AB岗，网格化管理，社区基础性的资料汇总，再加上城市双创、老旧社区改造、拆迁等工作，这32个人个个被上紧了弦。“五加二”，“白加黑”，最忙的一段时间，江虹和同事们连续50多天没有休息。
从以前的上传下达，到现在的亲临一线；从以前做事务性工作，到现在做人的工作，江虹将与群众打交道的感受总结为“八个一点”：说话轻一点，微笑多一点；做事勤一点，理由少一点；行动快一点，效率高一点；度量大一点，脾气小一点。
江虹认为，改革前后对比，自己并没遇到非常明显的角色冲突，应该说这与她在横港街道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
《决策》在铜陵采访时得知，原横港街道区域内居民，主要是铜陵市港务集团公司职工，其中90%以上住在棚户区。这些住房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势低洼、年久失修，因为长期面临水患，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在启动和运作横港辖区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社会管理工作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涉及到改造拆迁的棚户区居民户数占街道总户数的一半以上，且大部分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情况复杂。这背后的拆迁等工作面临的困难，难以用只言片语表述”。
在江虹看来，棚户区改造工程被列入市政府2009年民生工程，是她担任横港街道书记期间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这段经历，应该为她沉到社区，迅速转变角色做了最好的铺垫。近来，全国各地的媒体蜂拥而至，从不同角度观察解读铜官山改革。媒体对改革的关注，也会给基层带来一些困惑。
江虹举例说，在多家媒体报道中，记者都将街道工作描述的很轻松，“街道办事处存在55年时间，在城市管理历史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在街道，我们的工作任务也很重，不是一些媒体描述那样坐坐办公室就行。”江虹认为，对于撤销街道办改革，记者不应该在肯定一个事物的同时，完全去否定另一个事物。
诚然，每一站都会有风景，连“沉”三级的江虹，现在迎来职业生涯的另一处风景。
一盆文竹的背后
在社区服务中心，有一盆文竹长势喜人。这是一位拆迁户送给江虹的礼物，“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会把这盆文竹带在身边，它能激励我、鼓励我”。
2011年2月10日，在铜陵市县科级干部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培训班上，江虹给大家讲了这个文竹的故事。
在一次拆迁工作中，有一户居民搭建了临时住房，没有房产证，但他坚持要按照面积拆一还一。这是位身份特殊的居民，将近40岁还没有成家。初期，在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采取很多极端做法。
面对这样的拆迁对象，江虹先后十多次到他家，谈政策、谈利益得失，最终才达成协议。也就在协议签好的第二天，这个拆迁户端了一盆文竹来到江虹办公室。“在我们眼中，社区居民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事，都需要耐心对待，只要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一定能赢得居民的信任”，对这件事江虹很有感触，也促使她潜心研究社区工作的突破点。
的确，对于大多数单位人来说，社区近在咫尺，但却几乎不需要与其发生联系。真正与社区发生亲密接触的则是城市弱势群体，按照江虹的话说，“老、少、边、穷”这四类社区居民，需要重点关注。
何谓“老、少、边、穷”？
老，是老年人；少，是少年儿童；边，即社区里的流动人口、无证商贩、特殊管理对象等边缘群体；穷，是指社区里的低保户、困难户、下岗失业人员。
记者在幸福社区公共服务中心采访时，遇到低保户方荣菊前来开证明。她的女儿在铜陵六中上高三，学校可以依据社区开具的低保证明减免学费。改革前，方荣菊办这样一件事需要社区街道两头跑才行，“现在方便多了”。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显然跟方荣菊很熟，介绍说她患风湿病20多年，丈夫腰椎又不好，也不能从事重体力活。得知她刚刚出院，工作人员主动提醒她，按照新政策规定，低保家庭的她，还有一笔额外的3000多元的医疗费用可以报销。
对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方荣菊来讲，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从这件小事，记者发现幸福社区的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们能够主动去为居民着想，让每一滴政策甘露都能惠泽低收入人群，或许这正是公共服务的要义所在。
对服务对象的情况了解，得益于网格化管理制度的实现。幸福社区7000户居民，被划分为管理幅度为300户为单位的一个个网格，社区30多位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网格员，江虹也有属于自己的网格。
网格员做些什么？社区工作人员建立一个QQ群，记者凑到电脑前，看到一个闪动的信息就是，某小区某栋某室的户主变了，要更新基础信息；某位独居老人病了，要代办相关证明。网格员是社区管理服务的神经末梢，他们的工作是跑出来的。
在办公室，江虹和同事们夏天常备几件必需品是，一顶帽子、一双手套、一副护袖、一把铲子、一个笔记本，“下网格可不比坐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可以穿得美美的，但是下网格必须有下网格的样子，垫着高跟鞋、撑着小阳伞可不行”。
平时再苦再累，江虹还是愿意对外展示一种美好的形象。在江虹看来，戴着红袖章的“老大妈时代”早已结束，正因为社区工作辛苦，我们更要有对美的追求。
一次，安徽电视台来幸福社区录制节目，江虹悄悄对化妆师说，一定要化得美一点，因为，她认为社区工作者的对外形象要很阳光才行。
小书记的大“助理”
“幸福社区最大的工作亮点是什么？”对于记者这个问题，江虹说，“这可把我给问住了”。
可能，在繁杂的社区管理服务中，更多的是一种常态化工作的推进，以前所谓“盆景式”的亮点，经由制度化安排之后，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被问住了”的江虹，反应很快地给记者举了几个创新案例，都是社区自治领域的，例如党员信访接待、社区义务巡逻、民主议事制度等等。
幸福社区的这些亮点，给记者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社区这个公共活动空间，将成为社会管理领域最丰富的创新源头。
在铜陵市，社区党工委书记堪称“最小的书记”，让江虹没想到的是，市委书记姚玉舟有一天会来到幸福社区，给她这个小书记做了一天的“助理”。
2011年6月1日，上午7时50分。未事前通知幸福社区做准备、更未安排铜官山区负责人陪同，市委书记姚玉舟突然出现在幸福社区，江虹十分意外的同时，免不了有些紧张和局促。
姚玉舟对江虹说：“你用不着紧张，今天你干什么，我就跟着你干，我今天给你当‘助理’，真实感受一下社区居委会主任一天的工作。”
臨时安排工作肯定是来不及的，就让书记看看社区最常态化也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吧。在公共服务中心接待居民，下网格走访住户，检查“双创”工作，慰问贫困家庭单亲儿童，参加社区居民议事会——
书记“助理”的这一天被安排的满满当当，在江虹的印象中，书记重视基层工作，对社区工作不苛求，令她非常宽慰。
谈及社区工作的最大感受，江虹坦言就两个字——“伤神”，作为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最基层细胞，社区就在接触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江虹和幸福社区的同事们总结了一个“串、聊、帮、记”四字经。
这“四字经”确实朴素到无需进行过多诠释，但在幸福社区采访的半天时间，江虹的善于沟通还是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确，对社区工作者来说，“聊天”确实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在社区工作，跟居民聊天，谈什么怎么谈都有门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与老年人聊从健康和子女聊起，与中年人聊从工作方面聊起，与青年人聊从新鲜时尚聊起，与妇女聊就从家庭、生活方面聊起。总之，要找居民感兴趣的话题”，江虹说。
社区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每一项看似不起眼的工作，都是一个社会管理的触角，它可以敏感地感触到社会的体温。
沉到最基层的江虹，站在一个最接地气的所在，这里很微观，但风景很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