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近二十年内的明星官员，堪称知名度最高的省部级干部，其在为政期间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以及言谈举止，始终伴随争议，但一路争議一路升迁，最终折戟于云南省委副书记任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认定仇和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仇和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仇和以大刀阔斧的改革进入人们视野，虽然争议不断，但从法院最终所确认的案件事实看，其涉案的行为全都发生在云南工作期间，也即其在江苏工作期间并未有贪腐行为。虽然判决书确定了13名行贿人，但只有刘卫高的名字被明确列出，经网络搜索，刘卫高与仇和相识于宿迁，而且刘卫高在宿迁市也有房地产项目，在宿迁当地有“刘半城”之说，其时仇和担任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期间，刘卫高亦南下昆明，承接了仇和主推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中的新螺蛳湾项目，显然在新螺蛳湾项目中两人有权钱交易。
　　从刘卫高角度而言，其属于“红顶商人”。从官员角度而言，如何在开拓政绩的同时处理好与商人的关系，显然是所有官员甚至是我们的组织部门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官员要开创政绩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其中不仅要有思路，而且还要有资金支持。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借助商人的巨额资金来实现城市的开发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反腐败的逐步深入，官商勾结的故事一再上演，如何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前提下，保护官员和商人，使得双方各得其所，显然是我们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媒体报道可知，仇和在昆明力推城中村改造，刘卫高深度参与其中，如果双方各守边界，无论是对两人还是对昆明市政建设，对昆明的普通公众都是福音。但从事后报道可知，仇和所力推的城中村改造本身即具有极大的争议性，因补偿等问题，引发了暴力强拆等诸多社会问题。仇和无视现状，仍然力促项目的推进，商人具有逐利的天性，一旦获得权力的护航，则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在官员与商人之间，占有主动权的是官员而非商人，只要官员安然无恙，商人基本也会稳如泰山，反之，则会“配合调查”，公司陷入困境由此亦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何限制官员的权力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所在。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仇和属于“一把手”。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对“一把手”的监督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出现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社会监督太弱的“空档”，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重大决策应该邀请中立第三方参与评估。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基本决策原则，但在落实时存在诸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难以约束“一把手”意志，一旦“一把手”确定的事情，其他成员即便有不同意见，也难以获得重视。因此，像昆明城中村类似的重大决策，应当邀请中立的第三方参与决策，邀请相关专家参与。为使得决策更加科学，更具有可操作性，所邀请的专家应当持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立场，只有这样，在充分辩论后得出的决策才能经得起考验。
　　第二，在涉及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重大事项时，应全程透明，全程留痕，将所有程序向社会公众公开。仇和在刚刚就任昆明时，为方便群众，决定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2008年2月16日的《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一时“洛阳纸贵”。显然仇和知道公开的力量，也明白将“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重要性。但在涉及城中村改造这一重大决策时，其却“忘记”了公开的重要性。
　　第三，鼓励舆论和社会监督。仇和主政宿迁期间，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议。从2003年7月12日至2003年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三次聚焦宿迁，质疑教改医改。法院最终认定仇和的受贿行为与宿迁经历无关，如前所述，主要行贿人刘卫高在宿迁也有大量的房地产项目，或许这与舆论监督有一定的关系。
　　第四，“一把手”应该带头执行党纪国法，鼓励同事间的批评与自我评价。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在历史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新形势，强调这一作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使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明了工作过程中的缺陷，从而有针对性的予以修正，有助于落实民主集中制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
　　古今中外，权力的诱惑都是很大的，人情世故也都存在，官员在作出决策时，权衡利弊也属人之常情。党的十八大以来，掀起了反腐败高潮，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于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为反腐败定下了总基调。为何仇和在之后仍不收手？除了收受贿赂有惯性外，另外的重要原因可能还在于发现犯罪的成本太高，尤其是针对受贿案件，认定是否存在犯罪行为时，大都依赖于行贿人和受贿人的言辞证据，一旦其中一方拒不承认或者在承认后又否认，就会陷入僵局。同时，在之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都关注被告人被判处的主刑，忽视了附加刑以及对财产的追缴，导致官员抱有“一人入狱，全家享福”的想法。对此，应当重新审视我国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该认识到，受贿罪与贪污罪并不相同，后者属于单纯的财产性犯罪，而前者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危害更大。同时，基于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一旦利用其职务收受相对方的不正当利益，即应当构成受贿罪，没有必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同时应该将“财物”的范畴扩大到所有的不正当利益。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应当重视财产刑和赃款的追缴，只有让官员在贪腐中得不到任何利益，官员才会不愿贪、不敢贪。像本案中仇和被判处没收财产200万元，这200万元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是否与法院认定的受贿数额2433.98万余元有关系，之后是否得到执行，仇和是用什么财产支付这200万元的？相关信息都应当向社会公开。除此之外，法院还判决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仇和的受贿款去向以及所获孳息的数量也都应当向社会公开，以便让社会公众和潜在的犯罪嫌疑人知晓。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鼓励舆论和社会监督，有助于官员的健康成长，也不会让“红顶商人”成为一张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