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一大弊端是地缘政治挥之不去的“零和”感。世界期望能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在后冷战时代来推动和平与稳定。然而，自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局面的发展却转向了一场“全球的反恐战争”。实际上，它成为了维持冷战思维和支持先发制人的战争和政权变更战略的根本原因，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不安全、不稳定和国际恐怖主义。
　　再看看我的国家，伊朗，它在过去的250年里没有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经过数十载与独裁政权和外国控制的斗争，我们通过建立自己选择的政治制度，在1979年获得了自由和独立。然而美国非但没有基于这个新的现实与伊朗建立友好的关系，反而一直企图重建它对伊朗的控制，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侯赛因对我国发动的战争中对其提供了大规模的外交、财政和军事援助。
　　当前关于伊朗和平合法的核计划的争端就是这种政策模式的一部分。它充满了毫无根据的指控、双重标准和道德与法律上的自相矛盾，而这一切都隐藏在所谓核扩散威胁的幌子后面。但伊朗的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伊朗的能源求过于供，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使我们降低甚至丧失石油出口能力。因此，伊朗急需在2020年以前发展2万兆瓦的核电。
　　早在1973年，美国政府自己就预见伊朗将会需要核电能。美国当时估计，伊朗在1994年时会具备2万兆瓦的核电发电能力。尽管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都鼓励伊朗发展民用核计划，但我们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以后，这些国家最终都单方面违背了契约承诺。现今，它们当中的一些政府甚至质疑伊朗对核能的需求——这个30年前在它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伊朗不需要核武器来保护其地区利益，这种武器在伊朗的安全战略中没有一席之地。伊朗力图赢得邻国的信任并一直遵守《核不扩散条约》(NPT)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新报告已经证实伊朗的民用核计划没有向武器发展转变。伊朗甚至提议在其铀浓缩设施中实行地区和多国参与——但得到的回应只是西方大国的沉默。
　　与此同时，美国对核不扩散及NPT体系的政策完全显示了它的双重标准和对其他国家的安全考虑缺乏敏感。美国一方面力图运用单方面和非法的压力来否定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而另一方面又支持某个国家发展核能力。的确，美国的缓冲器作用将这一国家(该国公开吹嘘其核武器)从国际审查中隔离开来，而又对伊朗及其他国家建立中东无核区的呼吁充耳不闻。
　　在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伊朗作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动。但在这一点上同样显示了(美国的)双重标准。美国曾经并仍然利用极端主义组织来推动其对外政策目标。
　　这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与“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前身们，以及其与“人民圣战组织”(Mujahedin—e Khalq Organization，MKO)和PEJAK(反伊朗的库尔德武装派别——编者注)和PKK(库尔德工人党，Kongra—Gel，即KGK，原名Kurdistan Workers Party，PKK，KADEK。主张库尔德斯坦自治的分裂主义恐怖组织——编者注)的交道中可见一斑。MKO，这个曾一度得到萨达姆的金钱支持并在伊朗及伊拉克大量杀害无辜的组织，现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之下在伊拉克和美国境内自由行动。
　　伊朗向来就认为地区稳定与其安全和发展休戚相关。我们在波斯湾地区建立区域安全与合作安排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86年，两伊战争如火如荼之时。在后萨达姆时代，我们继续推进这一努力，通过实施与周边邻国建立信任的举措来抵消来自地区以外的煽动因素。
　　尽管伊朗反对美国领导下的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侵略，但它目前仍对上述国家采取同样的政策考量。伊朗已经与后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和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国的大多数高层官员都一直否认美国关于伊朗插手两国内政的指控。编造这些指控的目的是将伊朗描绘成对地区稳定的威胁并使其他国家在恐惧之下结成一个反伊朗联盟，最终目的是为了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美国政策失败的后果上转移开来。这些失败的政策不仅是针对伊拉克，还有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下针对黎巴嫩的政策。
　　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种公正的全球秩序必须体现在和平与安全、减轻贫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更好的环境保护和对地区文化特点的尊重上。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基于公正的全球秩序，一种通过培养对多元化的宽容而不是力图强制与同化的秩序，来否定现行的一极化秩序。这样的秩序将会在文化上更为包容、更少霸权，能够涵盖更多国家或非国家成员和社会团体，从而使暴力冲突最小化。经济福祉最大化。
　　已仙逝的德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ErichFromm曾说“历史是许多文化的墓葬。这些文化走向灾难性终结的原因是它们不能以有计划的、理性的方式自发地应对挑战。”我们不能占卜命运，但我们可以确保从真正的团结和全球伙伴关系中获得安全。
　　
　　责任编辑：覃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