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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国钱币》第三期上,曾载有我和马传德先生撰写的《“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试考》一文,文中对一张标明“天运”年号的美洲洪门票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考证。由于该票布未填明具体年月,所以只能大致框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并指出:如果票布填发时间是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重新举行登记”之前,当是旧金山洪门组织“洪顺堂”及“照义分堂”在收取六美元“馆底银”后向陈姓会员颁发的会员凭证;如果是在孙中山先生提出“重新举行登记”之后,则不仅是一般的洪门会员凭证,也成了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筹集革命经费的实物见证了。①但该票布毕竟因为没有确切的填发年月,加上尚未冠以“致公堂”的统一名称,因此,我们在《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中,仅将该票布作为孙中山先生改造美洲洪门的背景资料来处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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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收藏家冯乃川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张新发现的、有确切填发年月的美洲洪门票布彩色复印件,使我们感到无比兴奋。据冯先生介绍,这张票布系得自一位老华侨,为粉红色布料,长290、宽120mm。在长方形的线框内,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中间为一幢西式三层建筑图,在二楼上方居中有“致公总堂”的匾额,楼顶有书写英文的旗帜一面。楼宇两侧有“左松”、“右柏”的盆栽树木图案。中部:居中为双勾五角星图案,左右为两个双勾三角形。右侧三角形内角,分别写有“1、2、3”的阿拉伯数字;左侧三角形内写有“洪”字,顶角左右分别为“山”字和“日”字。左右两边,为直书“共同和合”及“唐番会印”字样。下部:自右至左直书为“凭票收到宁邑陈端瑞捐建复楼宇馆底银壹大员正,公司收楚洪氏批明执照”,“珍字二百二十号,经手人林优”。其中邑名,捐款人、经手人名,馆底银数,冠字及号数等为手写墨字。金额“馆底银壹大员”处,盖有椭圆形红印章,惜字文不清,无法辨识。左侧有“谨慎收藏,切宜珍重”八字。左边为“天运丁未年十二月廿三日致公总堂给”,其中年份及月、日数均为手写墨字。该处还盖有一大红印章,居中为篆文“致公总堂”,其上下有回文图案,左右为楷书“共同和合”、“结万为记”。
我们对该票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并专程请教了上海师范大学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专家郭绪印教授,得出了如下几点认识。
一、该票布和洪顺堂票布一样,沿续了国内天地会(洪门)的历史传统
首先,票布本身,便是天地会内长期相沿用作证件之物。郭绪印《洪帮秘史》称:“早期洪门的‘凭证’为了收藏携带方便,常用布制成,故又称‘票布’”。③初期所用票布又称“腰凭”,其文字排列采用八卦样式的比较多④,该书在叙述会员入会仪式时,曾专门提到颁发票布的情节:“入会者须有头目绍介,以为收取入会费之保证……各新会员咸纳入会费一元,会中即于是夜以红布票印成秘密符号及公所名与之,登录簿籍。”⑤此类票布能保存至今的极少。正如《中国秘密社会史》在提到天地会支派哥老会时称:“又会员证谓之宝,用白布以靛青印之,即票布。入会后,给本人收执。惟此证若为清官吏发见,必处以严刑,故会员多烧弃之者。”⑥而著名的天地会“钟灵堂”票布即为幸存之实证。⑦《洪帮秘史》还提到:“后来,随着工商业和贸易的发达,洪门凭证多以某某公司的入股书的样式为掩护。”⑧书中还以天地会支派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所使用的有“义兴公司”字样的腰凭等作为证据。我们在《中国钱币》1997年第三期上所考证的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则是海外天地会沿用“义兴公司”名义在收取馆底银后颁发的票布。而这一张美洲致公总堂天运丁未年票布,亦属同样性质。
至于该致公总堂票布上的图案,亦颇有天地会的特色。票布上部致公总堂楼宇两侧,有“左松”和“右柏”的树木图案,而天地会即称公所为“松柏林”⑨。在有的天地会票布中,还有“松柏二枝兄弟众”⑩的词句。因此,松柏图案在天地会内部有其特定的含义。票布中间的双勾五角星图案,可能是指《洪帮秘史》中所提到的“彪寿合和同”。洪门以为“五路先锋”,或称为“五路统帅”。(11)有的天地会票布上,即有“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得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你我腰平大不同,老母赐我傍身中,上绣五龙扶真主,下绣彪寿合和同”(12)等句。五角星两侧,右为内书“1、2、3”的三角形;左为内书“洪”字、外书“日、山”的三角形。在天地会一些早期腰凭图案上,内书“洪”字外有“日、山”的三角形图案颇为常见。而天地会或称“三合会”、“三点会”。据天地会三点革命诗歌称:“三点暗藏革命案,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气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所谓“三点”,即“洪”字左边的“三点水”。天地会宗旨是“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13)因此,这两个三角形图案当深有寓意。
再从该致公总堂票布上的文字来看,同样符合天地会的传统。前面提到天地会支派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所使用的“义兴公司”腰凭,上部有如下文字:“居住实力凭单,收过 题银 交清公司收起,洪家祖氏批明执炊”。而美洲致公总堂票布上亦有相类似的“公司收楚,洪氏批明执照”等字样。所谓“洪氏”或“洪家祖氏”,乃是天地会的对内自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天地会的传说都直接或间接与朱明王朝有关,因而较多的人认为天地会自称“洪家”的“洪”字,具有怀念朱明王朝的含义。(14)《中国秘密社会史》称:“会中人以欲秘密,令外人不能通晓,故用种种方法以造特别之字。……清朝之清字,常作NFDA3)。明朝之明字,常作汩。”(15)一些腰凭上的“反清复明”,多写作“反NFDA3)复汩”。而该致公总堂票布上的“批明执照”的“明”字,亦写成天地会所造的“汩”字。至于票布左侧的“共同和合”及票布印章上的“共同和合、结万为记”,亦是早期天地会票布中的常见用语。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上亦有“共同和合”和“结万为记”,只是“将数字合为一字”,写成了两个天地会的“特别之字”。我们在考证文章中已经作过分析,(16)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二、该票布和洪顺堂票布一样,具有海外洪门的鲜明特色
海外天地会是在海外新的环境和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有着与国内天地会不同的特点。辛亥革命之前,国内天地会组织完全处于秘密状态,而海外天地会在开始时或许仍依据传统习惯采取秘密活动的形式,但后来就逐渐采取半公开或完全公开的形式进行活动,大多通过在当地政府注册备案,成为合法、公开的华侨、华人团体。如北美的天地会组织就以“华人共济会”在当地政府注册,而当地政府也以民间福利团体看待。
俞云波在《海外天地会浅说》中,分析了海外天地会组织成为互助经济为主的福利团体之原因。他指出:海外天地会“经常受到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排挤、欺凌甚至屠杀,‘生存自卫’成了最迫切的问题。”他还引用司徒美堂的话说:“美国华侨天地会各堂口是为了反抗当地流氓、警察、移民局官员的欺凌而组织起来的。”(17)而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上的墨书“阻住番鬼”,即是指阻住那些排挤、欺凌、虐待、屠杀华工的“外国鬼子”。俞云波还提到:“特殊的海外环境使各地天地会组织把‘捍御祸害’、‘赒恤同人’、‘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作为他们的堂规。
美国的第一个天地会组织是1853年在旧金山成立的。(18)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在旧金山设立洪门机关,命名致公堂,又曰义兴公司,复在全国各埠组织分堂,借资联络,凡有侨胞之地,莫不有之”。(19)至1903年梁启超游新大陆时,仅旧金山一地就有洪门山堂26所。他估计:“全美国十余万人中,其挂名籍于‘致公’者,殆十而七、八。”(20)可见其发展之快,势力之盛。孙中山在分析洪门致公堂为何“尤以美国为隆盛”时特别提到:“盖居于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合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21)正是由于致公堂在北美是合法、公开的华人、华侨团体,被当地华侨视作可以互助互济的民间福利组织,从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该致公总堂票布右侧,有“唐番会印”的字样,即是标明了海外天地会远离故国旧土、生存在异国环境之中的特点。他们把故国称作“唐山”,把所在国称为“番”,而美洲致公堂即为身处番国的唐山人会党。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是收取“馆底银”后所颁发的票布,而该致公总堂票布上,亦标明是收取“复建楼宇馆底银”。这种“馆底银”,是指参加天地会的成员为营造天地会会馆公所所捐纳的银钱。与国内常见的银两货币单位不同,这两张海外天地会票布上的货币单位均为“员”,而这里的“员”应是指美元。再从致公总堂票布上部的三层会馆楼宇来看,完全是当地的西式建筑,尤其是三层楼顶迎风飘扬的旗帜上,还标有致公总堂的英文名称,鲜明地反映了其海外天地会的特色。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该致公总堂在当地具有合法、公开的华人、华侨团体身份,因此,没有必要像国内天地会那样处于秘密状态,而是可以大大方方地在会馆楼宇上挂起“致公总堂”的匾额和该堂的英文旗帜了。
三、该票布应为孙中山先生改造美洲洪门、筹集革命经费的实物见证
肖舟在《孙中山先生发行的“天运”年号筹饷票券》一文中提到:“在辛亥革命早期发行的筹饷票券上,有部分使用了‘天运’年号。这些使用 ‘天运’年号的筹饷票券都是由孙中山亲自签发,或由追随、听命于孙中山的革命者所发行。其发行时间为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至民国成立以前。孙中山在这段时间的一些信函里,也常用‘天运’年号来落款。”他认为:“孙中山少年时期喜欢听太平天国的故事,并以‘洪秀全’自诩,从小就萌发了反清的思想。后来在反清的革命活动中使用‘天运’年号,似乎与太平天国重视‘天’字有着相同意义。”(22)肖舟的见解,可能是受了吴筹中、顾延培所著《辛亥革命货币》一书的影响。该书即认为:“革命党人也曾拟用天运年号,这似乎与太平天国重视‘天’字有着相同的意义。但在正式发行流通的货币上却并未采用,仅在有关文件的军用票样子上用过这个年号。”(23)
我们认为,把孙中山先生在领导反清革命活动时期所使用的“天运”年号与太平天国挂起钩来是不妥当的。正如我们在《“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试考》一文中已指出的:“天运年号乃是天地会起义中较常见的年号。天地会最早使用‘天运’年号的,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在台湾领导的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陈周全及道光十二年(1832)张丙先后在台湾起义,均仍使用‘天运’年号。咸丰三年(1853)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亦曾用‘天运’年号。”(24)天地会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起义军不用清王朝的年号而另立年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天运”年号反映了传统的“天命观”,而天地会正是借重“天意”来发动群众“反清复明”。尔后,“天运”年号在天地会有关文件、特别是海外天地会文件中继续使用。《中国秘密社会史》所附“义兴馆”于1883年收“缘银伍两正”的票据及香港“义福兴”收“底银壹元正”的票据,均署明“天运”年号。(25)而美洲的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亦是沿用了天地会的这个“天运”年号。
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在1895年和1900年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由于保皇党人在海外大肆活动,给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他深感美洲华侨中洪门为数众多,力量强大,为了与保皇党争夺洪门,发动和领导海外洪门从事革命事业,有必要亲自加入洪门。遂由洪门前辈叔父钟水养介绍,于1904年1月11日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组织“国安会馆”。(26)孙中山加入洪门后,被封为“洪棍”(元帅),故洪门中人皆称他为孙大哥。当年孙中山加入洪门的会员名册至今仍保存于檀香山,名册前面有“天运甲寅癸卯年吉月十一月念五念四日在会馆大放洪门招贤纳士”(27)字样,标志着孙中山正式接受了“天运”这个年号。
洪门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各埠设有分堂,但其名称间有不同,且总堂与分堂缺乏联络,主张常不统一,加上保皇党人从中破坏,几乎忘掉了反清复明的本来宗旨。洪门会众“多半泥守旧习,毫无远大理想。而各分堂对于总堂之关系,大都阳奉阴违,有名无实,尤以美东各埠为甚。”(28)基于这种情况,孙中山提出了整顿全美洪门的方案,建议举行全美会员总注册。他指出:“在美洪门会员既有十数万人,若能重新举行登记,不独足以巩固团体回复威信,且可借此收集巨款,为公堂基金及协助国内同志起义之需。”孙中山表示愿亲往游历各埠,“劝告洪门手足同襄义举。”(29)在取得大家赞成之后,孙中山亲手起草了总注册章程。由洪门大佬黄三德陪同游历美洲各埠,向洪门各堂广为宣传总注册和新章程。
由孙中山先生起草、于1905年2月4日正式公布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所署的日期为“天运岁次甲辰吉日”(30)乃是他最早开始使用“天运”年号的文件。而从此开始,直至中华民国成立,天运年号一度成为孙中山先生领导反清革命运动时所署用的正式年号。在我们编著的《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中,就收录署有“天运”年号的筹饷票券及捐款收据。
新发现的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天运丁未年票布,是又一张署有“天运”年号的海外洪门票布。其具体填发时间“天运丁未年拾贰月廿三日”,即1908年1月16日。因此,已是在孙中山先生提出对全美洪门会员“重新举行登记”之后。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转载的该新章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凡各埠堂友,须一律认捐重建公堂楼宇经费,额捐钱一元为底,多而益善。认捐者须详报姓名,俾照注簿存据。此次必须照额捐足领取底票,方能享受总堂一切权利。”(31)所以,这一张由致公总堂发给陈姓会员的“捐建复楼宇馆底银壹大员”票布,即是按照新章程“照额捐足”后领取的“底票”。因此,它不仅是一般的洪门会员凭证,也是孙中山先生整顿、改造洪门,筹集革命经费的实物见证。
由收取洪门会员捐助的馆底银重建的致公总堂楼宇,位于旧金山士坡福街三十八号。1911年,孙中山先生推动了美洲洪门致公堂与同盟会的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而致公堂则开特别会,删除繁文褥节,以优待同盟会员之加入。随后,经孙中山提议,组成了洪门筹饷局。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则称: “国民救济局”,其办事处即设于旧金山致公总堂的二楼。(32)该筹饷局在半年中筹集资金十四万四千余元,有力地支援了国内辛亥革命。正如郭绪印所说的:“辛亥革命前期,支援辛亥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并非在国内,而是在海外。孙中山领导下组织的洪门筹饷局等机构,成为革命经费的靠山,充分显示出孙中山联络、发动海外洪门参加革命的重要意义。”(33)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新发现的美洲致公总堂天运丁未年票布,不仅可以看作是海外洪门对历史上洪门天地会传统的继承,更应看作是海外洪门对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响应,有极高的文物与史料价值。因此,将来《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如能增补,这张票布是一定要收录的。
注释:
①(16) 马传德、徐渊:《“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试考》,《中国钱币》1997年第三期,第26、22、24。
② 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第18页、7页、15页、27页。
③⑧(11)(14)(26) 郭绪印:《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39页、149页、3页、220页。
④⑤⑥⑨⑩(12)(15)(25)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4页、35~44页、120页、64页、62页、58页、60页。
⑦ 马定祥、马传德编:《太平天国钱币》(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30~235页。
(13) 罗尔纲:《一部新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抄本》,载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第17页。
(17) 俞云波:《海外天地会浅说》,载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会党史研究》第115页、116页。
(18) [美]陈依范:《美国华人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第37~38页。
(19)(30)(3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7页、148~152页、157页。
(20)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见《明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10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259~261页、272页、277页、296页~318页。
(22) 肖舟:《孙中山先生发行的“天运”年号筹饷票券》,载1997年9月出版的《中华集钞》第五期,第7页。
(23)(24) 吴筹中、顾延培《辛亥革命货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1页。
(27) 帅学富:《清洪述源》,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出版,第116页。
(28)(2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3~114页。
(3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1页、23页、211页。
(33) 郭绪印:《论兴中会、同盟会期间孙中山与海外洪门》,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第77页、82页。
(责任编辑 刘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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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收藏家冯乃川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张新发现的、有确切填发年月的美洲洪门票布彩色复印件,使我们感到无比兴奋。据冯先生介绍,这张票布系得自一位老华侨,为粉红色布料,长290、宽120mm。在长方形的线框内,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中间为一幢西式三层建筑图,在二楼上方居中有“致公总堂”的匾额,楼顶有书写英文的旗帜一面。楼宇两侧有“左松”、“右柏”的盆栽树木图案。中部:居中为双勾五角星图案,左右为两个双勾三角形。右侧三角形内角,分别写有“1、2、3”的阿拉伯数字;左侧三角形内写有“洪”字,顶角左右分别为“山”字和“日”字。左右两边,为直书“共同和合”及“唐番会印”字样。下部:自右至左直书为“凭票收到宁邑陈端瑞捐建复楼宇馆底银壹大员正,公司收楚洪氏批明执照”,“珍字二百二十号,经手人林优”。其中邑名,捐款人、经手人名,馆底银数,冠字及号数等为手写墨字。金额“馆底银壹大员”处,盖有椭圆形红印章,惜字文不清,无法辨识。左侧有“谨慎收藏,切宜珍重”八字。左边为“天运丁未年十二月廿三日致公总堂给”,其中年份及月、日数均为手写墨字。该处还盖有一大红印章,居中为篆文“致公总堂”,其上下有回文图案,左右为楷书“共同和合”、“结万为记”。
我们对该票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并专程请教了上海师范大学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专家郭绪印教授,得出了如下几点认识。
一、该票布和洪顺堂票布一样,沿续了国内天地会(洪门)的历史传统
首先,票布本身,便是天地会内长期相沿用作证件之物。郭绪印《洪帮秘史》称:“早期洪门的‘凭证’为了收藏携带方便,常用布制成,故又称‘票布’”。③初期所用票布又称“腰凭”,其文字排列采用八卦样式的比较多④,该书在叙述会员入会仪式时,曾专门提到颁发票布的情节:“入会者须有头目绍介,以为收取入会费之保证……各新会员咸纳入会费一元,会中即于是夜以红布票印成秘密符号及公所名与之,登录簿籍。”⑤此类票布能保存至今的极少。正如《中国秘密社会史》在提到天地会支派哥老会时称:“又会员证谓之宝,用白布以靛青印之,即票布。入会后,给本人收执。惟此证若为清官吏发见,必处以严刑,故会员多烧弃之者。”⑥而著名的天地会“钟灵堂”票布即为幸存之实证。⑦《洪帮秘史》还提到:“后来,随着工商业和贸易的发达,洪门凭证多以某某公司的入股书的样式为掩护。”⑧书中还以天地会支派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所使用的有“义兴公司”字样的腰凭等作为证据。我们在《中国钱币》1997年第三期上所考证的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则是海外天地会沿用“义兴公司”名义在收取馆底银后颁发的票布。而这一张美洲致公总堂天运丁未年票布,亦属同样性质。
至于该致公总堂票布上的图案,亦颇有天地会的特色。票布上部致公总堂楼宇两侧,有“左松”和“右柏”的树木图案,而天地会即称公所为“松柏林”⑨。在有的天地会票布中,还有“松柏二枝兄弟众”⑩的词句。因此,松柏图案在天地会内部有其特定的含义。票布中间的双勾五角星图案,可能是指《洪帮秘史》中所提到的“彪寿合和同”。洪门以为“五路先锋”,或称为“五路统帅”。(11)有的天地会票布上,即有“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得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你我腰平大不同,老母赐我傍身中,上绣五龙扶真主,下绣彪寿合和同”(12)等句。五角星两侧,右为内书“1、2、3”的三角形;左为内书“洪”字、外书“日、山”的三角形。在天地会一些早期腰凭图案上,内书“洪”字外有“日、山”的三角形图案颇为常见。而天地会或称“三合会”、“三点会”。据天地会三点革命诗歌称:“三点暗藏革命案,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气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所谓“三点”,即“洪”字左边的“三点水”。天地会宗旨是“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13)因此,这两个三角形图案当深有寓意。
再从该致公总堂票布上的文字来看,同样符合天地会的传统。前面提到天地会支派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所使用的“义兴公司”腰凭,上部有如下文字:“居住实力凭单,收过 题银 交清公司收起,洪家祖氏批明执炊”。而美洲致公总堂票布上亦有相类似的“公司收楚,洪氏批明执照”等字样。所谓“洪氏”或“洪家祖氏”,乃是天地会的对内自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天地会的传说都直接或间接与朱明王朝有关,因而较多的人认为天地会自称“洪家”的“洪”字,具有怀念朱明王朝的含义。(14)《中国秘密社会史》称:“会中人以欲秘密,令外人不能通晓,故用种种方法以造特别之字。……清朝之清字,常作NFDA3)。明朝之明字,常作汩。”(15)一些腰凭上的“反清复明”,多写作“反NFDA3)复汩”。而该致公总堂票布上的“批明执照”的“明”字,亦写成天地会所造的“汩”字。至于票布左侧的“共同和合”及票布印章上的“共同和合、结万为记”,亦是早期天地会票布中的常见用语。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上亦有“共同和合”和“结万为记”,只是“将数字合为一字”,写成了两个天地会的“特别之字”。我们在考证文章中已经作过分析,(16)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二、该票布和洪顺堂票布一样,具有海外洪门的鲜明特色
海外天地会是在海外新的环境和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有着与国内天地会不同的特点。辛亥革命之前,国内天地会组织完全处于秘密状态,而海外天地会在开始时或许仍依据传统习惯采取秘密活动的形式,但后来就逐渐采取半公开或完全公开的形式进行活动,大多通过在当地政府注册备案,成为合法、公开的华侨、华人团体。如北美的天地会组织就以“华人共济会”在当地政府注册,而当地政府也以民间福利团体看待。
俞云波在《海外天地会浅说》中,分析了海外天地会组织成为互助经济为主的福利团体之原因。他指出:海外天地会“经常受到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排挤、欺凌甚至屠杀,‘生存自卫’成了最迫切的问题。”他还引用司徒美堂的话说:“美国华侨天地会各堂口是为了反抗当地流氓、警察、移民局官员的欺凌而组织起来的。”(17)而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上的墨书“阻住番鬼”,即是指阻住那些排挤、欺凌、虐待、屠杀华工的“外国鬼子”。俞云波还提到:“特殊的海外环境使各地天地会组织把‘捍御祸害’、‘赒恤同人’、‘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作为他们的堂规。
美国的第一个天地会组织是1853年在旧金山成立的。(18)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在旧金山设立洪门机关,命名致公堂,又曰义兴公司,复在全国各埠组织分堂,借资联络,凡有侨胞之地,莫不有之”。(19)至1903年梁启超游新大陆时,仅旧金山一地就有洪门山堂26所。他估计:“全美国十余万人中,其挂名籍于‘致公’者,殆十而七、八。”(20)可见其发展之快,势力之盛。孙中山在分析洪门致公堂为何“尤以美国为隆盛”时特别提到:“盖居于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合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21)正是由于致公堂在北美是合法、公开的华人、华侨团体,被当地华侨视作可以互助互济的民间福利组织,从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该致公总堂票布右侧,有“唐番会印”的字样,即是标明了海外天地会远离故国旧土、生存在异国环境之中的特点。他们把故国称作“唐山”,把所在国称为“番”,而美洲致公堂即为身处番国的唐山人会党。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是收取“馆底银”后所颁发的票布,而该致公总堂票布上,亦标明是收取“复建楼宇馆底银”。这种“馆底银”,是指参加天地会的成员为营造天地会会馆公所所捐纳的银钱。与国内常见的银两货币单位不同,这两张海外天地会票布上的货币单位均为“员”,而这里的“员”应是指美元。再从致公总堂票布上部的三层会馆楼宇来看,完全是当地的西式建筑,尤其是三层楼顶迎风飘扬的旗帜上,还标有致公总堂的英文名称,鲜明地反映了其海外天地会的特色。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该致公总堂在当地具有合法、公开的华人、华侨团体身份,因此,没有必要像国内天地会那样处于秘密状态,而是可以大大方方地在会馆楼宇上挂起“致公总堂”的匾额和该堂的英文旗帜了。
三、该票布应为孙中山先生改造美洲洪门、筹集革命经费的实物见证
肖舟在《孙中山先生发行的“天运”年号筹饷票券》一文中提到:“在辛亥革命早期发行的筹饷票券上,有部分使用了‘天运’年号。这些使用 ‘天运’年号的筹饷票券都是由孙中山亲自签发,或由追随、听命于孙中山的革命者所发行。其发行时间为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至民国成立以前。孙中山在这段时间的一些信函里,也常用‘天运’年号来落款。”他认为:“孙中山少年时期喜欢听太平天国的故事,并以‘洪秀全’自诩,从小就萌发了反清的思想。后来在反清的革命活动中使用‘天运’年号,似乎与太平天国重视‘天’字有着相同意义。”(22)肖舟的见解,可能是受了吴筹中、顾延培所著《辛亥革命货币》一书的影响。该书即认为:“革命党人也曾拟用天运年号,这似乎与太平天国重视‘天’字有着相同的意义。但在正式发行流通的货币上却并未采用,仅在有关文件的军用票样子上用过这个年号。”(23)
我们认为,把孙中山先生在领导反清革命活动时期所使用的“天运”年号与太平天国挂起钩来是不妥当的。正如我们在《“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试考》一文中已指出的:“天运年号乃是天地会起义中较常见的年号。天地会最早使用‘天运’年号的,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在台湾领导的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陈周全及道光十二年(1832)张丙先后在台湾起义,均仍使用‘天运’年号。咸丰三年(1853)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亦曾用‘天运’年号。”(24)天地会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起义军不用清王朝的年号而另立年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天运”年号反映了传统的“天命观”,而天地会正是借重“天意”来发动群众“反清复明”。尔后,“天运”年号在天地会有关文件、特别是海外天地会文件中继续使用。《中国秘密社会史》所附“义兴馆”于1883年收“缘银伍两正”的票据及香港“义福兴”收“底银壹元正”的票据,均署明“天运”年号。(25)而美洲的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亦是沿用了天地会的这个“天运”年号。
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在1895年和1900年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由于保皇党人在海外大肆活动,给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他深感美洲华侨中洪门为数众多,力量强大,为了与保皇党争夺洪门,发动和领导海外洪门从事革命事业,有必要亲自加入洪门。遂由洪门前辈叔父钟水养介绍,于1904年1月11日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组织“国安会馆”。(26)孙中山加入洪门后,被封为“洪棍”(元帅),故洪门中人皆称他为孙大哥。当年孙中山加入洪门的会员名册至今仍保存于檀香山,名册前面有“天运甲寅癸卯年吉月十一月念五念四日在会馆大放洪门招贤纳士”(27)字样,标志着孙中山正式接受了“天运”这个年号。
洪门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各埠设有分堂,但其名称间有不同,且总堂与分堂缺乏联络,主张常不统一,加上保皇党人从中破坏,几乎忘掉了反清复明的本来宗旨。洪门会众“多半泥守旧习,毫无远大理想。而各分堂对于总堂之关系,大都阳奉阴违,有名无实,尤以美东各埠为甚。”(28)基于这种情况,孙中山提出了整顿全美洪门的方案,建议举行全美会员总注册。他指出:“在美洪门会员既有十数万人,若能重新举行登记,不独足以巩固团体回复威信,且可借此收集巨款,为公堂基金及协助国内同志起义之需。”孙中山表示愿亲往游历各埠,“劝告洪门手足同襄义举。”(29)在取得大家赞成之后,孙中山亲手起草了总注册章程。由洪门大佬黄三德陪同游历美洲各埠,向洪门各堂广为宣传总注册和新章程。
由孙中山先生起草、于1905年2月4日正式公布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所署的日期为“天运岁次甲辰吉日”(30)乃是他最早开始使用“天运”年号的文件。而从此开始,直至中华民国成立,天运年号一度成为孙中山先生领导反清革命运动时所署用的正式年号。在我们编著的《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中,就收录署有“天运”年号的筹饷票券及捐款收据。
新发现的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天运丁未年票布,是又一张署有“天运”年号的海外洪门票布。其具体填发时间“天运丁未年拾贰月廿三日”,即1908年1月16日。因此,已是在孙中山先生提出对全美洪门会员“重新举行登记”之后。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转载的该新章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凡各埠堂友,须一律认捐重建公堂楼宇经费,额捐钱一元为底,多而益善。认捐者须详报姓名,俾照注簿存据。此次必须照额捐足领取底票,方能享受总堂一切权利。”(31)所以,这一张由致公总堂发给陈姓会员的“捐建复楼宇馆底银壹大员”票布,即是按照新章程“照额捐足”后领取的“底票”。因此,它不仅是一般的洪门会员凭证,也是孙中山先生整顿、改造洪门,筹集革命经费的实物见证。
由收取洪门会员捐助的馆底银重建的致公总堂楼宇,位于旧金山士坡福街三十八号。1911年,孙中山先生推动了美洲洪门致公堂与同盟会的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而致公堂则开特别会,删除繁文褥节,以优待同盟会员之加入。随后,经孙中山提议,组成了洪门筹饷局。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则称: “国民救济局”,其办事处即设于旧金山致公总堂的二楼。(32)该筹饷局在半年中筹集资金十四万四千余元,有力地支援了国内辛亥革命。正如郭绪印所说的:“辛亥革命前期,支援辛亥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并非在国内,而是在海外。孙中山领导下组织的洪门筹饷局等机构,成为革命经费的靠山,充分显示出孙中山联络、发动海外洪门参加革命的重要意义。”(33)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新发现的美洲致公总堂天运丁未年票布,不仅可以看作是海外洪门对历史上洪门天地会传统的继承,更应看作是海外洪门对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响应,有极高的文物与史料价值。因此,将来《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如能增补,这张票布是一定要收录的。
注释:
①(16) 马传德、徐渊:《“金山正埠义兴公司”洪顺堂票布试考》,《中国钱币》1997年第三期,第26、22、24。
② 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第18页、7页、15页、27页。
③⑧(11)(14)(26) 郭绪印:《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39页、149页、3页、220页。
④⑤⑥⑨⑩(12)(15)(25)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4页、35~44页、120页、64页、62页、58页、60页。
⑦ 马定祥、马传德编:《太平天国钱币》(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30~235页。
(13) 罗尔纲:《一部新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抄本》,载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第17页。
(17) 俞云波:《海外天地会浅说》,载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会党史研究》第115页、116页。
(18) [美]陈依范:《美国华人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第37~38页。
(19)(30)(3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7页、148~152页、157页。
(20)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见《明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10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259~261页、272页、277页、296页~318页。
(22) 肖舟:《孙中山先生发行的“天运”年号筹饷票券》,载1997年9月出版的《中华集钞》第五期,第7页。
(23)(24) 吴筹中、顾延培《辛亥革命货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1页。
(27) 帅学富:《清洪述源》,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出版,第116页。
(28)(2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3~114页。
(3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1页、23页、211页。
(33) 郭绪印:《论兴中会、同盟会期间孙中山与海外洪门》,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第77页、82页。
(责任编辑 刘 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