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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锡勤先生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宏观视域出发，对诸多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特点鲜明的阐释。对于梁启超的思想，先生的研究特点有三。第一，以陆王心学和佛学为视角展开，将梁启超界定为陆王心学和佛学的继承者，以此揭示了梁启超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第二，以“新民”为视角开展对梁启超伦理思想的研究。先生以梁启超对诸多道德范畴的阐释作为切入点，阐明了道德修养与“新民”的内在逻辑，揭示了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三，以近代文化“革命”为视角开展对梁启超文化革新思想的研究。通过对梁启超文化观的研究，先生评释了梁启超的文化建设方针，揭示了他发动的各领域文化“革命”的核心動力以及对中国近代各领域文化“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张锡勤;梁启超;中国近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0-0061-03
张锡勤先生对中国近代诸多思想家的思想体系都进行过全面且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对梁启超的思想尤为重视。先生认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的学术文化体系的建立者、开拓者之一。他不仅对中国近代的学术转型作了重要贡献，也对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做了更重要的贡献。”[1]3
一、以陆王心学和佛学为视角开展对梁启超哲学思想的研究
因梁启超对古今中外的诸多哲学家的思想都有所涉猎，所以长久以来，学界对其哲学思想的来源聚讼不已。先生认为，梁启超虽涉猎极广，但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还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和佛学。
先生之所以将梁启超视为陆王心学和佛学的承续者，原因有三：第一，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始就学于康有为，康便“教以陆王心学”[2]17，后到万木草堂时期，康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2]17。正是因为这种教育环境的熏陶，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埋下了陆王心学和佛学的种子。第二，梁启超对陆王心学和佛学的评价颇高。梁启超对王学尤为重视，将其视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3]24，又将致良知说看作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3]24。与王学相比，梁启超对佛学的评价更高，他将佛教看作是最高尚的宗教信仰，并且认为“自来言哲理者”[4]97，也“以佛说为最圆满”[4]97。第三，陆王心学和佛学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需要极为契合。陆王心学和佛学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的学风，以及由此引发的自主理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所缺少的。由此，先生指出，在研究梁启超哲学思想时，首先当指明心学与佛学对他的影响。
1900年，梁启超撰写《惟心》一文，宣称“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5]45这一论断标志着他心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和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的建立。先生将梁启超的这套主观唯心论看作是对佛家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以及陆王心学中的“吾心即是宇宙” “心外无物”诸思想的综合与阐发。
在《惟心》一文中，梁启超揭示了人们对同一外境的感受具有差异性的现象，并得出了人的感觉具有主观性的结论。但人反映的差异不仅是主观自生的，同时也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梁启超并不承认意识所反映内容的客观性，并由此得出了客观依附于主观，是主观的感受产物的结论。正因如此，先生认为“在二十世纪初，以《惟心》一文为代表，梁启超是旗帜鲜明的主张唯心论者。”[1]186
1924年，梁启超发表《非“唯”》一文，申言“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6]82其目的就在于对唯物、唯心以及一切带有“唯”字的主义进行否定和批判。先生指出，此时的梁启超已经认识到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不足，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如果将主观唯心论贯彻到底，势必会否认他人和自我的真实存在性。另一方面，若要贯彻唯物论的主张，其结果非归到“机械的人生观”不可。梁启超这种回归到生活常识的认识，较之从前是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对唯心论的批评仍是以肯定“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6]45且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6]45为前提。他将真实存在的物仅当作一种条件，并不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原则。而在对唯物论的批评中，梁启超仅仅是抓住了机械唯物主义的一些缺陷，便将这种缺陷扩大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缺陷，进而对整个唯物论予以否定。因此，梁启超的《非“唯”》从批判一切带有“唯”字主义的角度上看，似乎是对早年发表的《惟心》做出了否定。但实际上，《非“唯”》所批判的重点仍是唯物主义，其内容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先生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梁启超的《惟心》与《非“唯”》做了客观的分析，将《非“唯”》看作对《惟心》的矫正。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了唯物论与唯心论均存在缺陷。为了圆满说明心物关系，他依据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心物合一”论。先生认为，梁启超的“心物合一”论是对“王守仁的‘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1]190的发挥，而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心与物、主观与客观互为条件，其目的在于否定物质第一性。抛开物质第一性讲心物关系，是“心物合一”论的要害。他在深入说明心物关系时，所强调的仍是客观的物离不开主观的心。
二、以“新民”为视角开展对梁启超伦理思想的研究
在梁启超的诸多思想中，先生对伦理思想最为重视，先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梁启超思想平议》等著作中，对梁启超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并做了深入分析，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新民”。他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中国的积弱之源有四：第一，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错误观念;第二，源于不良的人心风俗和道德品格;第三，源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第四，源于清朝统治政策的诸多失误。又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中指明了欲振兴中国，则必须从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入手。由此提出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论断。先生认为“《溯源论》是梁启超对积弱中国病源的诊断书，而《新民说》则是他依据这一诊断开出的药方。从《溯源论》到《新民说》，方才构成了梁氏完整的‘新民’学说”[7]27。20世纪初，梁启超将“新民”视为当时中国第一要务，而“新民”的关键在于“新民德”，欲“新民德”就必须先厘定什么是“新民”的道德。由此，梁启超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提出“道德革命”口号的思想家。 为成功发动“道德革命”，梁启超以公德和私德的范畴对道德进行了划分。公德即是处理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间关系的道德，其目的在于维护群体的和谐。而私德则是个人的修身以及处理个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所要求的是个人德行的完善。对于梁启超如何用公德私德并重的形式来论述和建设新道德的问题，先生认为，“梁启超论道德，始终着眼于‘群’。”[1]222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公德就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利群精神，因此《論公德》以下各篇中皆以利群二字为纲。而梁启超重视私德的原因在于，他看到了私德对于公德的决定作用，并且认为“欲从事于铸造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8]119。梁启超虽一再强调，道德的根本精神在于利群，但从长远来说，利群的最终目的是利己，利己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先生指出，梁启超重视利己的原因有二：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利己是激发个体活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只有通过利己、自营而实现人人自利，才能减轻社会和他人的负担。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群己、公私关系的论述是基于人人皆有利己之心的。利群只是实现利己的前提和手段，为公是因为公利如果得不到保证那么个人的私利也将受到损害。因此，梁启超所说的爱他、利群、为公等种种行为实质上都是变相的利己，都是实现个人长远利益的手段。
20世纪初，梁启超编纂《德育鉴》一书，作为造就“新民”的指导方案。书中介绍并发挥了中国古代的道德修养方法，以此提升国民私德。作为阳明学的崇信者，梁启超所提出的道德修养论主要是对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发挥。先生认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良知”即是良心。梁启超和王守仁一样，都强调良心在道德活动中的作用，强调自觉。而自觉即是诚意，一旦诚意，就能主动将道德修养常态化。梁启超也据此提出了一套修养方法：“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9]“存养”是要求人们保养先天固有的善良本性，并使之不断扩充，是积极的道德修养过程。而“省察”和“克治”，则是事后的矫正，是消极的学问。先生指出，梁启超始终认为道德修养应当落实为道德实践，无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是对行为和动机的强调。其实质是对善和恶提出不同的要求，具体内容就是，对于善不能以知为满足，而要看行动;对于恶不能以尚未付诸行动便原谅自己，应该重视对恶念的克服。因此，这种对善恶的不同要求，虽然看似矛盾，但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是积极的、正确的。
三、以近代文化“革命”为视角开展对梁启超文化革新思想的研究
随着近代中国局势的剧变，社会变革的展开势在必行，而西学的“东渐”也激发了知识分子革新文化的愿望。这便使文化领域的革新成为顺理成章、势所必至之事。从对这场革新运动的贡献来看，梁启超居功甚伟。先生指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自然不是始于梁启超，但是，呼吁国人高度关注文化领域的革新，提出文化革新的宗旨、方针，进而在各主要文化领域展开，使之成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则是梁启超”[1]265。先生是史学出身，后由史学入哲学，因此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史学色彩。先生将梁启超文化革新领域的思想与中国近代文化史结合起来，对梁启超的文化革新方针和各领域的文化“革命”进行了全面、深刻分析和阐释。
先生认为，梁启超的文化革新方针可以以其欧游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是20世纪初期的文化革新方针。先生将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文化革新的方针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大力鼓吹“破坏主义”，但主要是“无血之破坏”，所关注的重点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第二，梁启超认为无论破坏与建设都要借助他山之石，即主动引进西方文化，通过中西调和而创新，为新的中国文化提供养料;第三，梁启超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既要摆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10]3，也要摆脱“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10]3，换言之，必须在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并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的前提下进行文化革新。
后期是20世纪20年代归国之后。中学与西学在梁启超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所主张的文化革新方针也随之转变。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了西方文化存在着诸多缺陷，便转而成为“东方文化救世论”的鼓吹者，这一时期的梁启超虽然提倡国学，但他并不是要发扬传统的旧国学，而是要建立“适应新朝的国学”。先生指出，此时梁启超所欲建立的中国文化是经由中西“化合”，得到西方文化补助的“新的文化系统”。在这一基本点上与他20世纪初的文化革新方针并无差异，依然是一种“综合创新”论。自然，在这种综合中，中西两者的地位、比重后期与前期是有差别的。这只能说是梁启超的文化观后期对前期有所调整，并无根本性的改变。
梁启超不仅对文化革新的方针做出了合理的设计，而且一直致力于该方针的具体实施。梁启超在各文化领域发动了多次“革命”运动，试图建立起他心中理想的中国新文化。
一是“诗界革命”。先生指出“在梁启超所发动的近代文化革新中，最早提出的乃是‘诗界革命’” [1]302。他认为如果中国的诗人再一味地循规蹈矩走旧诗人的老路，那么中国的诗歌将消亡殆尽。由此梁启超将“新语句” “新意境”与中国传统诗歌体裁结合起来，以此摆脱中国诗坛长期以来的拟古、复古的倾向。先生认为，梁启超所发动的诗界革命“就是欲运用中国旧诗的体裁，蕴含新的意境，但以新的词语表达新的思想、追求，抒发一代人的新情感，让这种新诗起到鼓舞、陶冶民众的作用。借此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提供新阵地。”[1]305
二是“史界革命”。先生认为，梁启超是中国旧史学的批判者和近代新史学的创立者。1901年起，随着《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的接连发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帷幕正式拉开。梁启超归纳和总结了中国旧史学中的诸多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旧史学服务于专制统治的实质，并为新史学的建立提出了原则性方针。先生将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建设方针总结为五项。第一，新史学应“有益于群治”[11]6。能够为国民性改造提供 “资鉴”。第二，新史学应探察“国民全部之经历”[12]70，成为“国民资治通鉴”[12]70，使史学的主体从君王变为全体人民，并以此激发爱国情怀。第三，新史学应叙述人群进化之“公理” “公例”，求得其因果关系。换言之，新史学不应只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要进一步对所记录的内容加以研究，探索人类社会进化的公理，以此来阐明人类活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和普遍法则。第四，新史学应力戒主观，“纯采客观的态度”[13]32。主张史学家既“不要因袭传统的思想所弊”[14]32，也“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弊”[14]32。第五，新史学应使用西方的科学方法。通过归纳和总结，探索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适真理。 三是“小说界革命”。在文学领域的革新中，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尤为重视，早在提倡“诗界革命”之前，便开始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对旧小说进行深刻批判，认为中国的旧小说多数不是导人向善，而是使人为恶，所传播的多是消极的东西。甚至认为旧小说乃是“吾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梁启超认为欲改良群治、欲新民，都要从小说革命开始。先生认为，小说界革命即是克服旧小说之弊病，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的文艺理论，创作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表达新理想的新小说，并使之发挥开通民志、涵养民德、改良社会的功能。这场小说革命，对于普及新的思想观念，使中国哲学走向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小说革命所宣扬的新理念、新思想，也点燃了民众投身到救亡图存事业中的热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先生以其深厚的思想史、文化史底蕴和独特的视角对梁启超思想中学界不甚关注的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先生从梁启超哲学思想的渊源入手，指明了陆王心学和佛学对中国近代产生的影响，为梁启超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考方向。第二，先生从梁启超救亡图存的“新民”目的入手，通过研究梁启超对诸多道德范畴的阐释，阐明了何为“新民”以及“新民”何以能行的问题，并进一步厘清了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三，先生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宏观角度入手，揭示了梁启超的文化方针在多领域文化“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先生对梁启超思想特色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锡勤.梁启超思想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梁启超.三十自述[G]//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3]梁启超.德育鉴·知本[G]//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梁启超.国家运命论[G]//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梁启超.自由书·惟心[G]//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非“唯”[G]//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7]张锡勤.梁启超《新民说》论纲[J].求是学刊，1996（5）.
[8]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G]//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9]梁启超.德育鉴·存养[G]//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46.
[1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G]//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梁启超.新史学[G]//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梁啟超.变法通议·论译书[G]//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G]//饮冰室合集·专集（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G]//饮冰室合集·文集（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责任编辑：许广东）
收稿日期：2021-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2015MZD014）
作者简介：庄春雨，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研究。
关键词：张锡勤;梁启超;中国近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0-0061-03
张锡勤先生对中国近代诸多思想家的思想体系都进行过全面且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对梁启超的思想尤为重视。先生认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的学术文化体系的建立者、开拓者之一。他不仅对中国近代的学术转型作了重要贡献，也对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做了更重要的贡献。”[1]3
一、以陆王心学和佛学为视角开展对梁启超哲学思想的研究
因梁启超对古今中外的诸多哲学家的思想都有所涉猎，所以长久以来，学界对其哲学思想的来源聚讼不已。先生认为，梁启超虽涉猎极广，但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还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和佛学。
先生之所以将梁启超视为陆王心学和佛学的承续者，原因有三：第一，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始就学于康有为，康便“教以陆王心学”[2]17，后到万木草堂时期，康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2]17。正是因为这种教育环境的熏陶，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埋下了陆王心学和佛学的种子。第二，梁启超对陆王心学和佛学的评价颇高。梁启超对王学尤为重视，将其视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3]24，又将致良知说看作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3]24。与王学相比，梁启超对佛学的评价更高，他将佛教看作是最高尚的宗教信仰，并且认为“自来言哲理者”[4]97，也“以佛说为最圆满”[4]97。第三，陆王心学和佛学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需要极为契合。陆王心学和佛学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的学风，以及由此引发的自主理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所缺少的。由此，先生指出，在研究梁启超哲学思想时，首先当指明心学与佛学对他的影响。
1900年，梁启超撰写《惟心》一文，宣称“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5]45这一论断标志着他心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和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的建立。先生将梁启超的这套主观唯心论看作是对佛家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以及陆王心学中的“吾心即是宇宙” “心外无物”诸思想的综合与阐发。
在《惟心》一文中，梁启超揭示了人们对同一外境的感受具有差异性的现象，并得出了人的感觉具有主观性的结论。但人反映的差异不仅是主观自生的，同时也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梁启超并不承认意识所反映内容的客观性，并由此得出了客观依附于主观，是主观的感受产物的结论。正因如此，先生认为“在二十世纪初，以《惟心》一文为代表，梁启超是旗帜鲜明的主张唯心论者。”[1]186
1924年，梁启超发表《非“唯”》一文，申言“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6]82其目的就在于对唯物、唯心以及一切带有“唯”字的主义进行否定和批判。先生指出，此时的梁启超已经认识到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不足，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如果将主观唯心论贯彻到底，势必会否认他人和自我的真实存在性。另一方面，若要贯彻唯物论的主张，其结果非归到“机械的人生观”不可。梁启超这种回归到生活常识的认识，较之从前是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对唯心论的批评仍是以肯定“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6]45且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6]45为前提。他将真实存在的物仅当作一种条件，并不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原则。而在对唯物论的批评中，梁启超仅仅是抓住了机械唯物主义的一些缺陷，便将这种缺陷扩大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缺陷，进而对整个唯物论予以否定。因此，梁启超的《非“唯”》从批判一切带有“唯”字主义的角度上看，似乎是对早年发表的《惟心》做出了否定。但实际上，《非“唯”》所批判的重点仍是唯物主义，其内容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先生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梁启超的《惟心》与《非“唯”》做了客观的分析，将《非“唯”》看作对《惟心》的矫正。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了唯物论与唯心论均存在缺陷。为了圆满说明心物关系，他依据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心物合一”论。先生认为，梁启超的“心物合一”论是对“王守仁的‘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1]190的发挥，而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心与物、主观与客观互为条件，其目的在于否定物质第一性。抛开物质第一性讲心物关系，是“心物合一”论的要害。他在深入说明心物关系时，所强调的仍是客观的物离不开主观的心。
二、以“新民”为视角开展对梁启超伦理思想的研究
在梁启超的诸多思想中，先生对伦理思想最为重视，先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梁启超思想平议》等著作中，对梁启超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并做了深入分析，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新民”。他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中国的积弱之源有四：第一，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错误观念;第二，源于不良的人心风俗和道德品格;第三，源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第四，源于清朝统治政策的诸多失误。又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中指明了欲振兴中国，则必须从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入手。由此提出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论断。先生认为“《溯源论》是梁启超对积弱中国病源的诊断书，而《新民说》则是他依据这一诊断开出的药方。从《溯源论》到《新民说》，方才构成了梁氏完整的‘新民’学说”[7]27。20世纪初，梁启超将“新民”视为当时中国第一要务，而“新民”的关键在于“新民德”，欲“新民德”就必须先厘定什么是“新民”的道德。由此，梁启超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提出“道德革命”口号的思想家。 为成功发动“道德革命”，梁启超以公德和私德的范畴对道德进行了划分。公德即是处理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间关系的道德，其目的在于维护群体的和谐。而私德则是个人的修身以及处理个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所要求的是个人德行的完善。对于梁启超如何用公德私德并重的形式来论述和建设新道德的问题，先生认为，“梁启超论道德，始终着眼于‘群’。”[1]222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公德就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利群精神，因此《論公德》以下各篇中皆以利群二字为纲。而梁启超重视私德的原因在于，他看到了私德对于公德的决定作用，并且认为“欲从事于铸造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8]119。梁启超虽一再强调，道德的根本精神在于利群，但从长远来说，利群的最终目的是利己，利己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先生指出，梁启超重视利己的原因有二：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利己是激发个体活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只有通过利己、自营而实现人人自利，才能减轻社会和他人的负担。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群己、公私关系的论述是基于人人皆有利己之心的。利群只是实现利己的前提和手段，为公是因为公利如果得不到保证那么个人的私利也将受到损害。因此，梁启超所说的爱他、利群、为公等种种行为实质上都是变相的利己，都是实现个人长远利益的手段。
20世纪初，梁启超编纂《德育鉴》一书，作为造就“新民”的指导方案。书中介绍并发挥了中国古代的道德修养方法，以此提升国民私德。作为阳明学的崇信者，梁启超所提出的道德修养论主要是对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发挥。先生认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良知”即是良心。梁启超和王守仁一样，都强调良心在道德活动中的作用，强调自觉。而自觉即是诚意，一旦诚意，就能主动将道德修养常态化。梁启超也据此提出了一套修养方法：“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9]“存养”是要求人们保养先天固有的善良本性，并使之不断扩充，是积极的道德修养过程。而“省察”和“克治”，则是事后的矫正，是消极的学问。先生指出，梁启超始终认为道德修养应当落实为道德实践，无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是对行为和动机的强调。其实质是对善和恶提出不同的要求，具体内容就是，对于善不能以知为满足，而要看行动;对于恶不能以尚未付诸行动便原谅自己，应该重视对恶念的克服。因此，这种对善恶的不同要求，虽然看似矛盾，但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是积极的、正确的。
三、以近代文化“革命”为视角开展对梁启超文化革新思想的研究
随着近代中国局势的剧变，社会变革的展开势在必行，而西学的“东渐”也激发了知识分子革新文化的愿望。这便使文化领域的革新成为顺理成章、势所必至之事。从对这场革新运动的贡献来看，梁启超居功甚伟。先生指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自然不是始于梁启超，但是，呼吁国人高度关注文化领域的革新，提出文化革新的宗旨、方针，进而在各主要文化领域展开，使之成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则是梁启超”[1]265。先生是史学出身，后由史学入哲学，因此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史学色彩。先生将梁启超文化革新领域的思想与中国近代文化史结合起来，对梁启超的文化革新方针和各领域的文化“革命”进行了全面、深刻分析和阐释。
先生认为，梁启超的文化革新方针可以以其欧游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是20世纪初期的文化革新方针。先生将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文化革新的方针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大力鼓吹“破坏主义”，但主要是“无血之破坏”，所关注的重点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第二，梁启超认为无论破坏与建设都要借助他山之石，即主动引进西方文化，通过中西调和而创新，为新的中国文化提供养料;第三，梁启超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既要摆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10]3，也要摆脱“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10]3，换言之，必须在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并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的前提下进行文化革新。
后期是20世纪20年代归国之后。中学与西学在梁启超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所主张的文化革新方针也随之转变。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了西方文化存在着诸多缺陷，便转而成为“东方文化救世论”的鼓吹者，这一时期的梁启超虽然提倡国学，但他并不是要发扬传统的旧国学，而是要建立“适应新朝的国学”。先生指出，此时梁启超所欲建立的中国文化是经由中西“化合”，得到西方文化补助的“新的文化系统”。在这一基本点上与他20世纪初的文化革新方针并无差异，依然是一种“综合创新”论。自然，在这种综合中，中西两者的地位、比重后期与前期是有差别的。这只能说是梁启超的文化观后期对前期有所调整，并无根本性的改变。
梁启超不仅对文化革新的方针做出了合理的设计，而且一直致力于该方针的具体实施。梁启超在各文化领域发动了多次“革命”运动，试图建立起他心中理想的中国新文化。
一是“诗界革命”。先生指出“在梁启超所发动的近代文化革新中，最早提出的乃是‘诗界革命’” [1]302。他认为如果中国的诗人再一味地循规蹈矩走旧诗人的老路，那么中国的诗歌将消亡殆尽。由此梁启超将“新语句” “新意境”与中国传统诗歌体裁结合起来，以此摆脱中国诗坛长期以来的拟古、复古的倾向。先生认为，梁启超所发动的诗界革命“就是欲运用中国旧诗的体裁，蕴含新的意境，但以新的词语表达新的思想、追求，抒发一代人的新情感，让这种新诗起到鼓舞、陶冶民众的作用。借此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提供新阵地。”[1]305
二是“史界革命”。先生认为，梁启超是中国旧史学的批判者和近代新史学的创立者。1901年起，随着《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的接连发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帷幕正式拉开。梁启超归纳和总结了中国旧史学中的诸多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旧史学服务于专制统治的实质，并为新史学的建立提出了原则性方针。先生将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建设方针总结为五项。第一，新史学应“有益于群治”[11]6。能够为国民性改造提供 “资鉴”。第二，新史学应探察“国民全部之经历”[12]70，成为“国民资治通鉴”[12]70，使史学的主体从君王变为全体人民，并以此激发爱国情怀。第三，新史学应叙述人群进化之“公理” “公例”，求得其因果关系。换言之，新史学不应只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要进一步对所记录的内容加以研究，探索人类社会进化的公理，以此来阐明人类活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和普遍法则。第四，新史学应力戒主观，“纯采客观的态度”[13]32。主张史学家既“不要因袭传统的思想所弊”[14]32，也“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弊”[14]32。第五，新史学应使用西方的科学方法。通过归纳和总结，探索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适真理。 三是“小说界革命”。在文学领域的革新中，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尤为重视，早在提倡“诗界革命”之前，便开始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对旧小说进行深刻批判，认为中国的旧小说多数不是导人向善，而是使人为恶，所传播的多是消极的东西。甚至认为旧小说乃是“吾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梁启超认为欲改良群治、欲新民，都要从小说革命开始。先生认为，小说界革命即是克服旧小说之弊病，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的文艺理论，创作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表达新理想的新小说，并使之发挥开通民志、涵养民德、改良社会的功能。这场小说革命，对于普及新的思想观念，使中国哲学走向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小说革命所宣扬的新理念、新思想，也点燃了民众投身到救亡图存事业中的热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先生以其深厚的思想史、文化史底蕴和独特的视角对梁启超思想中学界不甚关注的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先生从梁启超哲学思想的渊源入手，指明了陆王心学和佛学对中国近代产生的影响，为梁启超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考方向。第二，先生从梁启超救亡图存的“新民”目的入手，通过研究梁启超对诸多道德范畴的阐释，阐明了何为“新民”以及“新民”何以能行的问题，并进一步厘清了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三，先生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宏观角度入手，揭示了梁启超的文化方针在多领域文化“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先生对梁启超思想特色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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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广东）
收稿日期：2021-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2015MZD014）
作者简介：庄春雨，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