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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社会结构被描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被描述为一种差序格局，在这一模式中个人通过不同的角色关系而相互联系。为了将这种无形但真切存在的关系网络展现出来，阎云翔老师选择“礼物”这一实体作为研究对象，鉴于礼物的流动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阎老师先后在1989年和1991年两次回到以前曾经生活过7年的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通过熟人社会的实地观察与个案访谈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关键词：礼物馈赠;表达性礼物;工具性礼物;关系
“礼物”一词有两个字组成，“礼”表示仪式或礼节的礼仪性表达，“物”表示物质的东西，礼物的物质内容和文化意义及礼仪情境浑然一体，这也是礼物区别于商品的重要特性。商品交换确立了物品之间客观的定量关系，而礼物交换会受到个体间情感强弱的影响，因此不能以统一量化的观点模糊这两者之间的概念。与许多别的社会不同，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的、个体中心的社会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因而礼物馈赠和其他互惠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
阎云翔老师根据礼物馈赠的目的将其二分为表达性礼物和工具性礼物，这两种馈赠方式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比率不同，要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考量，比如早期的下岬村属于一个典型的封闭性农业社区，由于村民们在经济水平、政治层级等方面差别不大，所以绝大多数的礼物馈赠是为了巩固和拓展人情网络，在这一阶段工具性礼物比较罕见，但后来出现了“四类分子”划分、干部身份强化等一系列变化，送礼行为已经不能单纯地被视为人情伦理，工具性礼物逐渐成为村民们追求私人利益的最佳方式。禮物的流动不是盲目随机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社会规范与文化，可分为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两种类型。
一、表达性礼物
在礼物的横向流动中表达性礼物占主导地位，与人情伦理联系紧密。人情是一个复杂体，具有道德性和情感性两个方面。
首先，在道德性方面，“沾光”和“面子”是理解道德领域的两个很好的本土概念。沾光意味着一个人有义务让在其关系网络中的他人分享其拥有的特权和社会资源，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沾光作为人情伦理文化的基本概念，赋予村民们日常的社会交换活动以意义。面子在社会互动中起道德约束的作用，下岬村的发现证明存在两种脸面，即道德脸面和社会脸面。在下岬村民的社会往来中，面子的概念作为一种道德约束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对社会脸面的追求促使村民们积极参与礼物交换的博弈，而道德脸面的约束则规范着所有参与者的行动，并且这两种脸面往往难分难解。其次，在情感性方面，阎老师按照情感联系的强弱将礼物馈赠分成“往来”和“走动”两个维度，前者是为完成制度化的、规定的礼物交换义务，而后者相比前者发展更密切的、非正式和非礼仪化的感情联系。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礼物馈赠应该是一种自愿主动的行为，然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部分村民的随礼是一种义务行为。他们似乎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力所驱使，“自愿地”去履行他们在其交换网络内部馈赠礼物的义务。由此可见，在“礼物经济”的大环境下，个体都很难从中抽离而被迫卷入义务性礼物馈赠。
二、工具性礼物
在礼物的纵向流动中工具性礼物占主导地位，与等级秩序联系紧密。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体系呈现出与早期结论截然不同的景象，收礼而不是送礼被认为是声望的象征，并且礼物是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向上单向流动的。这种单向送礼主要发生在村民与干部之间、低层干部与上级干部之间，无论哪种相对关系，均处在宏大的社会等级秩序之中。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的权威是基于它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并由新的干部阶层来维持和强化。这种垄断导致了公民为了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社会流动而依附于官员，这个现象被魏昂徳描述为“组织化依附”的一种形式。正是资源的再分配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整合原则，确立了在再分配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纵向关系。随着依附关系的升级扩展，干部对资源的控制常常导致依附的村民们之间向上送礼的攀比，在此过程中礼物的价值不断贬值。这种村民与干部之间的“权力-依附关系”同样适用于行政圈层，由于政治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上级的影响力，向上送礼的习俗在传统中国的官僚体系内部流传已久。事实上，干部间等级化的礼物馈赠有时可能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这类似于一种潜在的“游戏规则”。由此可见，与表达性礼物相比，工具性礼物更能凸显权力等级的复杂性，这一特性在下岬村（封闭农业社区）可能不太明显，但却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
下岬村单向送礼的四个特征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已有的社会交换理论相冲突，内在原因可以归结为政权渗透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两个方面。在过去40多年中，像中国的其他社区一样，下岬村一直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政权渗透到基层村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经历着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地位等级制的形成。因而，现有的关于社会交换的理论不适于下岬的现实生活就不足为奇了。
三、结论
现代人类学的突破始于马林诺夫斯基，他不但走出了“书斋”，而且最终生活在他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重新定义了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即人类学家应该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而且要生活在相对长的一个时期内。阎云翔老师秉承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理念，在下岬村这一非常熟悉的场域内开展多次田野调查，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礼物流动情境，得出三个结论：首先，下岬村礼物交换所遵循的做法质疑了现有人类学某些理论;其次，关系网络的培养和人情伦理的遵奉，兼具利益与非利益、表达性与工具性、情愿和被迫的特点;最后，当前的随礼和关系培养现象，必须放置到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程这一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不可否认，下岬村作为田野调查地点，由于涉农性质、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礼物馈赠”这一主题仍是众学科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参考文献
[1]陶自祥.高额彩礼：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早婚的思考[J].民俗研究，2011（03）：259-269.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商务印书馆，2001.
[3]杨善华.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J].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长春出版社，2014.
[5]李银河.婚礼的变迁[J].江苏社会科学，2002（05）：73-76.
[6]施磊磊.彩礼支付结构转变与彩礼的攀升逻辑[J].当代青年研究，2020（03）：60-66.
作者简介
王一钒（1997-），女，汉族，江苏无锡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礼物馈赠;表达性礼物;工具性礼物;关系
“礼物”一词有两个字组成，“礼”表示仪式或礼节的礼仪性表达，“物”表示物质的东西，礼物的物质内容和文化意义及礼仪情境浑然一体，这也是礼物区别于商品的重要特性。商品交换确立了物品之间客观的定量关系，而礼物交换会受到个体间情感强弱的影响，因此不能以统一量化的观点模糊这两者之间的概念。与许多别的社会不同，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的、个体中心的社会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因而礼物馈赠和其他互惠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
阎云翔老师根据礼物馈赠的目的将其二分为表达性礼物和工具性礼物，这两种馈赠方式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比率不同，要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考量，比如早期的下岬村属于一个典型的封闭性农业社区，由于村民们在经济水平、政治层级等方面差别不大，所以绝大多数的礼物馈赠是为了巩固和拓展人情网络，在这一阶段工具性礼物比较罕见，但后来出现了“四类分子”划分、干部身份强化等一系列变化，送礼行为已经不能单纯地被视为人情伦理，工具性礼物逐渐成为村民们追求私人利益的最佳方式。禮物的流动不是盲目随机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社会规范与文化，可分为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两种类型。
一、表达性礼物
在礼物的横向流动中表达性礼物占主导地位，与人情伦理联系紧密。人情是一个复杂体，具有道德性和情感性两个方面。
首先，在道德性方面，“沾光”和“面子”是理解道德领域的两个很好的本土概念。沾光意味着一个人有义务让在其关系网络中的他人分享其拥有的特权和社会资源，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沾光作为人情伦理文化的基本概念，赋予村民们日常的社会交换活动以意义。面子在社会互动中起道德约束的作用，下岬村的发现证明存在两种脸面，即道德脸面和社会脸面。在下岬村民的社会往来中，面子的概念作为一种道德约束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对社会脸面的追求促使村民们积极参与礼物交换的博弈，而道德脸面的约束则规范着所有参与者的行动，并且这两种脸面往往难分难解。其次，在情感性方面，阎老师按照情感联系的强弱将礼物馈赠分成“往来”和“走动”两个维度，前者是为完成制度化的、规定的礼物交换义务，而后者相比前者发展更密切的、非正式和非礼仪化的感情联系。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礼物馈赠应该是一种自愿主动的行为，然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部分村民的随礼是一种义务行为。他们似乎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力所驱使，“自愿地”去履行他们在其交换网络内部馈赠礼物的义务。由此可见，在“礼物经济”的大环境下，个体都很难从中抽离而被迫卷入义务性礼物馈赠。
二、工具性礼物
在礼物的纵向流动中工具性礼物占主导地位，与等级秩序联系紧密。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体系呈现出与早期结论截然不同的景象，收礼而不是送礼被认为是声望的象征，并且礼物是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向上单向流动的。这种单向送礼主要发生在村民与干部之间、低层干部与上级干部之间，无论哪种相对关系，均处在宏大的社会等级秩序之中。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的权威是基于它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并由新的干部阶层来维持和强化。这种垄断导致了公民为了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社会流动而依附于官员，这个现象被魏昂徳描述为“组织化依附”的一种形式。正是资源的再分配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整合原则，确立了在再分配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纵向关系。随着依附关系的升级扩展，干部对资源的控制常常导致依附的村民们之间向上送礼的攀比，在此过程中礼物的价值不断贬值。这种村民与干部之间的“权力-依附关系”同样适用于行政圈层，由于政治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上级的影响力，向上送礼的习俗在传统中国的官僚体系内部流传已久。事实上，干部间等级化的礼物馈赠有时可能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这类似于一种潜在的“游戏规则”。由此可见，与表达性礼物相比，工具性礼物更能凸显权力等级的复杂性，这一特性在下岬村（封闭农业社区）可能不太明显，但却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
下岬村单向送礼的四个特征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已有的社会交换理论相冲突，内在原因可以归结为政权渗透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两个方面。在过去40多年中，像中国的其他社区一样，下岬村一直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政权渗透到基层村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经历着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地位等级制的形成。因而，现有的关于社会交换的理论不适于下岬的现实生活就不足为奇了。
三、结论
现代人类学的突破始于马林诺夫斯基，他不但走出了“书斋”，而且最终生活在他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重新定义了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即人类学家应该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而且要生活在相对长的一个时期内。阎云翔老师秉承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理念，在下岬村这一非常熟悉的场域内开展多次田野调查，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礼物流动情境，得出三个结论：首先，下岬村礼物交换所遵循的做法质疑了现有人类学某些理论;其次，关系网络的培养和人情伦理的遵奉，兼具利益与非利益、表达性与工具性、情愿和被迫的特点;最后，当前的随礼和关系培养现象，必须放置到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程这一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不可否认，下岬村作为田野调查地点，由于涉农性质、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礼物馈赠”这一主题仍是众学科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参考文献
[1]陶自祥.高额彩礼：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早婚的思考[J].民俗研究，2011（03）：259-269.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商务印书馆，2001.
[3]杨善华.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J].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长春出版社，2014.
[5]李银河.婚礼的变迁[J].江苏社会科学，2002（05）：73-76.
[6]施磊磊.彩礼支付结构转变与彩礼的攀升逻辑[J].当代青年研究，2020（03）：60-66.
作者简介
王一钒（1997-），女，汉族，江苏无锡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