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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胀概览
在经历了20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期之后，全球通胀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稳步攀升，呈现所有经济体上行之势。美国CPI在2008年4月达到了4％，欧洲则超过了3％，日本超过了1％。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在加速，2000年到2008年间，亚洲CPI从小于3％到提高到6％，拉美从4.1%提高到5.7%。新兴经济体2008年5月整体通胀水平达到了6.3％。大宗商品价格成为导火索。在美国，国内能源价格在一年中提高了15％，而食品与饮料价格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在欧洲，能源价格通胀超过了10.5％，食品价格上升了6％，而能源价格占到了美国与欧洲CPI的将近1/3。
在以往，货币政策往往更多地关注核心通胀，原因在于包括了食品与原油价格的整体通胀更多的是反映了物价的短期波动。但是，由于目前大宗价格的持续上涨，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考察整体通胀可以更好预测未来一年期内的通胀水平。而从这个角度看，全球通胀上升之势将保持。原因之一，在于能源与食品价格的不断提高，占到CPI的大部分。这种趋势目前还没有减弱的迹象。原因之二，由于商品价格与原材料价格的传导机制，核心通胀率也在加速。
全球通胀的波动性在加大，也与大宗价格的波动性密切相关。波动性加大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大宗价格的波动率在1992年10月为1.95；到2002年10月为4.3；到2007年10月为11；到2008年5月为18.5，波动性呈现加速上行之势。与此同时，各国CPI的波动性也在不断提高，例如德国，2002年10月为0.2；2007年10月为0.72；2008年5月达到0.9。但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波动率更小，可能与其为大宗能源与粮食的出口国有关。
持续的时间在由短变长。滞后的相关系数全球平均在2000年为0.6%；到2006年为0.7%；到2008年加速为1.1%，说明通胀持续效应在加强。通胀持续的时间长，意味着面对冲击，稳定当前的通胀水平将需要付出更多的产出成本，但持续期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不同。
通胀回归的背后
探求本轮通胀的原因不妨分析前期低通胀的推动因素。经济发达程度高低差异，低通胀的原因也不同。发达经济体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工资水平的稳定，发展中国家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相应地降低了要素成本与国内的需求。国际贸易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依据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其低廉的劳动力、原材料与资源以物化为低廉的初级产品或者半制成品向发达经济体输出，发达经济体依据其技术优势与科研创新能力完成工业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成为通缩的输出地，而发达经济体则是最后的完成者与享有者。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制度改进与技术的发展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技术角度观察，1995年到2000年之间，IT的兴起是推动因素，从2000年至2005年，IT技术在全社会的运用以及前期对IT技术的投资的滞后效应的发挥带动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飞升。
从制度方面看，一是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经历了从兴起到成熟的阶段，因其规模经济效应、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度、组织效率，国际化的信息流动带来的创新的压力与动力、跨国要素配置的低成本，而成为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者。跨国公司规模更大，资本密集程度高，技术先进，由此带来资本与劳动力更有效的结合。跨境的资源配置一方面降低了单位成本，提高了组织的效率；另一方面，信息与知识的国际化催生更多的创新思想，跨国公司作为知识与技术的传递的管道也有助于企业专有的无形资产的扩散。一个例子是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提高。二是劳动力与资本市场的弹性促进了新技术跨部门之间的流动与使用。企业层面与市场层面的弹性，竞争的压力、开放经济下要素流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原因。组织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便于采用新的技术，并通过对技术密集型的投资以提高效率。劳动市场必须有足够的弹性，以便于资源进行再配置以应对有用的创新。经济必须有足够的竞争性，以便于一种新技术能够在市场的压力之下在不同的企业与产业之间进行转移。
工资水平的稳定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知识经济中劳动在利润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20％的知识精英占有80％的新增收入。从1994年开始，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美国从1997年至2001年，只有高收入者（占10％）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的速度在增长工资，中低收入者实际工资没有增长。一些发达经济体在80年代起出现了工资水平在整个工业附加值中比重下降的局面，比如在日本，劳动成本的下降部分反映了名义收入的缓慢上升。与此同时，企业利润水平在不断提升。二是与通胀预期稳定有关，稳定的通胀预期降低了工资上调的压力。三是与全球竞争有关。中国、印度与俄罗斯在最近10年给全球带来了近一倍的劳动力，全球劳动力供应的增加降低了工资上涨的压力，降低了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价格，也降低了全球CPI的水平。同时，提高了资本回报率。从新兴工业国进口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压力成为工业国工资增长的制约因素，从工业国到新兴工业国的再投资具有同样作用。
通胀回归，标志着前期低通胀因素的改变或者消失：
一是贸易模式在变化。在前期的资本积累与国家直接投资的双重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其工业化的进程，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比重在提高，产品的技术与资本的密集度在加强。一方面，增加了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并推动了相关产品的价格上行。另一方面，在出口产品制成品或半制成品比重的提高，增加了相应进口国的成本。此外，国内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汽车空调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国内对能源的需求。发展中国家的低廉的要素供应转变为要素的需求者。比如，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原油需求以近年2％的速度在增加。而发展中国家以4％左右的速度在提高。在2007年，全球原油消耗中发展中国家占到了近40％的部分。
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的贸易在9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其在全球中的贸易比重在提高，贸易结构在变化。工业制成品占全球的比重在90年大约为1/4，到2007年超过1/3。其贸易结构也在变化，工业品的出口增速在提高，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增长速度。外国直接投资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流入功不可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东亚雁行理论的翻版。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体中需求带来通胀的压力。一方面由于当前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信贷快速增长，同时，汇率上调的程度不够。而与此对应的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实际产出还保持在潜在产出的附近。虽然目前失业率还很低，但是，疲软的需求将降低将来的就业水平与需求。
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入瓶颈阶段。从2005年到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放缓，IT对于经济的直接带动作用及其辐射效应的间接带动作用正在消失。新的大规模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尚未出现。
三是工资水平有上行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其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消费水平的上涨的推动，另一方面，是对具有某种技能的雇员的需求所致。在欧洲，虽然劳动成本的增长有所放缓为1.5％。但是在2007年四季度达到了2％。上涨的原因既有工会背景，也有当前通胀上升的拉动影响。比如在德国，经历了实际工资水平的长期下降之后，工会要求工资在2008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工资提高，伴随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上升，那么，不一定会出现通胀。但是，持续的工资上涨将带来通胀上升的压力，即企业提高其价格水平。在新兴工业体中有更快的工资上涨的压力。比如在中国，在2001年到2006年平均涨幅为14.4％，到2007年达到了17.7％。工资的上涨，是需求压力与结构性变化的综合结果。在印度，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在最近几年中两位数的上升，公务员的工资也在提高。
此轮通胀并非是70年代大通胀的翻版
通胀回归，并不意味着如同70年代大通胀的来临。虽然，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由于粮食与石油价格的上涨所引发。目前，还是有着众多因素制约着本轮通胀延续70年代的轨迹：一是虽然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但是，一方面，IT技术作为整个社会运作平台的确立使得社会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另一方面，学习曲线的降低、制度弹性、资本的深化、产业重组以及劳动力在行业内的重新配置也将进一步提高了效率。此外促使前期技术创新的市场制度依据存在。二是通胀的预期目前尚且稳定。这得益于央行通胀目标值的实施。在70年代与80年代，主要经济体央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失误、对于货币政策降低通胀的信心不足、公众对于前向预期推动了工资与通胀水平的轮番上涨，进一步引发了恶性通胀。美国在80年代、其余主要经济体央行从90年代开始实行的通胀目标制，如新英格兰在90年、加拿大在91年、瑞典在95年实行。对于锚定通胀预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资金的全球流动也约束了政策制定者通过短期政策刺激经济的动机。通胀预期的稳定，缓和了消费与工资的刺激性上涨，任何对于通胀的冲击的长期效应更小，通胀的长期趋势并不随着实际通胀、汇率与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通胀预期具有前推性与后推性两个特点。一方面，通胀预期具有前推性，由于货币政策过去十年中的可信度保持了预期的稳定。另一方面，具有后推性。因此，最近能源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将对通胀预期有着逆行作用。三是全球化下竞争保持了通缩的压力。全球化意味着跨国之间的要素服务与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本控制放松，技术传递成本下降，自由化的政策在继续。在国内公司丧失了定价权的同时利润却在提高，说明要素成本的下降程度更高
。
从劳动力成本看，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但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工业国的产品依然带来了竞争的压力，特别是日本与美国在纺织与电子行业面临更高的进口压力。
从全球资金供应看，全球储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全球需求提高供给。美国经常性账户的赤字仅仅是全球储蓄水平提高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全球储蓄水平的提高，在不同的金融体系中传导过程与影响不同。发达经济体中金融市场发达，金融机构通过贷款证券化进行表外操作。通过低利率，提高了居民的贷款需求，其结果是鼓励消费，也增加了进口。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以银行为基础，对于居民的贷款只占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居民储蓄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低利率以及信贷的可获得性，提高了投资水平。而更多的流向了出口部门。因此，在不同的金融体系下，带来的投资与需求结构不同。目前亚洲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行反应了全球竞争下的通缩的压力。即当前的通胀具有结构性特征。
菲利普斯曲线更为平缓
以全球化通胀为背景，菲利普斯曲线趋缓。失业率的变化与通胀率的变化关系更为松散，两者变动的相关系数在下降。从1960～2007年间全球平均物价对国内物价水平的解释程度达到了70％，同时，实体经济对全球通胀的短期冲击也更为敏感。
菲利普斯曲线变缓的原因在于，全球化降低了通胀与国内产出的相关度：一方面，外贸联系带来了国内消费水平与结构由国外供应与需求决定。同时，金融全球化，全球资金流动弥补贸易赤字与逆差，降低了国内需求对国内产出的依赖性。此外，国际竞争也降低了国内公司的定价能力。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更具弹性，降低了国内就业水平与通胀的相关度。其原因在于，一是跨国界的要素流动带来成本下降。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方式。真正如20世纪初的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目前并未出现。二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可以将当地廉价的要素以产品的方式物化而在全球流动。这种物化要素同样对国内要素市场构成竞争与冲击。三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服务业利用光纤技术使得跨境服务交易也成为可行模式。
菲利普斯曲线变缓，一方面意味着，国内产出的变动与通胀变动的相关度下降；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一旦通胀水平超过既定目标，将通胀水平降低将意味着更高的产出成本。经济的波动性随之加强。此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稳定预期；二是由于面对来于供求的冲击货币政策作用甚微，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防止由供应冲击引发的第二轮物价上涨的潜在的扩散效应，确保相对价格的调整而不是整体性的持续的通胀水平上升，将价格波动的动态性收敛于其目标。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汇率政策的作用将凸显。
(作者单位：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
在经历了20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期之后，全球通胀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稳步攀升，呈现所有经济体上行之势。美国CPI在2008年4月达到了4％，欧洲则超过了3％，日本超过了1％。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在加速，2000年到2008年间，亚洲CPI从小于3％到提高到6％，拉美从4.1%提高到5.7%。新兴经济体2008年5月整体通胀水平达到了6.3％。大宗商品价格成为导火索。在美国，国内能源价格在一年中提高了15％，而食品与饮料价格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在欧洲，能源价格通胀超过了10.5％，食品价格上升了6％，而能源价格占到了美国与欧洲CPI的将近1/3。
在以往，货币政策往往更多地关注核心通胀，原因在于包括了食品与原油价格的整体通胀更多的是反映了物价的短期波动。但是，由于目前大宗价格的持续上涨，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考察整体通胀可以更好预测未来一年期内的通胀水平。而从这个角度看，全球通胀上升之势将保持。原因之一，在于能源与食品价格的不断提高，占到CPI的大部分。这种趋势目前还没有减弱的迹象。原因之二，由于商品价格与原材料价格的传导机制，核心通胀率也在加速。
全球通胀的波动性在加大，也与大宗价格的波动性密切相关。波动性加大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大宗价格的波动率在1992年10月为1.95；到2002年10月为4.3；到2007年10月为11；到2008年5月为18.5，波动性呈现加速上行之势。与此同时，各国CPI的波动性也在不断提高，例如德国，2002年10月为0.2；2007年10月为0.72；2008年5月达到0.9。但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波动率更小，可能与其为大宗能源与粮食的出口国有关。
持续的时间在由短变长。滞后的相关系数全球平均在2000年为0.6%；到2006年为0.7%；到2008年加速为1.1%，说明通胀持续效应在加强。通胀持续的时间长，意味着面对冲击，稳定当前的通胀水平将需要付出更多的产出成本，但持续期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不同。
通胀回归的背后
探求本轮通胀的原因不妨分析前期低通胀的推动因素。经济发达程度高低差异，低通胀的原因也不同。发达经济体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工资水平的稳定，发展中国家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相应地降低了要素成本与国内的需求。国际贸易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依据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其低廉的劳动力、原材料与资源以物化为低廉的初级产品或者半制成品向发达经济体输出，发达经济体依据其技术优势与科研创新能力完成工业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成为通缩的输出地，而发达经济体则是最后的完成者与享有者。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制度改进与技术的发展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技术角度观察，1995年到2000年之间，IT的兴起是推动因素，从2000年至2005年，IT技术在全社会的运用以及前期对IT技术的投资的滞后效应的发挥带动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飞升。
从制度方面看，一是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经历了从兴起到成熟的阶段，因其规模经济效应、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度、组织效率，国际化的信息流动带来的创新的压力与动力、跨国要素配置的低成本，而成为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者。跨国公司规模更大，资本密集程度高，技术先进，由此带来资本与劳动力更有效的结合。跨境的资源配置一方面降低了单位成本，提高了组织的效率；另一方面，信息与知识的国际化催生更多的创新思想，跨国公司作为知识与技术的传递的管道也有助于企业专有的无形资产的扩散。一个例子是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提高。二是劳动力与资本市场的弹性促进了新技术跨部门之间的流动与使用。企业层面与市场层面的弹性，竞争的压力、开放经济下要素流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原因。组织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便于采用新的技术，并通过对技术密集型的投资以提高效率。劳动市场必须有足够的弹性，以便于资源进行再配置以应对有用的创新。经济必须有足够的竞争性，以便于一种新技术能够在市场的压力之下在不同的企业与产业之间进行转移。
工资水平的稳定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知识经济中劳动在利润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20％的知识精英占有80％的新增收入。从1994年开始，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美国从1997年至2001年，只有高收入者（占10％）以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的速度在增长工资，中低收入者实际工资没有增长。一些发达经济体在80年代起出现了工资水平在整个工业附加值中比重下降的局面，比如在日本，劳动成本的下降部分反映了名义收入的缓慢上升。与此同时，企业利润水平在不断提升。二是与通胀预期稳定有关，稳定的通胀预期降低了工资上调的压力。三是与全球竞争有关。中国、印度与俄罗斯在最近10年给全球带来了近一倍的劳动力，全球劳动力供应的增加降低了工资上涨的压力，降低了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价格，也降低了全球CPI的水平。同时，提高了资本回报率。从新兴工业国进口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压力成为工业国工资增长的制约因素，从工业国到新兴工业国的再投资具有同样作用。
通胀回归，标志着前期低通胀因素的改变或者消失：
一是贸易模式在变化。在前期的资本积累与国家直接投资的双重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其工业化的进程，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比重在提高，产品的技术与资本的密集度在加强。一方面，增加了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并推动了相关产品的价格上行。另一方面，在出口产品制成品或半制成品比重的提高，增加了相应进口国的成本。此外，国内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汽车空调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国内对能源的需求。发展中国家的低廉的要素供应转变为要素的需求者。比如，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原油需求以近年2％的速度在增加。而发展中国家以4％左右的速度在提高。在2007年，全球原油消耗中发展中国家占到了近40％的部分。
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的贸易在9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其在全球中的贸易比重在提高，贸易结构在变化。工业制成品占全球的比重在90年大约为1/4，到2007年超过1/3。其贸易结构也在变化，工业品的出口增速在提高，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增长速度。外国直接投资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流入功不可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东亚雁行理论的翻版。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体中需求带来通胀的压力。一方面由于当前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信贷快速增长，同时，汇率上调的程度不够。而与此对应的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实际产出还保持在潜在产出的附近。虽然目前失业率还很低，但是，疲软的需求将降低将来的就业水平与需求。
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入瓶颈阶段。从2005年到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放缓，IT对于经济的直接带动作用及其辐射效应的间接带动作用正在消失。新的大规模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尚未出现。
三是工资水平有上行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其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消费水平的上涨的推动，另一方面，是对具有某种技能的雇员的需求所致。在欧洲，虽然劳动成本的增长有所放缓为1.5％。但是在2007年四季度达到了2％。上涨的原因既有工会背景，也有当前通胀上升的拉动影响。比如在德国，经历了实际工资水平的长期下降之后，工会要求工资在2008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工资提高，伴随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上升，那么，不一定会出现通胀。但是，持续的工资上涨将带来通胀上升的压力，即企业提高其价格水平。在新兴工业体中有更快的工资上涨的压力。比如在中国，在2001年到2006年平均涨幅为14.4％，到2007年达到了17.7％。工资的上涨，是需求压力与结构性变化的综合结果。在印度，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在最近几年中两位数的上升，公务员的工资也在提高。
此轮通胀并非是70年代大通胀的翻版
通胀回归，并不意味着如同70年代大通胀的来临。虽然，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由于粮食与石油价格的上涨所引发。目前，还是有着众多因素制约着本轮通胀延续70年代的轨迹：一是虽然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但是，一方面，IT技术作为整个社会运作平台的确立使得社会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另一方面，学习曲线的降低、制度弹性、资本的深化、产业重组以及劳动力在行业内的重新配置也将进一步提高了效率。此外促使前期技术创新的市场制度依据存在。二是通胀的预期目前尚且稳定。这得益于央行通胀目标值的实施。在70年代与80年代，主要经济体央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失误、对于货币政策降低通胀的信心不足、公众对于前向预期推动了工资与通胀水平的轮番上涨，进一步引发了恶性通胀。美国在80年代、其余主要经济体央行从90年代开始实行的通胀目标制，如新英格兰在90年、加拿大在91年、瑞典在95年实行。对于锚定通胀预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资金的全球流动也约束了政策制定者通过短期政策刺激经济的动机。通胀预期的稳定，缓和了消费与工资的刺激性上涨，任何对于通胀的冲击的长期效应更小，通胀的长期趋势并不随着实际通胀、汇率与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通胀预期具有前推性与后推性两个特点。一方面，通胀预期具有前推性，由于货币政策过去十年中的可信度保持了预期的稳定。另一方面，具有后推性。因此，最近能源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将对通胀预期有着逆行作用。三是全球化下竞争保持了通缩的压力。全球化意味着跨国之间的要素服务与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本控制放松，技术传递成本下降，自由化的政策在继续。在国内公司丧失了定价权的同时利润却在提高，说明要素成本的下降程度更高
。
从劳动力成本看，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但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工业国的产品依然带来了竞争的压力，特别是日本与美国在纺织与电子行业面临更高的进口压力。
从全球资金供应看，全球储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全球需求提高供给。美国经常性账户的赤字仅仅是全球储蓄水平提高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全球储蓄水平的提高，在不同的金融体系中传导过程与影响不同。发达经济体中金融市场发达，金融机构通过贷款证券化进行表外操作。通过低利率，提高了居民的贷款需求，其结果是鼓励消费，也增加了进口。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以银行为基础，对于居民的贷款只占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居民储蓄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低利率以及信贷的可获得性，提高了投资水平。而更多的流向了出口部门。因此，在不同的金融体系下，带来的投资与需求结构不同。目前亚洲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行反应了全球竞争下的通缩的压力。即当前的通胀具有结构性特征。
菲利普斯曲线更为平缓
以全球化通胀为背景，菲利普斯曲线趋缓。失业率的变化与通胀率的变化关系更为松散，两者变动的相关系数在下降。从1960～2007年间全球平均物价对国内物价水平的解释程度达到了70％，同时，实体经济对全球通胀的短期冲击也更为敏感。
菲利普斯曲线变缓的原因在于，全球化降低了通胀与国内产出的相关度：一方面，外贸联系带来了国内消费水平与结构由国外供应与需求决定。同时，金融全球化，全球资金流动弥补贸易赤字与逆差，降低了国内需求对国内产出的依赖性。此外，国际竞争也降低了国内公司的定价能力。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更具弹性，降低了国内就业水平与通胀的相关度。其原因在于，一是跨国界的要素流动带来成本下降。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方式。真正如20世纪初的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目前并未出现。二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可以将当地廉价的要素以产品的方式物化而在全球流动。这种物化要素同样对国内要素市场构成竞争与冲击。三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服务业利用光纤技术使得跨境服务交易也成为可行模式。
菲利普斯曲线变缓，一方面意味着，国内产出的变动与通胀变动的相关度下降；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一旦通胀水平超过既定目标，将通胀水平降低将意味着更高的产出成本。经济的波动性随之加强。此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稳定预期；二是由于面对来于供求的冲击货币政策作用甚微，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防止由供应冲击引发的第二轮物价上涨的潜在的扩散效应，确保相对价格的调整而不是整体性的持续的通胀水平上升，将价格波动的动态性收敛于其目标。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汇率政策的作用将凸显。
(作者单位：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