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报告文学整体状况令人欲说还休的当下语境中，来关注胡平的报告文学创作，主要出于一种令人敬重的原因：时代早已移步换景，自1980年代起曾经比肩而战的同道作家多数纷纷退出他们曾经为之激情万丈的领域，报告文学的影响力迅速衰微、陷入时代性尴尬甚至被吁请“退出历史舞台”[1];而孤傲的胡平仍然尾生抱柱式地坚持着思想者的守望，保持着稳健的创作势头，不断推出新作，践行其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还有一重缘由在于：在理论一直滞后于创作的报告文学界，胡平的创作不断突破种种既定的理论框架，改写着“报告文学”甚至“文学”的定义。他在自由游走中自觉选择了一条自我放逐，离文学、文学性、文坛越来越远的道路，却仍然给报告文学界以深远的影响和深刻的启示。
在现实与历史中的沉思
从大学时期以诗歌、小说练笔开始[2]，到1980年代初尝试创作报告文学，胡平最终以报告文学名世，至今作品已达600余万字。其报告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80年代前期，为练笔与尝试期。在这一时期，除了表现先进事迹的《中国母子》《国徽闪闪》等，胡平主要与同学张胜友合作创作了以著名作家李国文、著名漫画家丁聪等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人物传记报告文学，展示他们的奋斗、成功、欢乐与苦恼等。文章后来主要结集为《月食呵月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为其成名时期。在这一阶段，胡平与张胜友继续合作，逐渐走出单一的人物报告文学模式，而走向对热点社会问题全景式、集纳式的关注。代表作主要有《世界大串联—中国出国潮纪实》《神州大“拼搏”—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印象录》《东方大爆炸—中国人口问题面面观》《在人的另一片世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纪事》《斜阳下的躁动—当代人情爱世界探秘》《夏季的证明—一篇关于股票和非股票的放眼录》《子午线上的大鸟—中美合作生产的麦道MD-82飞机之随想》等，多发表于《中国作家》《当代》《人民文学》等大型主流文学刊物。从这些文章长长的副标题，可以明晰地看出其题材与主旨。这些作品敏锐地抓住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热点问题，从宏观着眼进行理性分析，视野开阔，时代性鲜明。在这一文学的黄金时期，文坛密集涌现诸多类似的报告文学作品并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文学史家称之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亦称“全景式报告文学”“宏观报告文学”“综合性报告文学”“研究性报告文学”等。胡平被视作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与他关注社会变革、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形成另一相反向度的开掘。这一时期的胡平亦开始将笔触伸向历史深处，创作了反思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尤其是开始独自创作反映“文革”中思想探索者悲剧命运的《中国的眸子》等。在这一阶段，胡平的创作日益成熟，并获得巨大成功。《在人的另一片世界》《世界大串联》《中国的眸子》《子午线上的大鸟》等陆续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百家报刊“中国潮”一等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奖、《中国作家》杂志报告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等。
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为其创作的深化期。如果说前一阶段胡平的报告文学以关注现实为主，这一阶段则以历史题材引向深入探究为主，篇幅也由以单篇作品为主变为以长篇著作为主。主要有反映“反右”“文革”等当代历史重大事件的《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对当代历史进行全面剖析的《战争状态》、对江西地域历史进行文化反思的《千年沉重—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内陆中国之文化描述》、记录台湾红色革命的《海角旗影—台湾五十年代的红色革命和白色恐怖》、剖析日本历史文化与中日关系的《一百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情报日本》、解读国民党历史人物的《时间的磨子下—戴笠、军统与抗战》等。历史探索与反思的内容，时间上以近现代以来的百年历史为主;空间上，则广及中国江西、台湾与日本等。与此同时，现实题材方面，主要有延续《世界大串联》主题的《移民美国》，有以媒体为平台进行访谈与讨论形成的观察报告《爱并恨着的土地—江西及中部的解读》《第三只眼睛看江西》《国家的事：2001—2003中国走读报告》，同时创作有反映国家登月工程的《心月何处—欧阳自远与中国嫦娥工程》和千年“瓷都”景德镇发展历程的《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等。2011年，胡平将代表性作品结集，交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胡平文集》。这一时期的胡平，尽管多是埋头写作而深藏功与名，但读者与社会给予其作品以极高荣誉：《一百个理由》一书在思想界备受赞誉，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5年非虚构类十大好书之一;《情报日本》被《亚洲周刊》评为2008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之一;2014年，《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荣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1980年代元气淋漓、产生社会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在1990年代市场化、世俗化进程中逐渐失却其独立性与公共性，主要分化为史志报告文学和宣传性报告文学。新世纪以来，则走向失衡、含糊不清、鱼龙混杂的“迷途”。[3]时代的变迁产生巨大的向心力，推动着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关注的焦点集体由火热的现实迅疾转向幽冷的历史深处。从以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为主到以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为主，胡平的创作同样典型地折射出近40年中国报告文学方向性的流变。对于“报告文学历史化”的这一流变，誉之者认为深度拓展了报告文学的空间，贬之者则批评其回避现实、遁入历史。[4]但对于在现实与历史两者之间游走、沉思的胡平来说，它们从来不是割裂的两个维度。甚至相反，历史题材更为深层地寄寓着其浓郁的现实关怀。无论是探讨现实还是反思历史，胡平的报告文学都以其鲜明的特色体现出深广的厚重感、沉重感。
在“游走”状态中“守望并解读沉重”
在文集总结性的自序中，胡平曾自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颇为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写作方式，定位于一种渐行渐远于文坛江湖的‘游走’状态—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时下鲜活的社会现实間游走;在人文学科诸多领域的前沿学理与本人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间游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与芸芸众生的悲欢哀乐间游走。企图以可感可触的文字，让一些可能仍在中国社会进程中表现复杂、微妙、敏感和不容置疑的问题，有更多的人知晓它，思索它。于是，随着我的‘游走’，便有了这部时空颇为开阔、内容涉及几代中国人生存方式与生命体验的文选的整体面貌。”[5]反映与记录“几代中国人生存方式与生命体验”，可谓是胡平文学创作深沉的追求。“游走”并不意味着在整个社会“集体还俗”[6]的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而是追求一种更为自由、深邃的思考与创作空间。在自在的“游走”中，胡平一直表现出独特的理性思索与沉重守望。[7]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时代，哪怕有99%的人拒绝沉重，可总得要有1%的人守望并解读沉重。否则，社会便会是一只轻飘飘的舢板，极易在风浪中倾覆。”[8]“主体的‘庄严虔敬’与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一直是胡平报告文学创作的最大特色。[9] 在文学功能上，一以贯之地深怀忧患意识，强调以文学反映与批判现实、干预生活，是胡平报告文学创作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其作品富有沉重感的主要原因。“和其他文学体裁比较起来，报告文学最为强调作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守望。”[10]但这种“积极守望”不仅与体裁的特点相关，更与创作主体的文学理念、思想观念相关。1980年代中期，当以“现代派”为主体的文学集体“向内转”追求“回到文学自身”时，胡平以及当时的问题报告文学同道却自觉地选择文学当下的社会效应而不骛求名山事业，力图通过报告文学创作及时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的大讨论，捕捉民众人生与人心的细微变化等，以思想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变革。《世界大串联》记录自80年代开始日益汹涌的“留学热”“移民潮”中出国者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作品尤其对留学的主体—各类优秀专业人才的生活状态、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进行了深入考察，对我国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呼吁相关的人事制度改革。《东方大爆炸》考察了人口爆炸的原因，并提出“如果说旧的经济机制岌岌可危的高楼基础是人口数量的话，那么新的经济机制上崛起的大厦的坚实基础便是人口质量”，表明作者直面现实问题、深切呼唤合理的人口结构的急迫心情和忧患意识。《在人的另一片世界》记录了邓朴方等人组织发展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努力，同时对中国残疾人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反思。像一个全景式的观察者与解剖者，对重大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综合探究，剖析其社会历史根源、发展走向与解决之道，以此参与、推动社会变革，成为胡平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明晰的定位。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席卷而来，文学“少见坚守思想与崇高的孤城，在理性昏睡之夜不辞风寒的更夫”[11]，以公共立场与批判风骨立身的报告文学大面积出现媚俗化、商业化倾向。不忘初心的胡平，“坚守孤城”，在“解构崇高”等思想潮流重压之下，抵排流俗，勇作茫茫“理性之夜”的少数“更夫”，创作了《千年沉重》《禅机》《战争状态》《一百个理由》《情报日本》等思想深刻、容量丰富的史传报告文学作品，以及《瓷上中国》等反思现实的锐利凝重的扛鼎之作。借用现代媒介参与并推动社会进步，是当代知识分子公共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在蛰伏书斋沉思的同时，胡平自觉利用《江铃都市新观察》等媒介平台，从幽静的书房经由媒体之窗走到社会前沿，对众多政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就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江西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发展方向深入讨论。从江西地域起跳，直至以全球性视野和眼光深入剖析日本等国历史演变、经济政治景象和人文精神图谱，以学者的开阔眼界宏观把握、细致爬梳，并最终把目光投射到自己的家国之上，胡平总是带着忧患意识著书立说，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强烈批判。在《千年沉重》中，胡平在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上考察江西历史，考察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内陆中国向现代中国、城市中国、沿海中国的全方位嬗变后深刻地指出：“无论是对于江西的未来，还是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的态度都不能过于乐观。在这接近世纪之交的时候，其实忧患远大于欢乐。”[12]《东瀛沉思录》对日本二战后经济和国家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记录与分析;《情报日本》通过具体事件和客观充分的材料，揭橥出日本“情报之国”的特征。作者以冷静理智的视角剖析中日两国差异，在惊讶于日本的文化传承、国民教育、人文关怀、情报意识之时，对中国的现代进程和社会现实深怀一份忧虑：“无论100多年前，还是10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对于西部大陆的认识，远远甚于我们对这个蕞尔小国的了解。”[13]在《一百个理由》里，胡平以学术体的严肃思想，更加深入地探讨中日两国的历史渊源，既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全面剖析了日本的起源、大和民族隐秘的扩张心理、举国的忧患意识和近代以来的文明变革，又从两国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上深刻解读中日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民族心理。作者对中国民众对日态度欠缺客观和理性的行为深深担忧，认为“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责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中国欲一扫近代以来的耻辱与颓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复兴，非得通过日本这道心理门槛;日本要洗去孤独与暧昧，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更是绕不过中国这道道义门槛”[14]。这客观地指出了中日关系的应有方向，体现了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理性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胡平如同一只永不歇喙的牛虻，时刻关注着中国这头狮子的健康状况。“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它的生命力，说到底正在于其独具的思想启蒙、社会批判功能与公共性关怀。[15]胡平自称是“无可救药”“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即便我位卑似一粒沙，可无论被扫去了哪里，这也是一粒总在思想的沙”，强调著文“莫忘沉重”，作品“大体沉重的内容多”。[16]历经新时期流行的“纯文学”冲动、90年代的文学商品化大潮以及新世纪文学的多元化取向，胡平从不愿、不屑“玩文学”而始终感时忧国，古调自弹，以其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秉承批判现实的责任，践行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
胡平报告文学的沉重感，与作品的历史感与文化批判相关。胡平曾说：“所谓的人文精神我认为首先要有历史感，有对历史人物的深切的关注。”[17]历史感，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历史题材的投入与执着，更意味着其历史观的深刻与健全。胡平试图用客观而又严谨的态度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场进行重新考察和评估，以作出自己公允理性的回答。在胡平众多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聚焦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文革”等当代中国政治运动。这不仅是因为作为“老三届”的胡平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亲身经历者，创作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具有他人所没有的经验优势，更因为在他看来，那段距今不算遥远的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和理性的反思。拒绝遗忘的胡平曾说：“我对历史，尤其是那些与我们—俗称地‘老三届’这代人的命运十指连心的历史，总是沦肌浃髓，难以释怀。”[18]而在审视历史时，胡平多选择一种超越政治层面的文化批判的路径，从文化深层结构考察社会问题。1980年代，在“文化热”的影响之下，文化被视作有深层思想结构、集体无意识积淀性质的价值体系。要对历史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剖析文化根源尤为必要。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群体自觉地意识到报告文学“文化文本”的性质，除了多选择具有深刻文化意味和文化特征的现象作为报告对象，在“怎么写”方面更普遍追求深刻的文化揭示。[19]胡平的《历史沉思录》，不仅记录红卫兵运动，更梳理运动的复杂历史背景及其发生的悲剧根源，从文化层次反思现代迷信心理等，呼吁“迷信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啊！”《中国的眸子》通过李九莲、钟海源两位女性在“文革”中因探求真理而被扼杀的悲剧，分析“文革”的根源，被視作“反思文学中的重要篇章”[20]。为了揭示两位热血女子悲剧的文化根源，作品深度剖析了群众的麻木、告密者的卑劣等时代现象。在《芥末沧桑》中，作者通过对北京女青年安怡的悲剧命运，从小人物入手，批判极左的路线给普通大众带来的巨大伤害，深刻反思国民劣根性和“文革”政治的荒谬。与肤浅的政治批判不同，作者总是带着沉重的情感，力图深入透析政治运动背后所深蕴的民族心理和中国文化，因此其反思具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所未有的历史感与深刻性。在《禅机》《战争状态》等作品中，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更达到了全面、系统的境界。作者由“文革”而上溯至“反右”、土改、地主经济等历史深处，深刻反思“小农意识”、民粹主义、“痞子文化”与“斗争哲学”等种种畸形文化现象。《一百个理由》《情报日本》在对民族文化进行思考时，总是置于深远的历史文化与广阔的世界视野中，通过中日文化的对比，使民族文化的封闭性得以显现。“这种对世界形势的理性分析，对国家、民族的‘沉重’思考与对历史现实的文化批判，贯穿于胡平报告文学创作的始终”[21]。 在艺术上，结构宏大，视野广阔，创作手法宏观综合，思辨理性，是胡平报告文学获致沉重感的文本因素。对于1980年代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称谓与所指，文学史家看法不一，但基本认同其大量采取综合宏观结构、以文学手段就某一重大社会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关照的特点：“‘问题’，是指它的内容性质;‘全景’，是指它的视觉特点;‘理性’，是它的追求旨趣;‘采访’和‘调研’是它的必由路径。它一改传统报告文学的写法，不是以单一事件或人物为中心，不囿于对某一具体人、事或单位的是非评判，而是以某类社会问题为中心，把眼光撒布开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生，揭示重大问题。内容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和政论性，现实参与和干预感强，作者的创作态度趋于揭露、批判和否定，同时又极为冷静客观和理性。”[22]胡平的作品大多没有贯穿首尾的中心人物与事件，而多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集纳众多的现象作出理性色彩的思辨。如《世界大串联》，作品采取点（若干典型）面（相似的人物事件）结合的辐射状结构，对“出国热”作出立体式报道。《东方大爆炸》的分析视点，广涉社会学、经济学和生理学等诸多角度。史志报告文学方面，尤其是新世纪的《战争状态》，不仅超越《禅机》主要反映“反右”、《中国的眸子》主要反映“文革”相对记录某一历史事件的层次，而致力于对中国近现代以来以“战争状态”为特点的政治文化生態作出整体性的梳理，以至于作者自己也认为“本书的内容，所涉及到的时空与领域都太广大了，也太复杂了”[23]。在时间长河中“游走”于历史、现实与未来，在思想空间“游走”于家国、邻邦与世界，胡平的报告文学创作充分体现出其宏观综合、理性思辨的特点。以空间维度为例，在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胡平从江西出发，北上南下京沪粤，远走欧美与日本。其忧思的头脑，时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身在书斋而放眼天下。他以敏锐的感觉及时地捕捉、关注和思考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之中家乡江西的历史文化和现代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经济建设，以及世界的时代走向和趋势。在其《中国的眸子》《千年沉重》和《瓷上中国》等江西题材的报告文学中，胡平一面对江西的历史进行现场追踪和笔下还原，力图在作品中呈现江西的真正历史面貌;一面对江西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客观研究。而无论是对江西历史的书写，还是对江西现实的探讨，胡平始终把江西置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力图透过江西的脉搏感受中国的心跳。如在《瓷上中国》一书中，胡平把近代以来江西景德镇制瓷业的衰落和新时期的瓷器产业瓶颈放置在中国大的社会环境之中，深入解析景德镇自身的实际局限和固有的千年传统瓷器的文化优势、历史资源，希望能在“蒙羞和自辱的双重夹击”之中突出重围，把古老中国景德镇瓷器文化和品牌推向国际市场。“瓷在中国的命运，大抵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24]这不仅是江西、景德镇、中国制瓷业的突围，也是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突围。作者所寄予的这种在国际大背景下突围的希冀，具有沉重的情感分量和话语内涵。
在报告文学观念新变背景下审视胡平的报告文学
有创造力的作家，不仅为读者贡献思想与辨识度极高的文学形式，更给文学观念带来新的启示，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在报告文学观念发生新变的今天，胡平的创作方式及其作品，在诸多命题上足以引发深刻的思考。
第一，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传统的报告文学观念，追求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而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对这“旧三性”进行了全面颠覆，而逐渐形成了新的审美规范，即“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25]尤其是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提出新的理解。与虚构性文本不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应具有文史统一性、综合性：“‘文学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审美范畴，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比我们的想象或演绎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或者说，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它只能是一种具体接受过程中的复合判断。”[26]胡平早年写诗，其报告文学语言充满诗的激情与沉思。及至1990年代后，胡平自言离“作家”这一身份渐行渐远，“文学今天对于我，可能只剩下语言和文势上的某种表达，架构与运情上的几副技巧，为的是写出来的东西比较好读，能够靠近、触摸更多的心灵”，而他“多有兴趣的只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打捞掷地仍作金石之响的‘新闻’;又在乍看烂漫若桃云的新闻里，嗅到来自历史背阴处的霉腐气息。尤为看重的是，思想新颖，思想饱满，思想深刻。思想，倘若能够将我们经历过的多少麻木不仁、眼看就要湮灭进岁月烟云的日子，变得可融可摸可圈可点可咏可叹起来，这思想大概就有了历史脊椎骨的分量。思想，倘若如击拳般击倒人们脑海里的某堵断壁残垣，又能在人们投向未来的视野中划过电闪似的光芒，她便有了大快大畅大奇大雄的审美意义”[27]。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报告”与“文学”孰重孰轻？胡平对思想美、思想力的强调，极大地扩大与深化了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理解。
第二，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发展成传记体、散文体、小说体等多种体式。早在1980年代，出于张扬理性的需要，问题报告文学在形式上即表现出客观综合和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等特点。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日益追求深度报告，强调学术意识，因为“真正意义的客观反映和真实呈现，恰恰需要揭示客观形成原因和事物内在关系。‘深度报告’就是指能够揭示内在关系和深层原因的报告。而学术意识恰恰能够帮助和增强这种了解和研究”;此外，学术意识强调的独立思考能增强报告文学创作的独立意识。[28]及至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非虚构性日益强化。胡平19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信息密集，议论风生，并且多有文学化、诗化的语言，一度被视作“政论体报告文学”的代表。随着对“思想美”探索的深化，从《千年沉重》开始，他的创作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术体”报告文学[29]，并在《战争状态》中把这一体式推向极致。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在书斋中的旁征博览，还直接表现在写作形式上，“努力要求自己做到言之有据、据必有出处”[30]。《一百个理由》《情报日本》都附录包括日文原著在内的数页参考文献。及至《时间的磨子下》一书，参考的篇目长达九页之多。“学术体”的文体创新，促进了文学性与理性的统一，深化了其作品的思想浓度和深度，极大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力和文体内涵。 第三，报告文学的批判精神与启蒙理性
19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继承与发扬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将启蒙理性推进到一个高度。走过90年代报告文学的低谷期，进入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界逐渐认识到，当年轰动的报告文学，存在着“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问题。近年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话语与报告文学话语内在的不同点之一，就在于前者蕴含着对此前报告文学文化启蒙情绪化的反思，尤其是对其“启蒙唯一性”写作伦理的反思，倡导基于日常生活化、客观叙事的理性精神，“在表达上由启蒙叙事的‘激扬文字’转型为生活叙事的客观言说”。[31]但反思“启蒙唯一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启蒙品格，主体意识的淡化也可能意味着主体思想的贫乏。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成熟的文体并不能弥补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在思想探寻和批判精神上的萎缩”[32]。如何处理好激情的批判精神与平和的启蒙理性之间的平衡，关系到报告文学的生命力。从问题报告文学到史传报告文学，胡平的叙事、叙述方式，总体上发生着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峻急激越转为平静沉实、从强调主体意识转为强化客观存在的变化。在《时间的磨子下》一书中呈现艰苦卓绝的民族抗战，甚至多有温情与敬意。但胡平并沒有放弃社会职志与责任担当。即使在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记录景德镇“正酝酿一个可能”的《瓷上中国》一书中，他也不忘对景德镇“大师半边城”等诸多瓷业乱象、江西地域文化书写误区等作出掷地有声的批判。批判固然不是报告文学的唯一创作旨归，但是守望沉重的胡平，深怀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始终在历史纵深处逆旅跋涉，于草蛇灰线的历史线索中寻求真相，在光鲜的社会现实里针砭时弊。在报告文学面临多种价值选择的今天，胡平的姿态有着别样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黄浩、黄凡中：《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
[2]诗歌结集为《当代人》（“谷雨文学作丛书”之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小说极少，仅见《第一夜》（刊《星火》1980年第12期）等。
[3]吴亚顺：《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从黄金年代到文学边缘》，《新京报》2013年8月23日。
[4]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110—111页。
[5]胡平：《胡平文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自序第2页。
[6]胡平：《千年沉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344页。
[7]张国功、张康：《游走中的理性思索与沉重守望—读〈胡平文集〉》，《出版广角》2016年第1期。
[8]胡平：《千年沉重》，第350页。
[9]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
[10]李炳银：《报告文学现实的行走姿态》，《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11]胡平：《千年沉重》，第344页。
[12]胡平：《千年沉重》，第148页。
[13]胡平：《情报日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后记第406页。
[14]胡平：《一百个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
[15]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06、159页。
[16]胡平：《让上帝去发笑吧》，《千年沉重》，第343—350页。
[17]蔡晓玲、陈素璧：《胡平：自觉地选择“游走”》，《珠海特区报》2008年11月2日。
[18]胡平：《中国的眸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自序第2页。
[19]李运抟：《报告文学：一种时代的“文化战车”—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文化考察》，《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4期。
[20]刘茵：《中国的眸子·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1]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第278页。
[22]刘宝珍：《问题报告文学称谓争议与概念界定》，《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3]胡平：《战争状态》，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序，第7页。
[24]胡平：《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25]章罗生：《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报告文学的观念革新》，《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6]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27]胡平：《战争状态》，第一版序，第6页。
[28]李运抟：《论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南方文坛》2017年第2期。
[29]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第279页。
[30]胡平：《战争状态》，第一版序，第7页。
[31]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第115—132页。
[32]贺绍俊、巫晓燕：《大国气象·政治同构·文体意识—论新世纪报告文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本文为201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ZGW17109） “胡平报告文学研究”成果之一]
在现实与历史中的沉思
从大学时期以诗歌、小说练笔开始[2]，到1980年代初尝试创作报告文学，胡平最终以报告文学名世，至今作品已达600余万字。其报告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80年代前期，为练笔与尝试期。在这一时期，除了表现先进事迹的《中国母子》《国徽闪闪》等，胡平主要与同学张胜友合作创作了以著名作家李国文、著名漫画家丁聪等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人物传记报告文学，展示他们的奋斗、成功、欢乐与苦恼等。文章后来主要结集为《月食呵月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为其成名时期。在这一阶段，胡平与张胜友继续合作，逐渐走出单一的人物报告文学模式，而走向对热点社会问题全景式、集纳式的关注。代表作主要有《世界大串联—中国出国潮纪实》《神州大“拼搏”—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印象录》《东方大爆炸—中国人口问题面面观》《在人的另一片世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纪事》《斜阳下的躁动—当代人情爱世界探秘》《夏季的证明—一篇关于股票和非股票的放眼录》《子午线上的大鸟—中美合作生产的麦道MD-82飞机之随想》等，多发表于《中国作家》《当代》《人民文学》等大型主流文学刊物。从这些文章长长的副标题，可以明晰地看出其题材与主旨。这些作品敏锐地抓住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热点问题，从宏观着眼进行理性分析，视野开阔，时代性鲜明。在这一文学的黄金时期，文坛密集涌现诸多类似的报告文学作品并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文学史家称之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亦称“全景式报告文学”“宏观报告文学”“综合性报告文学”“研究性报告文学”等。胡平被视作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与他关注社会变革、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形成另一相反向度的开掘。这一时期的胡平亦开始将笔触伸向历史深处，创作了反思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尤其是开始独自创作反映“文革”中思想探索者悲剧命运的《中国的眸子》等。在这一阶段，胡平的创作日益成熟，并获得巨大成功。《在人的另一片世界》《世界大串联》《中国的眸子》《子午线上的大鸟》等陆续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百家报刊“中国潮”一等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奖、《中国作家》杂志报告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等。
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为其创作的深化期。如果说前一阶段胡平的报告文学以关注现实为主，这一阶段则以历史题材引向深入探究为主，篇幅也由以单篇作品为主变为以长篇著作为主。主要有反映“反右”“文革”等当代历史重大事件的《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对当代历史进行全面剖析的《战争状态》、对江西地域历史进行文化反思的《千年沉重—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内陆中国之文化描述》、记录台湾红色革命的《海角旗影—台湾五十年代的红色革命和白色恐怖》、剖析日本历史文化与中日关系的《一百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情报日本》、解读国民党历史人物的《时间的磨子下—戴笠、军统与抗战》等。历史探索与反思的内容，时间上以近现代以来的百年历史为主;空间上，则广及中国江西、台湾与日本等。与此同时，现实题材方面，主要有延续《世界大串联》主题的《移民美国》，有以媒体为平台进行访谈与讨论形成的观察报告《爱并恨着的土地—江西及中部的解读》《第三只眼睛看江西》《国家的事：2001—2003中国走读报告》，同时创作有反映国家登月工程的《心月何处—欧阳自远与中国嫦娥工程》和千年“瓷都”景德镇发展历程的《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等。2011年，胡平将代表性作品结集，交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胡平文集》。这一时期的胡平，尽管多是埋头写作而深藏功与名，但读者与社会给予其作品以极高荣誉：《一百个理由》一书在思想界备受赞誉，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5年非虚构类十大好书之一;《情报日本》被《亚洲周刊》评为2008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之一;2014年，《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荣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1980年代元气淋漓、产生社会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在1990年代市场化、世俗化进程中逐渐失却其独立性与公共性，主要分化为史志报告文学和宣传性报告文学。新世纪以来，则走向失衡、含糊不清、鱼龙混杂的“迷途”。[3]时代的变迁产生巨大的向心力，推动着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关注的焦点集体由火热的现实迅疾转向幽冷的历史深处。从以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为主到以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为主，胡平的创作同样典型地折射出近40年中国报告文学方向性的流变。对于“报告文学历史化”的这一流变，誉之者认为深度拓展了报告文学的空间，贬之者则批评其回避现实、遁入历史。[4]但对于在现实与历史两者之间游走、沉思的胡平来说，它们从来不是割裂的两个维度。甚至相反，历史题材更为深层地寄寓着其浓郁的现实关怀。无论是探讨现实还是反思历史，胡平的报告文学都以其鲜明的特色体现出深广的厚重感、沉重感。
在“游走”状态中“守望并解读沉重”
在文集总结性的自序中，胡平曾自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颇为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写作方式，定位于一种渐行渐远于文坛江湖的‘游走’状态—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时下鲜活的社会现实間游走;在人文学科诸多领域的前沿学理与本人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间游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与芸芸众生的悲欢哀乐间游走。企图以可感可触的文字，让一些可能仍在中国社会进程中表现复杂、微妙、敏感和不容置疑的问题，有更多的人知晓它，思索它。于是，随着我的‘游走’，便有了这部时空颇为开阔、内容涉及几代中国人生存方式与生命体验的文选的整体面貌。”[5]反映与记录“几代中国人生存方式与生命体验”，可谓是胡平文学创作深沉的追求。“游走”并不意味着在整个社会“集体还俗”[6]的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而是追求一种更为自由、深邃的思考与创作空间。在自在的“游走”中，胡平一直表现出独特的理性思索与沉重守望。[7]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时代，哪怕有99%的人拒绝沉重，可总得要有1%的人守望并解读沉重。否则，社会便会是一只轻飘飘的舢板，极易在风浪中倾覆。”[8]“主体的‘庄严虔敬’与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一直是胡平报告文学创作的最大特色。[9] 在文学功能上，一以贯之地深怀忧患意识，强调以文学反映与批判现实、干预生活，是胡平报告文学创作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其作品富有沉重感的主要原因。“和其他文学体裁比较起来，报告文学最为强调作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守望。”[10]但这种“积极守望”不仅与体裁的特点相关，更与创作主体的文学理念、思想观念相关。1980年代中期，当以“现代派”为主体的文学集体“向内转”追求“回到文学自身”时，胡平以及当时的问题报告文学同道却自觉地选择文学当下的社会效应而不骛求名山事业，力图通过报告文学创作及时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的大讨论，捕捉民众人生与人心的细微变化等，以思想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变革。《世界大串联》记录自80年代开始日益汹涌的“留学热”“移民潮”中出国者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作品尤其对留学的主体—各类优秀专业人才的生活状态、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进行了深入考察，对我国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呼吁相关的人事制度改革。《东方大爆炸》考察了人口爆炸的原因，并提出“如果说旧的经济机制岌岌可危的高楼基础是人口数量的话，那么新的经济机制上崛起的大厦的坚实基础便是人口质量”，表明作者直面现实问题、深切呼唤合理的人口结构的急迫心情和忧患意识。《在人的另一片世界》记录了邓朴方等人组织发展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努力，同时对中国残疾人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反思。像一个全景式的观察者与解剖者，对重大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综合探究，剖析其社会历史根源、发展走向与解决之道，以此参与、推动社会变革，成为胡平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明晰的定位。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席卷而来，文学“少见坚守思想与崇高的孤城，在理性昏睡之夜不辞风寒的更夫”[11]，以公共立场与批判风骨立身的报告文学大面积出现媚俗化、商业化倾向。不忘初心的胡平，“坚守孤城”，在“解构崇高”等思想潮流重压之下，抵排流俗，勇作茫茫“理性之夜”的少数“更夫”，创作了《千年沉重》《禅机》《战争状态》《一百个理由》《情报日本》等思想深刻、容量丰富的史传报告文学作品，以及《瓷上中国》等反思现实的锐利凝重的扛鼎之作。借用现代媒介参与并推动社会进步，是当代知识分子公共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在蛰伏书斋沉思的同时，胡平自觉利用《江铃都市新观察》等媒介平台，从幽静的书房经由媒体之窗走到社会前沿，对众多政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就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江西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发展方向深入讨论。从江西地域起跳，直至以全球性视野和眼光深入剖析日本等国历史演变、经济政治景象和人文精神图谱，以学者的开阔眼界宏观把握、细致爬梳，并最终把目光投射到自己的家国之上，胡平总是带着忧患意识著书立说，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强烈批判。在《千年沉重》中，胡平在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上考察江西历史，考察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内陆中国向现代中国、城市中国、沿海中国的全方位嬗变后深刻地指出：“无论是对于江西的未来，还是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的态度都不能过于乐观。在这接近世纪之交的时候，其实忧患远大于欢乐。”[12]《东瀛沉思录》对日本二战后经济和国家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记录与分析;《情报日本》通过具体事件和客观充分的材料，揭橥出日本“情报之国”的特征。作者以冷静理智的视角剖析中日两国差异，在惊讶于日本的文化传承、国民教育、人文关怀、情报意识之时，对中国的现代进程和社会现实深怀一份忧虑：“无论100多年前，还是10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对于西部大陆的认识，远远甚于我们对这个蕞尔小国的了解。”[13]在《一百个理由》里，胡平以学术体的严肃思想，更加深入地探讨中日两国的历史渊源，既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全面剖析了日本的起源、大和民族隐秘的扩张心理、举国的忧患意识和近代以来的文明变革，又从两国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上深刻解读中日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民族心理。作者对中国民众对日态度欠缺客观和理性的行为深深担忧，认为“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责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中国欲一扫近代以来的耻辱与颓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复兴，非得通过日本这道心理门槛;日本要洗去孤独与暧昧，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更是绕不过中国这道道义门槛”[14]。这客观地指出了中日关系的应有方向，体现了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理性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胡平如同一只永不歇喙的牛虻，时刻关注着中国这头狮子的健康状况。“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它的生命力，说到底正在于其独具的思想启蒙、社会批判功能与公共性关怀。[15]胡平自称是“无可救药”“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即便我位卑似一粒沙，可无论被扫去了哪里，这也是一粒总在思想的沙”，强调著文“莫忘沉重”，作品“大体沉重的内容多”。[16]历经新时期流行的“纯文学”冲动、90年代的文学商品化大潮以及新世纪文学的多元化取向，胡平从不愿、不屑“玩文学”而始终感时忧国，古调自弹，以其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秉承批判现实的责任，践行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
胡平报告文学的沉重感，与作品的历史感与文化批判相关。胡平曾说：“所谓的人文精神我认为首先要有历史感，有对历史人物的深切的关注。”[17]历史感，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历史题材的投入与执着，更意味着其历史观的深刻与健全。胡平试图用客观而又严谨的态度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场进行重新考察和评估，以作出自己公允理性的回答。在胡平众多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聚焦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文革”等当代中国政治运动。这不仅是因为作为“老三届”的胡平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亲身经历者，创作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具有他人所没有的经验优势，更因为在他看来，那段距今不算遥远的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和理性的反思。拒绝遗忘的胡平曾说：“我对历史，尤其是那些与我们—俗称地‘老三届’这代人的命运十指连心的历史，总是沦肌浃髓，难以释怀。”[18]而在审视历史时，胡平多选择一种超越政治层面的文化批判的路径，从文化深层结构考察社会问题。1980年代，在“文化热”的影响之下，文化被视作有深层思想结构、集体无意识积淀性质的价值体系。要对历史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剖析文化根源尤为必要。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群体自觉地意识到报告文学“文化文本”的性质，除了多选择具有深刻文化意味和文化特征的现象作为报告对象，在“怎么写”方面更普遍追求深刻的文化揭示。[19]胡平的《历史沉思录》，不仅记录红卫兵运动，更梳理运动的复杂历史背景及其发生的悲剧根源，从文化层次反思现代迷信心理等，呼吁“迷信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啊！”《中国的眸子》通过李九莲、钟海源两位女性在“文革”中因探求真理而被扼杀的悲剧，分析“文革”的根源，被視作“反思文学中的重要篇章”[20]。为了揭示两位热血女子悲剧的文化根源，作品深度剖析了群众的麻木、告密者的卑劣等时代现象。在《芥末沧桑》中，作者通过对北京女青年安怡的悲剧命运，从小人物入手，批判极左的路线给普通大众带来的巨大伤害，深刻反思国民劣根性和“文革”政治的荒谬。与肤浅的政治批判不同，作者总是带着沉重的情感，力图深入透析政治运动背后所深蕴的民族心理和中国文化，因此其反思具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所未有的历史感与深刻性。在《禅机》《战争状态》等作品中，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更达到了全面、系统的境界。作者由“文革”而上溯至“反右”、土改、地主经济等历史深处，深刻反思“小农意识”、民粹主义、“痞子文化”与“斗争哲学”等种种畸形文化现象。《一百个理由》《情报日本》在对民族文化进行思考时，总是置于深远的历史文化与广阔的世界视野中，通过中日文化的对比，使民族文化的封闭性得以显现。“这种对世界形势的理性分析，对国家、民族的‘沉重’思考与对历史现实的文化批判，贯穿于胡平报告文学创作的始终”[21]。 在艺术上，结构宏大，视野广阔，创作手法宏观综合，思辨理性，是胡平报告文学获致沉重感的文本因素。对于1980年代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称谓与所指，文学史家看法不一，但基本认同其大量采取综合宏观结构、以文学手段就某一重大社会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关照的特点：“‘问题’，是指它的内容性质;‘全景’，是指它的视觉特点;‘理性’，是它的追求旨趣;‘采访’和‘调研’是它的必由路径。它一改传统报告文学的写法，不是以单一事件或人物为中心，不囿于对某一具体人、事或单位的是非评判，而是以某类社会问题为中心，把眼光撒布开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生，揭示重大问题。内容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和政论性，现实参与和干预感强，作者的创作态度趋于揭露、批判和否定，同时又极为冷静客观和理性。”[22]胡平的作品大多没有贯穿首尾的中心人物与事件，而多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集纳众多的现象作出理性色彩的思辨。如《世界大串联》，作品采取点（若干典型）面（相似的人物事件）结合的辐射状结构，对“出国热”作出立体式报道。《东方大爆炸》的分析视点，广涉社会学、经济学和生理学等诸多角度。史志报告文学方面，尤其是新世纪的《战争状态》，不仅超越《禅机》主要反映“反右”、《中国的眸子》主要反映“文革”相对记录某一历史事件的层次，而致力于对中国近现代以来以“战争状态”为特点的政治文化生態作出整体性的梳理，以至于作者自己也认为“本书的内容，所涉及到的时空与领域都太广大了，也太复杂了”[23]。在时间长河中“游走”于历史、现实与未来，在思想空间“游走”于家国、邻邦与世界，胡平的报告文学创作充分体现出其宏观综合、理性思辨的特点。以空间维度为例，在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胡平从江西出发，北上南下京沪粤，远走欧美与日本。其忧思的头脑，时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身在书斋而放眼天下。他以敏锐的感觉及时地捕捉、关注和思考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之中家乡江西的历史文化和现代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经济建设，以及世界的时代走向和趋势。在其《中国的眸子》《千年沉重》和《瓷上中国》等江西题材的报告文学中，胡平一面对江西的历史进行现场追踪和笔下还原，力图在作品中呈现江西的真正历史面貌;一面对江西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客观研究。而无论是对江西历史的书写，还是对江西现实的探讨，胡平始终把江西置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力图透过江西的脉搏感受中国的心跳。如在《瓷上中国》一书中，胡平把近代以来江西景德镇制瓷业的衰落和新时期的瓷器产业瓶颈放置在中国大的社会环境之中，深入解析景德镇自身的实际局限和固有的千年传统瓷器的文化优势、历史资源，希望能在“蒙羞和自辱的双重夹击”之中突出重围，把古老中国景德镇瓷器文化和品牌推向国际市场。“瓷在中国的命运，大抵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24]这不仅是江西、景德镇、中国制瓷业的突围，也是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突围。作者所寄予的这种在国际大背景下突围的希冀，具有沉重的情感分量和话语内涵。
在报告文学观念新变背景下审视胡平的报告文学
有创造力的作家，不仅为读者贡献思想与辨识度极高的文学形式，更给文学观念带来新的启示，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在报告文学观念发生新变的今天，胡平的创作方式及其作品，在诸多命题上足以引发深刻的思考。
第一，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传统的报告文学观念，追求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而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对这“旧三性”进行了全面颠覆，而逐渐形成了新的审美规范，即“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25]尤其是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提出新的理解。与虚构性文本不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应具有文史统一性、综合性：“‘文学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审美范畴，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比我们的想象或演绎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或者说，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它只能是一种具体接受过程中的复合判断。”[26]胡平早年写诗，其报告文学语言充满诗的激情与沉思。及至1990年代后，胡平自言离“作家”这一身份渐行渐远，“文学今天对于我，可能只剩下语言和文势上的某种表达，架构与运情上的几副技巧，为的是写出来的东西比较好读，能够靠近、触摸更多的心灵”，而他“多有兴趣的只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打捞掷地仍作金石之响的‘新闻’;又在乍看烂漫若桃云的新闻里，嗅到来自历史背阴处的霉腐气息。尤为看重的是，思想新颖，思想饱满，思想深刻。思想，倘若能够将我们经历过的多少麻木不仁、眼看就要湮灭进岁月烟云的日子，变得可融可摸可圈可点可咏可叹起来，这思想大概就有了历史脊椎骨的分量。思想，倘若如击拳般击倒人们脑海里的某堵断壁残垣，又能在人们投向未来的视野中划过电闪似的光芒，她便有了大快大畅大奇大雄的审美意义”[27]。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报告”与“文学”孰重孰轻？胡平对思想美、思想力的强调，极大地扩大与深化了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理解。
第二，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发展成传记体、散文体、小说体等多种体式。早在1980年代，出于张扬理性的需要，问题报告文学在形式上即表现出客观综合和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等特点。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日益追求深度报告，强调学术意识，因为“真正意义的客观反映和真实呈现，恰恰需要揭示客观形成原因和事物内在关系。‘深度报告’就是指能够揭示内在关系和深层原因的报告。而学术意识恰恰能够帮助和增强这种了解和研究”;此外，学术意识强调的独立思考能增强报告文学创作的独立意识。[28]及至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非虚构性日益强化。胡平19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信息密集，议论风生，并且多有文学化、诗化的语言，一度被视作“政论体报告文学”的代表。随着对“思想美”探索的深化，从《千年沉重》开始，他的创作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术体”报告文学[29]，并在《战争状态》中把这一体式推向极致。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在书斋中的旁征博览，还直接表现在写作形式上，“努力要求自己做到言之有据、据必有出处”[30]。《一百个理由》《情报日本》都附录包括日文原著在内的数页参考文献。及至《时间的磨子下》一书，参考的篇目长达九页之多。“学术体”的文体创新，促进了文学性与理性的统一，深化了其作品的思想浓度和深度，极大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力和文体内涵。 第三，报告文学的批判精神与启蒙理性
19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继承与发扬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将启蒙理性推进到一个高度。走过90年代报告文学的低谷期，进入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界逐渐认识到，当年轰动的报告文学，存在着“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问题。近年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话语与报告文学话语内在的不同点之一，就在于前者蕴含着对此前报告文学文化启蒙情绪化的反思，尤其是对其“启蒙唯一性”写作伦理的反思，倡导基于日常生活化、客观叙事的理性精神，“在表达上由启蒙叙事的‘激扬文字’转型为生活叙事的客观言说”。[31]但反思“启蒙唯一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启蒙品格，主体意识的淡化也可能意味着主体思想的贫乏。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成熟的文体并不能弥补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在思想探寻和批判精神上的萎缩”[32]。如何处理好激情的批判精神与平和的启蒙理性之间的平衡，关系到报告文学的生命力。从问题报告文学到史传报告文学，胡平的叙事、叙述方式，总体上发生着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峻急激越转为平静沉实、从强调主体意识转为强化客观存在的变化。在《时间的磨子下》一书中呈现艰苦卓绝的民族抗战，甚至多有温情与敬意。但胡平并沒有放弃社会职志与责任担当。即使在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记录景德镇“正酝酿一个可能”的《瓷上中国》一书中，他也不忘对景德镇“大师半边城”等诸多瓷业乱象、江西地域文化书写误区等作出掷地有声的批判。批判固然不是报告文学的唯一创作旨归，但是守望沉重的胡平，深怀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始终在历史纵深处逆旅跋涉，于草蛇灰线的历史线索中寻求真相，在光鲜的社会现实里针砭时弊。在报告文学面临多种价值选择的今天，胡平的姿态有着别样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黄浩、黄凡中：《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
[2]诗歌结集为《当代人》（“谷雨文学作丛书”之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小说极少，仅见《第一夜》（刊《星火》1980年第12期）等。
[3]吴亚顺：《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从黄金年代到文学边缘》，《新京报》2013年8月23日。
[4]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110—111页。
[5]胡平：《胡平文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自序第2页。
[6]胡平：《千年沉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344页。
[7]张国功、张康：《游走中的理性思索与沉重守望—读〈胡平文集〉》，《出版广角》2016年第1期。
[8]胡平：《千年沉重》，第350页。
[9]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
[10]李炳银：《报告文学现实的行走姿态》，《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11]胡平：《千年沉重》，第344页。
[12]胡平：《千年沉重》，第148页。
[13]胡平：《情报日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后记第406页。
[14]胡平：《一百个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
[15]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06、159页。
[16]胡平：《让上帝去发笑吧》，《千年沉重》，第343—350页。
[17]蔡晓玲、陈素璧：《胡平：自觉地选择“游走”》，《珠海特区报》2008年11月2日。
[18]胡平：《中国的眸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自序第2页。
[19]李运抟：《报告文学：一种时代的“文化战车”—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文化考察》，《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4期。
[20]刘茵：《中国的眸子·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1]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第278页。
[22]刘宝珍：《问题报告文学称谓争议与概念界定》，《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3]胡平：《战争状态》，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序，第7页。
[24]胡平：《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25]章罗生：《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报告文学的观念革新》，《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6]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27]胡平：《战争状态》，第一版序，第6页。
[28]李运抟：《论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南方文坛》2017年第2期。
[29]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第279页。
[30]胡平：《战争状态》，第一版序，第7页。
[31]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第115—132页。
[32]贺绍俊、巫晓燕：《大国气象·政治同构·文体意识—论新世纪报告文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本文为201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ZGW17109） “胡平报告文学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