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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杭州G20峰会后，默克尔完成了她执政以来的第十次访华。全球经济治理、可持续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合作是这一轮中德会晤的核心内容。在今年6月默克尔访华期间中德政府的第四轮政府磋商中，推动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接位列最重要的会谈内容之一。在中德双边合作中，产业升级与技术革新方面的合作已经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智能制造——中德合作的新契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这种状况下，传统制造业大国德国也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期维护与巩固本国在世界制造业格局中的龙头地位。2011年德国工程院院长孔翰宁教授提出“工业4.0”概念，即通过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CPS），实现机器与机器之间、机器与操作人之间的实时交流与连接。未来机器在智能化网络中可自动调试生产流程，自动修复故障，智能工厂自行优化并控制生产过程，并以最具收益的方式制造产品。2013年德国政府将推进“工业4.0”战略列为经济领域工作的重点，其核心愿景是通过智能制造大幅节约能源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成为数字化革命的引领者。德国将此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此同时，“世界工厂”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不同行业间的信息化与自动化水平差异较大，企业转型与产业升级势在必行。对此，中国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紧跟世界产业创新趋势，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等创新政策，旨在由制造业大国升级成为制造业强国，实现产能升级。
从经济战略上来看，目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中德双方均拥有通过智能制造占领数字化革命先机、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增强或确保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以及在世界经济颓势中寻求新经济增长点的共同需求。德国“工业4.0”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接为上述需求提供了契机。从中德两国社会意愿上来看，近年来，德国与中国工商界、科技以及学术界围绕“工业4.0”与“数字化经济”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双方在该领域合作意愿强烈。
中德双方在优先发展领域、行动路径、工业基础以及配套设施等方面差异较大，却又各有优势。比如，中国制造业信息化与自动化程度尚有待提高，而德国具有较为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掌握先进的自动化技术以及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技术;但是与德国相比，中国的大数据、互联网以及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优势则较为突显。此外，中国与德国不仅在市场和技术上具有优势互补性，而且双方对于工业智能化以及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具有相似性，并且拥有借助发展先进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意愿。近年来，德国企业成为中国企业投资与并购的热点，德国技术在中国拥有良好声誉，德国更将中国市场视为海外投资的重要基地。
在发达国家中，德国与中国拥有更为接近的发展观，双方都秉承以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理念。中德建交40多年以来，经贸合作一直是引领中德关系的重要支柱。虽然德国时隐时现的“价值观外交”曾给双边关系蒙上阴影，但各届联邦政府均能以“理解中国”的心态推动中德各领域的务实合作。目前，双方在“工业4.0”领域已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协议，包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于2015年7月签署的《推动中德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网络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2016年1月中国科技部与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签署的《关于在智能制造（“工业4.0”）和智能服务领域通过双边科技合作开发和推广创新方案的联合意向声明》。中德部委间的高级别协调已经成为中德制造业合作以及“工业4.0”跨议题交流的牵引力量。
可以说，“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是中德合作的新契机。
中德产业战略对接的问题探析
尽管存在着加强合作、深化互利共赢的前景，中德两国两大战略之间的对接仍存在着一些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仅从“工业4.0”本身来看，德国政界与企业界普遍认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期超过15年。德国国内对其还存在较多质疑，如数据安全管理的不到位、数据标准化的缺失以及中小企业较低的积极性等问题。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科研资金，在数字化进程中明显落后于西门子、ABB、博世等大型跨国企业。据德国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仅有20%的企业拥有较高的数字化程度，而德国中小企业对于“工业4.0”的积极性并未达到预期。这不仅需要政府资金支持，同时亟需大企业为中小企业搭建平台、创造订单进行引导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工业4.0”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得以数字化和自动化，未来工作将聚焦于数据分析，这将造成就业两极化：对于受过高技能培训的技术人员，他们将享受弹性工作制，而中等技能劳动力以及行政管理等岗位将随着产业自动化而减少甚至消失。因此推进职业继续教育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中德之间的一系列差异也构成了对接“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的风险和挑战。
从经济模式来看，中德经济模式差异导致两国的政企关系不同。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和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对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或者大量国有资本支持企业发展的经济实践，德国一直心存芥蒂。因此，德国政界对于中国国有资本进入德国市场，收购德国先进制造业或者购买与智能制造相关的核心技术心存疑虑。德国经济界则更为看重收购者的实力与资质，若中国企业能够保证被收购德企员工的就业、原有领导层以及管理模式的稳定，德国经济界的戒心一般要弱于政界。成功的范例离不开时间磨合以及企业文化整合：如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普茨迈斯特，收购案初期曾遭德国员工抗议，他们担忧会失去工作岗位。但四年后不仅德国就业岗位数量持平，而且普茨迈斯特成功地借助中国平台提升了市场占有率及销售额。三一重工在获取“德国制造”产品标签、200多项相关专利技术以及普茨迈斯特全球销售网络的同时，显著地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还应看到，“工业4.0”战略虽然得到德国政界支持，但具体策划与执行由德国企业主导。为此，德国通讯和新媒体行业协会、德国机械制造业协会、德国电子电器制造商协会联合创立了“工业4.0平台”。该平台官方网站展示详细数据资料，以供企业参与政府研究项目的招标活动。而我国仍需搭建智能制造领域的企业信息平台。 从投资与贸易规则来看，德方抱怨中国市场没有向德国同等开放，如在华德企必须建立合资企业等规定。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曾公开表示德国的担忧在于中德之间在投资、技术转移以及市场准入等领域存在不对称性。此外，德媒对华报道向来较为负面，渲染在华经商环境恶化、技术剽窃频发，德媒针对中国“网络间谍”的指控也屡见不鲜。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并购步伐加快，拥有先进技术专利且成本相对低廉的德国中小企业成为理想对象。不久前，美的集团增持机器人制造商库卡股份引发德国舆论热议，这反映出德国对于核心技术流失的担忧以及对本国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强烈意识，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崛起和技术革新所怀有的威胁认知。
从“工业4.0”的风险性来看。首先，“工业4.0”战略处于初始阶段，德方对于数据安全以及统一数据标准还未做出完善准备。其次，德国的信息通讯技术（ICT）较美国、日本落后。很多德国中小企业ICT薄弱，缺乏资金进行智能化与数字化升级，反倒是德国大型企业由于研发资金充足，对于智能生产、物联网以及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投资较为积极。因此，中国不应对德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抱以过高期待。
从社会效应来看，“工业4.0”带来社会创新，应具有社会增值效应，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促进社会进步。如从时间与空间上创造更加灵活的工作制度，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与此同时，中低技能劳动力的继续教育与培训将成为智能工厂的重要任务。若缺失高素质劳动力或由于产业升级造成大量失业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对接过程中劳动力技能差异是双方需要通过职业培训与交流攻克的难关。
两大产业战略对接，中国大有可为
毋庸置疑，“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的战略对接为中国带来了巨大机遇，但为了更好地释放两国合作的红利，中国政府、企业和科技界仍需在一些方面加强工作力度，改变工作方式。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迅速发展，以期借助海外先进技术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但却存在着模式单一的问题。我国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可以考虑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以及企业基金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与德方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联合开展中德研究项目，知识产权共同享有，改变单一的采购与兼并模式。比如，华为与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SAP在“工业4.0”领域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华为深圳与位于德国沃尔多夫的SAP总部进行联合创新，结合华为云数据中心与SAP 信息平台，双方致力于在云计算与物联网技术领域共同研发，为市场打造全新解决方案。
制定技术标准与参考体系是“工业4.0”战略的重要内容。在生产实践中，技术、服务、管理以及安全标准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之间数据互联需要借助统一标准得以实现。参考模型、数据接口与互联网协议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竞争的重点。国际智能制造标准之争的本质是国与国产业实力之争和对国际市场话语权的争夺。中国须抓住标准形成阶段的有利时机，积极参与智能制造的国际标准制定。目前，德国一些大企业参加“工业4.0”平台的建设和使用，这些平台在数据交换以及设备连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德国愿意向外国企业开放商业性质的平台，却严格把控“工业4.0”平台的标准建设——其实质是与美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竞争标准制定者的位置。中德智能制造标准化合作应是“中国制造2025”对接德国“工业4.0”实践中的重点。为此，应充分利用中德“工业4.0”标准化工作组等合作平台，鼓励中国企业与学术界参与智能制造标准制定工作。
智能制造是一场社会革新。智能制造将使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大幅降低，但对劳动力的知识与技能水平的要求却提高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需重视对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跟进。德国企业与大学合作的双轨制教育可为中国企业提供学习借鉴的样板，中德在劳动力培训方面的“对接”是中德产业对接的重要保障。德国机械制造业协会预测未来德国软件工程师的缺口将达2万人，中国在信息产业的人才储备强于德国，而德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人才储备要优于中国。未来，中德双方都将面临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素质的挑战，这也是中德产业对接中的合作契机。
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未来智能工厂必须面对上下游产业链的互联互通。这意味着工厂需向多方客户与企业开放与生产有关的数据，如何在开放企业和商业数据信息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不受侵犯，这需要我国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条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智能制造——中德合作的新契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这种状况下，传统制造业大国德国也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期维护与巩固本国在世界制造业格局中的龙头地位。2011年德国工程院院长孔翰宁教授提出“工业4.0”概念，即通过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CPS），实现机器与机器之间、机器与操作人之间的实时交流与连接。未来机器在智能化网络中可自动调试生产流程，自动修复故障，智能工厂自行优化并控制生产过程，并以最具收益的方式制造产品。2013年德国政府将推进“工业4.0”战略列为经济领域工作的重点，其核心愿景是通过智能制造大幅节约能源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成为数字化革命的引领者。德国将此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此同时，“世界工厂”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不同行业间的信息化与自动化水平差异较大，企业转型与产业升级势在必行。对此，中国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紧跟世界产业创新趋势，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等创新政策，旨在由制造业大国升级成为制造业强国，实现产能升级。
从经济战略上来看，目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中德双方均拥有通过智能制造占领数字化革命先机、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增强或确保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以及在世界经济颓势中寻求新经济增长点的共同需求。德国“工业4.0”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接为上述需求提供了契机。从中德两国社会意愿上来看，近年来，德国与中国工商界、科技以及学术界围绕“工业4.0”与“数字化经济”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双方在该领域合作意愿强烈。
中德双方在优先发展领域、行动路径、工业基础以及配套设施等方面差异较大，却又各有优势。比如，中国制造业信息化与自动化程度尚有待提高，而德国具有较为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掌握先进的自动化技术以及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技术;但是与德国相比，中国的大数据、互联网以及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优势则较为突显。此外，中国与德国不仅在市场和技术上具有优势互补性，而且双方对于工业智能化以及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具有相似性，并且拥有借助发展先进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意愿。近年来，德国企业成为中国企业投资与并购的热点，德国技术在中国拥有良好声誉，德国更将中国市场视为海外投资的重要基地。
在发达国家中，德国与中国拥有更为接近的发展观，双方都秉承以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理念。中德建交40多年以来，经贸合作一直是引领中德关系的重要支柱。虽然德国时隐时现的“价值观外交”曾给双边关系蒙上阴影，但各届联邦政府均能以“理解中国”的心态推动中德各领域的务实合作。目前，双方在“工业4.0”领域已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协议，包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于2015年7月签署的《推动中德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网络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2016年1月中国科技部与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签署的《关于在智能制造（“工业4.0”）和智能服务领域通过双边科技合作开发和推广创新方案的联合意向声明》。中德部委间的高级别协调已经成为中德制造业合作以及“工业4.0”跨议题交流的牵引力量。
可以说，“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是中德合作的新契机。
中德产业战略对接的问题探析
尽管存在着加强合作、深化互利共赢的前景，中德两国两大战略之间的对接仍存在着一些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仅从“工业4.0”本身来看，德国政界与企业界普遍认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期超过15年。德国国内对其还存在较多质疑，如数据安全管理的不到位、数据标准化的缺失以及中小企业较低的积极性等问题。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科研资金，在数字化进程中明显落后于西门子、ABB、博世等大型跨国企业。据德国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仅有20%的企业拥有较高的数字化程度，而德国中小企业对于“工业4.0”的积极性并未达到预期。这不仅需要政府资金支持，同时亟需大企业为中小企业搭建平台、创造订单进行引导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工业4.0”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得以数字化和自动化，未来工作将聚焦于数据分析，这将造成就业两极化：对于受过高技能培训的技术人员，他们将享受弹性工作制，而中等技能劳动力以及行政管理等岗位将随着产业自动化而减少甚至消失。因此推进职业继续教育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中德之间的一系列差异也构成了对接“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的风险和挑战。
从经济模式来看，中德经济模式差异导致两国的政企关系不同。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和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对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或者大量国有资本支持企业发展的经济实践，德国一直心存芥蒂。因此，德国政界对于中国国有资本进入德国市场，收购德国先进制造业或者购买与智能制造相关的核心技术心存疑虑。德国经济界则更为看重收购者的实力与资质，若中国企业能够保证被收购德企员工的就业、原有领导层以及管理模式的稳定，德国经济界的戒心一般要弱于政界。成功的范例离不开时间磨合以及企业文化整合：如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普茨迈斯特，收购案初期曾遭德国员工抗议，他们担忧会失去工作岗位。但四年后不仅德国就业岗位数量持平，而且普茨迈斯特成功地借助中国平台提升了市场占有率及销售额。三一重工在获取“德国制造”产品标签、200多项相关专利技术以及普茨迈斯特全球销售网络的同时，显著地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还应看到，“工业4.0”战略虽然得到德国政界支持，但具体策划与执行由德国企业主导。为此，德国通讯和新媒体行业协会、德国机械制造业协会、德国电子电器制造商协会联合创立了“工业4.0平台”。该平台官方网站展示详细数据资料，以供企业参与政府研究项目的招标活动。而我国仍需搭建智能制造领域的企业信息平台。 从投资与贸易规则来看，德方抱怨中国市场没有向德国同等开放，如在华德企必须建立合资企业等规定。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曾公开表示德国的担忧在于中德之间在投资、技术转移以及市场准入等领域存在不对称性。此外，德媒对华报道向来较为负面，渲染在华经商环境恶化、技术剽窃频发，德媒针对中国“网络间谍”的指控也屡见不鲜。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并购步伐加快，拥有先进技术专利且成本相对低廉的德国中小企业成为理想对象。不久前，美的集团增持机器人制造商库卡股份引发德国舆论热议，这反映出德国对于核心技术流失的担忧以及对本国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强烈意识，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崛起和技术革新所怀有的威胁认知。
从“工业4.0”的风险性来看。首先，“工业4.0”战略处于初始阶段，德方对于数据安全以及统一数据标准还未做出完善准备。其次，德国的信息通讯技术（ICT）较美国、日本落后。很多德国中小企业ICT薄弱，缺乏资金进行智能化与数字化升级，反倒是德国大型企业由于研发资金充足，对于智能生产、物联网以及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投资较为积极。因此，中国不应对德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抱以过高期待。
从社会效应来看，“工业4.0”带来社会创新，应具有社会增值效应，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促进社会进步。如从时间与空间上创造更加灵活的工作制度，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与此同时，中低技能劳动力的继续教育与培训将成为智能工厂的重要任务。若缺失高素质劳动力或由于产业升级造成大量失业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对接过程中劳动力技能差异是双方需要通过职业培训与交流攻克的难关。
两大产业战略对接，中国大有可为
毋庸置疑，“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的战略对接为中国带来了巨大机遇，但为了更好地释放两国合作的红利，中国政府、企业和科技界仍需在一些方面加强工作力度，改变工作方式。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迅速发展，以期借助海外先进技术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但却存在着模式单一的问题。我国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可以考虑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以及企业基金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与德方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联合开展中德研究项目，知识产权共同享有，改变单一的采购与兼并模式。比如，华为与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SAP在“工业4.0”领域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华为深圳与位于德国沃尔多夫的SAP总部进行联合创新，结合华为云数据中心与SAP 信息平台，双方致力于在云计算与物联网技术领域共同研发，为市场打造全新解决方案。
制定技术标准与参考体系是“工业4.0”战略的重要内容。在生产实践中，技术、服务、管理以及安全标准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之间数据互联需要借助统一标准得以实现。参考模型、数据接口与互联网协议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竞争的重点。国际智能制造标准之争的本质是国与国产业实力之争和对国际市场话语权的争夺。中国须抓住标准形成阶段的有利时机，积极参与智能制造的国际标准制定。目前，德国一些大企业参加“工业4.0”平台的建设和使用，这些平台在数据交换以及设备连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德国愿意向外国企业开放商业性质的平台，却严格把控“工业4.0”平台的标准建设——其实质是与美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竞争标准制定者的位置。中德智能制造标准化合作应是“中国制造2025”对接德国“工业4.0”实践中的重点。为此，应充分利用中德“工业4.0”标准化工作组等合作平台，鼓励中国企业与学术界参与智能制造标准制定工作。
智能制造是一场社会革新。智能制造将使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大幅降低，但对劳动力的知识与技能水平的要求却提高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需重视对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跟进。德国企业与大学合作的双轨制教育可为中国企业提供学习借鉴的样板，中德在劳动力培训方面的“对接”是中德产业对接的重要保障。德国机械制造业协会预测未来德国软件工程师的缺口将达2万人，中国在信息产业的人才储备强于德国，而德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人才储备要优于中国。未来，中德双方都将面临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素质的挑战，这也是中德产业对接中的合作契机。
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未来智能工厂必须面对上下游产业链的互联互通。这意味着工厂需向多方客户与企业开放与生产有关的数据，如何在开放企业和商业数据信息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不受侵犯，这需要我国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条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