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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航，未卜的旅程
1949年1月27日，从上海起航的“太平轮”，是年关前最后一班前往台湾的渡轮，原本有效船票為508张，但由于时局吃紧，加上春节将至，故而造成严重超员超售。根据上海档案馆提供的资料，中联企业登记的旅客名单报载为562人，实则上船人数已经过千。其中特等舱50人，二等舱160人。由于当时一票难求，乘客中不乏各界名人精英，以及南京政府军政人员，包括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音乐家吴伯超、海南岛受降代表王毅将军、台湾首座清真寺创立者常子春妻小亲人共11人、山西籍“国大代表”邱仰浚、南京政府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两个儿子、蒋经国留俄的好友俞季虞、中央银行首批派台公务人员30余人等。
“太平轮”原为“二战”中美军所用“大湖”型运输货船，1920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马尼托沃克船厂下水，载重量2050吨。“二战”后当作废钢铁出售给中国轮船招商局，后由太平船坞公司买下，1948年7月以每月7000美元的价格租给中联公司，并改装为客轮，载重量2489.05吨，航行于上海和基隆港口之间。当时往来沪台之间的定期客轮，除了中联的太平、安联、华联等轮船，还有中兴公司的中兴、景兴，海鹰轮船公司的海鹰、海马等等。
内战末期，随着大量难民、军政人员举家赴台，所有船票都不再是票面价，必须用黄金直接换购船票，当时一张前往台湾的客轮船票，公价是金圆券150万元，黑市价格则已经被炒到300万。到了1949年1月，一张“太平轮”的船票实价已经高达5000万元，而且往往是有价无市，需要特殊关系方可得到。谭端回忆说，自己采访的一位来台老兵，一路辗转南下，颠沛流离，身上仅有银元数块，金条一根，他说，就在饭铺吃一顿便饭的工夫，金圆券都会贬值，所以身上这一点硬通货，是保命的唯一依靠，银元花完了。金条就一片一片用银楼的刀子分切成片，一钱一钱卖出，换成银元或者金圆券，最后大半根，变成了一张船票。
当日，原预计14点出海的“太平轮”，因故延至16点20分才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缓缓驶出，后世档案曾有疑问，是否有船员或军政人员乘乱渔利，在开船之际夹带私货，但证据始终无法确凿。由于内战战火已经蔓延至江浙沪一带，南京政府宣布夜间海面实施宵禁，原则上禁止夜间行船，淞沪警备司令部曾函上海市政府公用局等单位，要求戒严期间绝对禁止开航。然而各轮船航运公司事实上对此充耳不闻，航班往来频密，为了避免被炮火所伤，各航班大多采取灯火管制，迅速驶离黄浦江航道后，进入东海再南下基隆。
在“太平轮”上，除了上千名乘客，还载有中央银行秘书处等单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账册231箱，业务局账册525箱，上海各金融机构的保险册、信用状、报表及工商企业生产和经营往来数据共1317箱，另有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180箱，许多台北迪化街订购的南北杂货，还有大约600吨（一说450吨）钢条，加上《东南日报》整套印刷器材、白纸等大约百吨，“太平轮”的船身已经被严重超载的货物与乘客压得微微倾斜。
永不抵达的目的地
开船之日，正是农历小年夜，根据生还的“太平轮”船员厨工张顺开回忆，船出吴淞口后，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黄浦江当时全面实行宵禁，延迟出航的“太平轮”开足马力，终于及时驶出江湾，进入暮色沉沉的舟山海域。“太平轮”当时所选择航道，历经半洋山、白节山与三星山，后世一些史家多指称此航线航道狭窄曲折，礁石众多，是一条危险的“捷径”，但实际上，此条航道一路上有半阳山、白节山与三星山灯塔指引，无外海风浪波涛之险，是中小型轮班往来沪台之间的理想航道。
大约在23点30分，在船上以酒饭庆祝佳节的宾客已多就寝，进入梦乡，“太平轮”亦抵达舟山群岛附近。此时，另一艘载着2700吨煤炭与木材从基隆开往上海的“建元轮”也正在同一海域，驶向上海。“建元轮”隶属益祥轮船公司，拥有者为“无锡面粉大王”荣氏家族中的第三代掌门人，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也许是因为佳节将至，且船只即将抵达沪港，“建元轮”负责瞭望的三副，不等二副前来交班，就擅自离开驾驶舱岗位前往盥洗室。而在“太平轮”这边，也巧合性地发生了同样的疏失，在两艘轮船以急速相互逼近的时刻，没有船员在第一时刻发出警告或者做出应变。23点45分，“太平轮”以每小时10海里的航速，将总重超过5000吨的船体，重重地切入了“建元轮”的船腹，深夜的海面瞬间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然巨响。5分钟后，体积较小、作为被撞者的“建元轮”便迅速沉没，其船员74人中，有30人得以侥幸逃生，登上了“太平轮”。
许多“太平轮”上的乘客，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所震惊，但很少有人知道，更大的灾祸即将降临。在“太平轮”与“建元轮”相撞不久，巡航于附近海域的招商局“盛京轮”曾发电询问“太平轮”是否需要援助，然而此时过于乐观的船长却发出了“All OK”的回电，从而轻易断送了避免一场惨剧的最后机会。
“太平轮”幸存者叶伦明曾向张典婉回忆说，鉴于“太平轮”的船梯狭窄，只容一人上下，于是他便孤身一人下到船舷外水边，把落水的建元轮船员一个一个拉上船来。然而在救助了十余名落水船员后，叶伦明发现大事不妙：船体本身在渐渐沉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他顿时惊觉，“太平轮”也沉船在即。
发现自己处境危在旦夕后，“太平轮”的船长立刻发出求救讯号，并下令调转航线，驶向距离最近处的小岛，全力抢滩。随着远方群岛轮廓的渐渐清晰，“太平轮”的船体也开始逐渐向右倾斜，堆积在船头甲板部位的钢条，也发出沉重沙哑的摩擦声。就在1月28日凌晨0点30分，船舱深处传来几声爆炸后，“太平轮”向右倾覆，沉入海中。其沉没的海域，位于舟山群岛附近白节山海域（北纬30°25'，东经122°），此刻距离陆地只有不到1华里的距离，区区500米，便成为一道生死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漫长距离。
作为仅有的36名海难幸存者之一的南京政府国防部少校参谋葛克，在获救后口述的回忆中称，沉船之际“余抱长男以及次女，余妻抱幼子于怀中，并挽余之右臂，立于烟筒左侧，紧紧拥抱，精神早已慌张失措，一切只有付诸天命……船首右部已渐下沉，转瞬间砰然一声，忽感一身冷气，知已随旋浪坠下海中。妻儿业已失散，余连喝水数口，乃努力向上挣扎，得浮于水面，获一木箱，乃推向灯塔方向划行……” 少数生还者在海面上苦苦漂流数小时后，救星终于姗姗而来：“东方既白，遥见一巨轮向我方驶来，乃勉力嘶喊求救……及天已明，见一小汽船前来，救吾等登大轮，上船后，即将湿衣脱去，以干布拭身，围以毛毯，送入大锅炉房取暖，继以可可，肉汤饮之。”这艘巨轮，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军舰“部落”级驱逐舰“华伦孟卡号”，其任务原为前往南京协助撤侨，在收到“太平轮”发出的求救讯号后，舰长魏菲尔德·哈灵顿上校当机立断，命令军舰改变航向，前往救援。根据曾担任该舰水手的约翰·西蒙回忆，每一位生还者，浑身都被沉没的“太平轮”污油所覆盖。“华伦孟卡号”总共救起“太平轮”幸存者38人，获救者包括葛克、乔建（青岛警局服务）、胡尚富等33位男性，另有袁家姞（袁世凯孙女，葛克的太太）等5位女性。就在这1949年1月27日的深夜，许多人的命运在阴错阳差之间改变：南京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为了与先期抵台的妻子及爱女吴漪曼相聚，说动了熟识的“太平轮”三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这艘轮船。而时年只有1岁、后担任香港城市理工大学教授的著名诗人郑培凯，则因为吐奶哭闹，母亲索性将1月27日购得的“太平轮”船票退掉，无意中逃过一劫。
穿越一甲子的思念
2011年，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付梓后，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宁静的水中，影响如涟漪般不断扩大。“最明显的就是，越来越多遇难者或者幸存者的家属，愿意出来，打开尘封的记忆之门，把自己当年的故事讲述出来。”在“太平轮”事件众多长期保持缄默的当事人中，大部分是出于难以言说的哀痛，然而有一些，在哀痛中亦掺杂了沉重的原罪感。但在当时风雨飘摇时局中，期待赔偿合理有序解决自然是空中楼阁。
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轮”，是一代人颠沛流离命运的缩影，而每一个“太平轮”事件当事人的经历与遭遇，都是相通的。与张祖芳一样，张典婉自己的熊姓生父与母亲刚刚来到台湾，生母就因难产不幸去世，生父不得不将她过继到了别的人家，所幸养父母待她如同己出。在沉没事件发生前一个月，继母司马秀媛与姨妈司马菊媛亦是仓促离沪，乘坐“太平轮”赴台。对于继母生平的好奇与探寻，也是张典婉追溯“太平轮”事件的起点与原动力。
在搜寻史料、亲历者的过程中，张典婉和谭端，以及其他“远方协会”的志愿工作人员，都会因太多的负面能量而感到疲惫和彷徨：“太多关于生离死别的故事，一个两个，你还可以承受，几十个累加在一起，你就会时时感到自己在被一种强大的负面情绪所围绕，像一个无边的黑洞，在不断地把你吸下去。”谭端说。
今日，“太平轮”事件那座不起眼的方尖纪念碑，依旧静静地矗立在基隆东岸码头法国公墓附近的“海军后勤支援指挥部”里。谭端回忆说，由于审批和审查手续烦琐，每年的祭拜活動规模并不大，参与者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在每年1月27日那天，大家在碑前，鞠躬，献花，点蜡烛，有时为逝去的亲人唱一支挽歌。他说，自己和张典婉最大的期望之一，就是能够在海洋的另一端，在轮船沉没点附近的舟山群岛，再为罹难者树立一座大一点的纪念碑：“一个是现实中的终点，一个是理想拟定中的终点，希望他们的魂魄，能够默默地走完这一段命定中的漫长旅程，回归宁静。”
1949年1月27日，从上海起航的“太平轮”，是年关前最后一班前往台湾的渡轮，原本有效船票為508张，但由于时局吃紧，加上春节将至，故而造成严重超员超售。根据上海档案馆提供的资料，中联企业登记的旅客名单报载为562人，实则上船人数已经过千。其中特等舱50人，二等舱160人。由于当时一票难求，乘客中不乏各界名人精英，以及南京政府军政人员，包括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音乐家吴伯超、海南岛受降代表王毅将军、台湾首座清真寺创立者常子春妻小亲人共11人、山西籍“国大代表”邱仰浚、南京政府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两个儿子、蒋经国留俄的好友俞季虞、中央银行首批派台公务人员30余人等。
“太平轮”原为“二战”中美军所用“大湖”型运输货船，1920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马尼托沃克船厂下水，载重量2050吨。“二战”后当作废钢铁出售给中国轮船招商局，后由太平船坞公司买下，1948年7月以每月7000美元的价格租给中联公司，并改装为客轮，载重量2489.05吨，航行于上海和基隆港口之间。当时往来沪台之间的定期客轮，除了中联的太平、安联、华联等轮船，还有中兴公司的中兴、景兴，海鹰轮船公司的海鹰、海马等等。
内战末期，随着大量难民、军政人员举家赴台，所有船票都不再是票面价，必须用黄金直接换购船票，当时一张前往台湾的客轮船票，公价是金圆券150万元，黑市价格则已经被炒到300万。到了1949年1月，一张“太平轮”的船票实价已经高达5000万元，而且往往是有价无市，需要特殊关系方可得到。谭端回忆说，自己采访的一位来台老兵，一路辗转南下，颠沛流离，身上仅有银元数块，金条一根，他说，就在饭铺吃一顿便饭的工夫，金圆券都会贬值，所以身上这一点硬通货，是保命的唯一依靠，银元花完了。金条就一片一片用银楼的刀子分切成片，一钱一钱卖出，换成银元或者金圆券，最后大半根，变成了一张船票。
当日，原预计14点出海的“太平轮”，因故延至16点20分才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缓缓驶出，后世档案曾有疑问，是否有船员或军政人员乘乱渔利，在开船之际夹带私货，但证据始终无法确凿。由于内战战火已经蔓延至江浙沪一带，南京政府宣布夜间海面实施宵禁，原则上禁止夜间行船，淞沪警备司令部曾函上海市政府公用局等单位，要求戒严期间绝对禁止开航。然而各轮船航运公司事实上对此充耳不闻，航班往来频密，为了避免被炮火所伤，各航班大多采取灯火管制，迅速驶离黄浦江航道后，进入东海再南下基隆。
在“太平轮”上，除了上千名乘客，还载有中央银行秘书处等单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账册231箱，业务局账册525箱，上海各金融机构的保险册、信用状、报表及工商企业生产和经营往来数据共1317箱，另有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180箱，许多台北迪化街订购的南北杂货，还有大约600吨（一说450吨）钢条，加上《东南日报》整套印刷器材、白纸等大约百吨，“太平轮”的船身已经被严重超载的货物与乘客压得微微倾斜。
永不抵达的目的地
开船之日，正是农历小年夜，根据生还的“太平轮”船员厨工张顺开回忆，船出吴淞口后，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黄浦江当时全面实行宵禁，延迟出航的“太平轮”开足马力，终于及时驶出江湾，进入暮色沉沉的舟山海域。“太平轮”当时所选择航道，历经半洋山、白节山与三星山，后世一些史家多指称此航线航道狭窄曲折，礁石众多，是一条危险的“捷径”，但实际上，此条航道一路上有半阳山、白节山与三星山灯塔指引，无外海风浪波涛之险，是中小型轮班往来沪台之间的理想航道。
大约在23点30分，在船上以酒饭庆祝佳节的宾客已多就寝，进入梦乡，“太平轮”亦抵达舟山群岛附近。此时，另一艘载着2700吨煤炭与木材从基隆开往上海的“建元轮”也正在同一海域，驶向上海。“建元轮”隶属益祥轮船公司，拥有者为“无锡面粉大王”荣氏家族中的第三代掌门人，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也许是因为佳节将至，且船只即将抵达沪港，“建元轮”负责瞭望的三副，不等二副前来交班，就擅自离开驾驶舱岗位前往盥洗室。而在“太平轮”这边，也巧合性地发生了同样的疏失，在两艘轮船以急速相互逼近的时刻，没有船员在第一时刻发出警告或者做出应变。23点45分，“太平轮”以每小时10海里的航速，将总重超过5000吨的船体，重重地切入了“建元轮”的船腹，深夜的海面瞬间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然巨响。5分钟后，体积较小、作为被撞者的“建元轮”便迅速沉没，其船员74人中，有30人得以侥幸逃生，登上了“太平轮”。
许多“太平轮”上的乘客，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所震惊，但很少有人知道，更大的灾祸即将降临。在“太平轮”与“建元轮”相撞不久，巡航于附近海域的招商局“盛京轮”曾发电询问“太平轮”是否需要援助，然而此时过于乐观的船长却发出了“All OK”的回电，从而轻易断送了避免一场惨剧的最后机会。
“太平轮”幸存者叶伦明曾向张典婉回忆说，鉴于“太平轮”的船梯狭窄，只容一人上下，于是他便孤身一人下到船舷外水边，把落水的建元轮船员一个一个拉上船来。然而在救助了十余名落水船员后，叶伦明发现大事不妙：船体本身在渐渐沉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他顿时惊觉，“太平轮”也沉船在即。
发现自己处境危在旦夕后，“太平轮”的船长立刻发出求救讯号，并下令调转航线，驶向距离最近处的小岛，全力抢滩。随着远方群岛轮廓的渐渐清晰，“太平轮”的船体也开始逐渐向右倾斜，堆积在船头甲板部位的钢条，也发出沉重沙哑的摩擦声。就在1月28日凌晨0点30分，船舱深处传来几声爆炸后，“太平轮”向右倾覆，沉入海中。其沉没的海域，位于舟山群岛附近白节山海域（北纬30°25'，东经122°），此刻距离陆地只有不到1华里的距离，区区500米，便成为一道生死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漫长距离。
作为仅有的36名海难幸存者之一的南京政府国防部少校参谋葛克，在获救后口述的回忆中称，沉船之际“余抱长男以及次女，余妻抱幼子于怀中，并挽余之右臂，立于烟筒左侧，紧紧拥抱，精神早已慌张失措，一切只有付诸天命……船首右部已渐下沉，转瞬间砰然一声，忽感一身冷气，知已随旋浪坠下海中。妻儿业已失散，余连喝水数口，乃努力向上挣扎，得浮于水面，获一木箱，乃推向灯塔方向划行……” 少数生还者在海面上苦苦漂流数小时后，救星终于姗姗而来：“东方既白，遥见一巨轮向我方驶来，乃勉力嘶喊求救……及天已明，见一小汽船前来，救吾等登大轮，上船后，即将湿衣脱去，以干布拭身，围以毛毯，送入大锅炉房取暖，继以可可，肉汤饮之。”这艘巨轮，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军舰“部落”级驱逐舰“华伦孟卡号”，其任务原为前往南京协助撤侨，在收到“太平轮”发出的求救讯号后，舰长魏菲尔德·哈灵顿上校当机立断，命令军舰改变航向，前往救援。根据曾担任该舰水手的约翰·西蒙回忆，每一位生还者，浑身都被沉没的“太平轮”污油所覆盖。“华伦孟卡号”总共救起“太平轮”幸存者38人，获救者包括葛克、乔建（青岛警局服务）、胡尚富等33位男性，另有袁家姞（袁世凯孙女，葛克的太太）等5位女性。就在这1949年1月27日的深夜，许多人的命运在阴错阳差之间改变：南京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为了与先期抵台的妻子及爱女吴漪曼相聚，说动了熟识的“太平轮”三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这艘轮船。而时年只有1岁、后担任香港城市理工大学教授的著名诗人郑培凯，则因为吐奶哭闹，母亲索性将1月27日购得的“太平轮”船票退掉，无意中逃过一劫。
穿越一甲子的思念
2011年，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付梓后，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宁静的水中，影响如涟漪般不断扩大。“最明显的就是，越来越多遇难者或者幸存者的家属，愿意出来，打开尘封的记忆之门，把自己当年的故事讲述出来。”在“太平轮”事件众多长期保持缄默的当事人中，大部分是出于难以言说的哀痛，然而有一些，在哀痛中亦掺杂了沉重的原罪感。但在当时风雨飘摇时局中，期待赔偿合理有序解决自然是空中楼阁。
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轮”，是一代人颠沛流离命运的缩影，而每一个“太平轮”事件当事人的经历与遭遇，都是相通的。与张祖芳一样，张典婉自己的熊姓生父与母亲刚刚来到台湾，生母就因难产不幸去世，生父不得不将她过继到了别的人家，所幸养父母待她如同己出。在沉没事件发生前一个月，继母司马秀媛与姨妈司马菊媛亦是仓促离沪，乘坐“太平轮”赴台。对于继母生平的好奇与探寻，也是张典婉追溯“太平轮”事件的起点与原动力。
在搜寻史料、亲历者的过程中，张典婉和谭端，以及其他“远方协会”的志愿工作人员，都会因太多的负面能量而感到疲惫和彷徨：“太多关于生离死别的故事，一个两个，你还可以承受，几十个累加在一起，你就会时时感到自己在被一种强大的负面情绪所围绕，像一个无边的黑洞，在不断地把你吸下去。”谭端说。
今日，“太平轮”事件那座不起眼的方尖纪念碑，依旧静静地矗立在基隆东岸码头法国公墓附近的“海军后勤支援指挥部”里。谭端回忆说，由于审批和审查手续烦琐，每年的祭拜活動规模并不大，参与者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在每年1月27日那天，大家在碑前，鞠躬，献花，点蜡烛，有时为逝去的亲人唱一支挽歌。他说，自己和张典婉最大的期望之一，就是能够在海洋的另一端，在轮船沉没点附近的舟山群岛，再为罹难者树立一座大一点的纪念碑：“一个是现实中的终点，一个是理想拟定中的终点，希望他们的魂魄，能够默默地走完这一段命定中的漫长旅程，回归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