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适应经济“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战术上要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一时间经济“新常态”成为了社会炙手可热的议题，不同人士竞相为“新常态”注入各种可量化描述。
　　经济“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其大致表示的是，各国已不可能再回到2008年前美欧作为全球消费端、新兴市场作为供给端的“中心—外围”格局，以FTA等为主的自贸体系将对WTO产生系统进行解构与重构等。
　　如何释义中国经济“新常态”？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把中国经济形势高度浓缩为经济增长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及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中国的“新常态”大致可精炼为“危”中寻“机”状态期。“危”即是上述的三期叠加风险，用经济学术语概述则为中国经济面临基钦周期（存货周期）、朱格拉周期（资本支出周期）与库兹涅茨周期（房地产周期）的叠加，即产能过剩、资产错配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机”则是通过厘清政府与市场和社会边界等改革，打开通往经济未许之地的通途。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真实储蓄缺口业已凸显，如2010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顺差对国际收支总顺差的贡献率为四六开，其中去年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顺差之比为36%：64%，而今年一季度这一比值达到5.8%：94.2%，最近高盛研究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42%来自国际热钱等，佐证中国已为典型的真实储蓄稀缺国。真实储蓄的显著缺口，及当前中国日益面临的债务紧缩、信用紧缩压力，乃至中国的国内投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态势等，预示中国不论是基于可投资项目的选择菜单，还是投资资源的来源等角度，都难以支撑新一轮规模化经济刺激。
　　因此，这就需创新宏调思维和方式，战略上隐忍经济不断加深的减速压力，逐渐摒弃GDP增长目标，战术上未雨绸缪地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并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改革，激活经济社会活力，笃定市场信念，迎接经济“新常态”。同时，还需摆正稳增长与促改革、防风险的关系，即若把稳增长作为防风险与促改革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减速下就会陷入拔苗助长式路径依赖，封杀防风险与促改革的可行空间。
　　因而，未雨绸缪地防风险需推进经济去杠杆，避免用加杠杆“捂风险”，而促改革就需理顺权力与市场关系，通过市场力量进行资源重置，既可盘活存量资产，降低经济金融风险烈度，又能通过把配置到低效无效项目的资源清理出来，遵循市场机制配置到新兴行业，而鼓励创新，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创新驱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