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第六分会的主题“传统与渊源”(Tradition and Origin),是在第四分会“欣赏与使用”讨论了某一种文化内部的艺术与非艺术、“重大”艺术和实用美术的关系,和第五分会“自觉与自律”讨论了所谓一种经典艺术内部的价值评价标准之后,进一步地来追究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传统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从而影响艺术创作的规范和习惯。艺术作为一种认同方式,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和民族的传统与渊源,这种认同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根据。研究不同文化对艺术的认同可以扩展到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许多微妙的细节深处。本分会主席单霁翔建议参与发言讨论者从艺术的选择和认同问题介入。无论是对艺术传统的认定,还是艺术的创作和评价标准的溯源。选择和认同有时扩大了不同文化和时代的艺术之间的差异,另一些则增加了文化和时代之间的趋同性。认同涉及两个层次,大至社会(society),小至地方群体(community),两者都会涉及运用艺术所进行的身份建构。对“社会”边界的定义恰恰体现出的是不同类型的共同体(community),包括地理的、人种的、性别的、想象的,体现出艺术概念在不同群体的接受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认同有时候是被压迫被殖民文化的艺术自觉,有时候是民族主义的张扬和扩张,有时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战略。而对认同的强调,也有可能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内部的遭遇,可以成为当地人民的主动的文化觉醒,也可能是专制权威利用认同对其他人实施统治和规训。所以,认同制造或弥合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如何认同,并由此形成了怎样的差异,值得深究。近年来,我们目睹了新民族主义、复兴民族主义的崛起和传播,也目睹了在那些疆域被争夺、认同被重新定义的区域里发生的领土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认同的表达和认证,以及去保护和促进本土的、本地的文化传统的渴求,比过去几十年中都要更加强烈。在亚洲,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也就是其作为国家身份、集体记忆以及文化政策的手段的能指,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文化关注。在视觉艺术领域,艺术家、策展人和学者都转向历史和传统,寻找更多的灵感,继而重新去审视和定义传统与真实性的概念,更是文化认同的有力印证。中国水墨艺术的大规模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观象。基于“认同是想象的、且成分混杂”这样的观点,在此组中我们意图批判性地探讨在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视觉艺术和传统的意叉。采用三管齐下的方式,包括艺术作品、博物馆学思考和艺术接受。而审读兼有历史和当代的角度,从地域性、国家性、群体性、个体性出发,为专家搭建一个平台,讨论在认同构建的过程中,艺术、认同和传统的角色变化与关系。本期选取发表的悉尼大学荣誉教授姜苦乐(John Clark)的论文《亚洲的现代性》透过欧美文化史视角,观察亚洲现代性的困难之处,诠释了亚洲文化的精髓、形势、特征、演进及作者对于亚洲文化的宏观理解。同时,他也指出欧美现代主义学者在研究现代艺术时忽略了亚洲的现代性。他们将欧美现代主义和其表现手法视作现代艺术的全部。这也表现了以亚洲的视角进行现代性研究的迫切性,而亚洲文化自身的多元性也拓展了研究的视角和边界。尽管全球化日趋加速,跨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强,而认同问题,即我们如何将自我预设、表现和感知为个人、群体和国家的问题,持续激发着文化、知识、政治领域的全球性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