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能自拔，耗资巨大，伤亡逐年增加，政府却宣称战事顺利，不愿退兵，为此还不惜向民众撒谎。这一真相被记录在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牵头开展的一项机密研究报告中。为了尽快结束罪恶的越战，参与撰写报告的美国军事分析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媒体披露了这份机密文件，引发了民众更加高涨的反战情绪。美国政府遂以重罪起诉埃尔斯伯格，并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文件泄露，但是没有成功。这便是美国著名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案”。
　　，能和当政人士直接接触颇为自豪。然而，为了我们的国家，我甘愿冒锒铛入狱的风险。”埃尔斯伯格说。
　　分析称，“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案”成为推动美国结束越战的重要案件。埃尔斯伯格也被视为让公众了解历史真相的美国英雄。

充满谎言的战争

　　埃尔斯伯格从小就沉默内向、特立独行。他一直是学霸，尤其擅长数学和钢琴。1952年，21岁的他爱情学业双丰收，从顶级学府哈佛大学毕业，同时还结了婚，岳父是一名海军上校。
　　作为军人的女婿，埃尔斯伯格也选择入伍，进入海军陆战队工作了3年。退役后，他返回母校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还成为当时学术界决策理论和行为学的里程碑之作。美国知名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注意到这名履历丰富的青年学者，邀请埃尔斯伯格前来担任军事领域的分析师。兰德公司主要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机密分析，埃尔斯伯格的工作相当于军界要员的私人顾问。
　　1961年，埃尔斯伯格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的顾问，负责起草核战争计划指导书。此时，美国已正式介入越南战争。那年秋天，埃尔斯伯格以五角大楼高层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的身份，第一次前往越南。他边走边看，还从一名上校那里得到很多战争资料。随后，他挑灯夜读，仔细研究美国的越战计划和报告。不到一周时间，埃尔斯伯格就得出结论：“所有文档都透露出一股失败的腐臭气息，这场战争不可能胜利。”和他交谈过的很多参战军官也认为，即使大批美国军人进入越南，也只能延缓败局的迫近。
　　尽管不认同越南战争，当时的埃尔斯伯格尚未对这场战争彻底否定，仍抱有一线希望。而且，由于上级指派，埃尔斯伯格不得不参与到越战当中去。1964年8月，埃尔斯伯格调到国防部工作，为美国高层决策者担任助理，成为协助执行越南战争计划的高级公务人员。在越南工作的两年中，埃尔斯伯格接触到了一些越南人，亲身体验到他们的疾苦，悲悯情结与日俱增。在他看来，越南人和美国大兵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凡此种种，都使我愈发无法忍受眼前这场前途黯淡的战争，并为争取越战尽快结束付出自己的努力。”

　　负责构建美国对越战略的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埃尔斯伯格有着相似的想法。1967年，麦克纳马拉秘密成立研究小组，组织撰写关于越战真相的《五角大楼文件》，即《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国防部的研究》，期望能制止政府再犯类似的决策错误。埃尔斯伯格成为36名研究成员之一。
　　研究报告证明，部分美国政客在有意引导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越战泥潭。美国“骑虎难下”， 陷入胶着状态，不会输，但也赢不了。即便如此，总统依然派出更多美国士兵前往越南战场，导致数万人战死。为了掩盖这种虚弱和非正义，政府高层只好用更大的谎言，去圆一开始就错误的越战之谎。比如情报官员对于“北部湾事件”（即美国于1964年8月在北部湾制造的战争挑衅事件）的捏造，就导致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这场错误决策的过程，被集结为7000页的蓝色封皮文件，共47卷，页眉上写着绝密字样。报告称，在经济大幅滑坡的形势下，美国仍向遥远的土地投放数千亿美元和数百万士兵。这场战役从一开始就毫无意义——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有70%仅是为了避免羞辱罢了。

美媒与政府展开博弈

　　事实上，越战时代的美国政府幕僚，大多和埃尔斯伯格一样，认为越南战争前途黯淡，希望尽快退出越战。尽管如此，战争仍然在巨大的虚无感和焦灼感中持续。
　　1969年，埃尔斯伯格担任时任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的越南问题顾问，多次向他们说明越战的不确定性，希望可以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然而，他越来越沮丧，因为领导人对越南的战争升级和欺骗政策抱着固守态度，大批美军仍然滞留在越南战场。
　　受上世纪60年代末和平主义运动启发，埃尔斯伯格决定挺身而出，爆出战争内幕，不惜付出坐牢的代价。“因为缺乏监督和约束，美国政府正在疲劳驾驶，如果不加以制止，美国会陷入更大悲剧中。”
　　埃尔斯伯格开始违反保密协定，秘密复印“五角大楼文件”。他先是私下把文件提供给几位国会议员，但没人同意举行听证会。于是，埃尔斯伯格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纽约时报》，呼吁美国在一年之内单方面撤军。
　　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文件”的复印版转发给《纽约时报》，揭开了美国政府关于越战泥沼的弥天大谎。他希望通过媒体向大众公开这些秘密资料，停止美国人在越南继续流血，结束政府的战争冒险。 　　1971年6月12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美国政府关于越战的谎言，位置就紧挨在尼克松女儿成婚的新闻旁。这些内容并没有涉及尼克松政府的事情，但华盛顿还是炸开了锅。当局担心，埃尔斯伯格会把核武器等其他秘密文件也抖出来。基辛格甚至把他称作是“美国最危险的人”。于是，美国政府依据间谍法，以盗窃罪和阴谋罪等罪名起诉埃尔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被判入狱115年。
　　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已迅速拿到临时法庭禁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纽约时报》在案件审理期间继续刊登五角大楼绝密文件。
　　尽管如此，埃尔斯伯格没有退缩，随即又将这些复印件转发给其他报社。当《纽约时报》面临司法挑战时，《华盛顿邮报》接过接力棒，继续报道。尼克松政府又把《华盛顿邮报》也告上地方法院。此后《波士顿邮报》继续刊载。所有收到机密文件的报社，均置政府禁令于不顾，将文件公之于众。
　　一场博弈开始了。一方是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媒体，一方则是认为国家安全高于言论自由的美国政府。

“为知情权而战”

　　为美国媒体辩护的律师称：“五角大楼文件列为绝密是政治理由，不是国家安全的理由。文件的披露只对政府不利，但不属于泄露军事秘密。”最高法院认可了这一论述。1971年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3作出判决，裁定美国司法部的限制令违背了美国宪法，同时授权报纸在不受政府禁止的情况下刊登《五角大楼报告》。当时的判词还写道：“只有一个自由开放的新闻界才能有效揭露政府的欺骗行为。”“报纸有权公布历史记录，不管它有没有绝密字样。”
　　针对埃尔斯伯格的正式审判，已经是两年后的1973年。在此期间，白宫窃听了埃尔斯伯格的电话，试图在通话信息中发现泄密行动是出于获得名利的证据，还非法闯入并搜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医生的办公室，寻找埃尔斯伯格的病历，试图找到证明泄密者存在精神问题的证据，以证明其泄密行动是出于“疯狂”，以消除公众对他的关注和信任。

　　在美国全社会的反战情绪和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大背景下，法院以白宫实施了一系列非法特工手段为由，驳回了司法部对埃尔斯伯格的指控。也是在同一年，美国国防军开始陆续撤出越南，战争最终以无果收场。
　　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案”中，美国报界和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体作为“第四权”的角色愈发凸显。为此，埃尔斯伯格登上了1971年7月的《时代》杂志封面，标题即是《为了知情权而战》。《纽约时报》也获得了普利策公共服务贡献奖。
　　然而，这并不代表美国新闻界取得了绝对胜利。由于现实情况复杂多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并未对“国家安全”涵义进行明确界定。前不久，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因新书《生事之屋：白宫回忆录》被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认定“博尔顿可能损害了国家安全，并将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此可见，“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案”引发的美国新闻媒体权限的讨论，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1931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兰德公司军事分析员，1964年起受聘于五角大楼，后参与撰写关于越南战争真相的研究报告，因1971年公开“五角大楼机密文件”而被全球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