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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深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元帅因病到黄山疗养，面对巍峨耸立的险峰奇石和变幻飘渺的云山雾海，他写下这样一首抒怀诗：“抗日之军昔北去，大旱云霓望如何。黄山自古云成海，从此云天雨也多。”刘伯承戎马一生，很少赋诗抒怀，这首诗作不仅是他对黄山险峰云海的咏叹，也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为了适应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加速对人民解放军中、高级干部的培养，主动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请缨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奠定了新中国现代军事人才培养的基础。但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他蒙冤被免职，离开了热爱的军事教育工作岗位。笔者把这段尘封的历史往事写出来，以资鉴戒，留给后人。
毛泽东紧急电召刘伯承：望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军大学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大举向朝鲜进犯，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加快对人民解放军中、高级干部的培养，就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的第4天，毛泽东给远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刘伯承发了一份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刘伯承接到这封电报后，想到了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过程，心中不由得浮想联翩。
其实，早在6月，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他就萌生起投身军事院校教育的念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形势刘伯承清楚地认识到，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为适应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创办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是新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需要，也是自己的心愿。刘伯承戎马一生，也与军事教育有着不解之缘。早年他从泸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主持创办红军学校，后来又在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校长，再到担任抗大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等，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其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刘伯承在信中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亲笔给刘伯承写了回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贺龙等人后，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军大学。
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北京。几个小时后，飞机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刘伯承步出机舱时，朱德已在机前等候正向他挥手。他疾步走下舷梯，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陆军大學的筹建工作之中。在确定陆军大学的校址时，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选在东北，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选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具体地点授权刘伯承选定。
11月的一天上午，刘伯承和军训部部长萧克等人陪同朱德，乘车出阜成门，沿着石景山、八大处、八里庄、忠烈祠等地点，一路周行30余公里，认真察看这一带的地形、水源等，以便选择营建陆军大学的合适地点。由于当时这一带供水供电比较困难，只好放弃。后来，刘伯承带着筹委会的人员又乘车到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遗址勘查。圆明园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与颐和园、玉泉山遥遥相对，确实是办学校的理想场所。但是，刘伯承考虑到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后代，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军队不应该占用，于是又把在这里建校的想法放弃了。
经过这两次勘查校址，刘伯承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新中国百废待举，财力、物力都很紧张，兴建一所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刘伯承经过慎重考虑后，把目标投向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华东军大设在南京城的东南隅，在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各类设施也较齐全。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主政南京的时候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那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在征求筹委会的同意后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把陆军大学暂时设在南京并得到中央领导的批准。
中共中央始终关注着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在筹备期间，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三次会见刘伯承和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传达毛泽东对办好陆军大学的指示，提出陆军大学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确定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做了重要指示。
根据周恩来的三次谈话精神，刘伯承和筹委会的同志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11月13日，他带着《意见书》再次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做了详细的汇报。
11月21日夜晚，刘伯承乘火车从北京赶赴南京。22日上午，他便开始办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临时委员会。临时党委由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刘忠等五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上午8时，刘伯承身穿黄呢子军装稳步地走上检阅台，向中央军委代表报告典礼开始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并宣读了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开学发来的贺词，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军事学院在刘伯承的领导下很快度过了五个春秋。其间，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传身教，身先士卒，从军人举止到教育训练，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谨治学，孜孜不倦，亲自动手组织翻译教材，编写教学大纲，主持军事科学理论专题研究，培训教员和讲授重点课目。对建院和教育训练的进展情况和主要工作，除赴京当面向军委请示汇报外，还坚持以院长兼政委的名义，每两个月向军委和毛泽东递呈一次书面综合报告，五年来从未间断过。有时同志们看他太忙，帮他起草后，他也只当资料和参考，坚持亲自改写，一丝不苟。
1956年1月11日，在军事学院庆祝成立五周年前夕，毛泽东在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军事学院视察。毛泽东向刘伯承详细询问了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并亲切地接见了院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干部，并对军事学院建院五年来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军事学院校园。當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室内游泳馆时，立刻“游兴”大发，入水畅游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出水后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视察，为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增添了光彩，整个学院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中。
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校庆活动。这一天，全院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听取刘伯承做《五年来的基本总结》报告。刘伯承在报告中给大家列举了一连串数字，展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一系列发展变化。同一天，军事学院还举办了建院五周年校史展览，展出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军事学院的祝词、题词、训词和各种指示信、批复件，展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外国国家元首、外国军事代表团视察、访问、参观军事学院时的照片，等等。同时，也展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编写、翻译的各种教材，发表、出版的各种学术论著，以及军事学院历届优秀毕业学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考卷、作业与学习笔记本。一份份文件、一幅幅照片、一本本书刊、一张张图表，使前来参观的学员、教员和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其中，最让学员们感动的是刘伯承亲笔撰写、翻译和校正的大量教材，在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上面，间或有用红墨水和蓝墨水反复修改的笔迹，加起来足有上百万字。
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的校庆活动，不仅使全院学员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同时也牵动了广大毕业学员怀念老院长、怀念母校的缕缕情思。在南京附近的毕业学员，专程赶到军事学院参加校庆活动。战斗在朝鲜和海边防前线的毕业学员，在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公安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的毕业学员，在中共中央军委各部、各大军区机关和各军事院校做训练工作的毕业学员，纷纷给刘伯承发来了贺电、贺信和贺词，汇报他们的工作，表达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对刘伯承的崇敬之情。刘伯承读着这一封封来信，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
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始，刘伯承和他领导的军事学院成为斗争的焦点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正当刘伯承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一意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一场风波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卷入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而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进而波及军队各个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正是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使刘伯承在晚年再一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使他亲手创办的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的挫折。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同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也写了《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其指导思想是“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的。
对此，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其实，早在这年的5月，他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全面总结学院工作时，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期间，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9月4日，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那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者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诚恳、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1956年底，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原第一期学员、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到医院看望刘伯承。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打了胜仗回来，心里非常高兴，他们便在小客厅坐下拉起家常。在谈到上甘岭战役时，刘伯承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都会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刘伯承还举例说：“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强调这些，主要是用以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是否定一切。显然，这也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而言的。 刘伯承时年已经64岁了，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伤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他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征。同年11月初，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陈伯钧代理院长，钟期光代理政委。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在休养治疗过程中仍念念不忘军事学院的工作。他拖着病残的身体，多次给院党委和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写信，还就《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的翻译和教学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1954年12月初，刘伯承曾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他意识到自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以后，原子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未来战争必然产生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回国后，他就此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他还把从蘇联带回的《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及其他一些资料交翻译室，让他们翻译出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没有完成。这时他在病床上想起此事，就立即写信催促抓紧时间完成。他在信中还就开展学术研究，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等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现代国防需要的科学知识，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刘伯承抱病写就的这封信长达2000多字。在信的末尾，他在署名之后这样写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从1957年春开始，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月下旬，国防部派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进行调查。3月初，工作组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指出：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的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份报告对军事学院工作的评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特别是在报告的最后，不提军事学院在反“教条主义”中工作有何改进，有何成绩，而是批评院党委在反“教条主义”后“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改正过来，有的正在改进之中的问题，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学院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主观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就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同时，这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
面对这种“莫须有”的冤屈，刘伯承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没有发牢骚、讲怨言，而是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当时虽因脑部旧伤复发在上海住院治疗，但仍指示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在决定中，刘伯承坚持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对于国防部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刘伯承指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其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当时反“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场。
同年7月3日，刘伯承曾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了。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其中以军事学院战役系和战史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7月底，中央军委决定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因健康状况感到难以担任此职，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他在信中写道：“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捉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但请求没有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到北京任新职，同时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欢送词。刘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为党做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毛泽东紧急电召刘伯承：望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军大学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大举向朝鲜进犯，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加快对人民解放军中、高级干部的培养，就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的第4天，毛泽东给远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刘伯承发了一份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刘伯承接到这封电报后，想到了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过程，心中不由得浮想联翩。
其实，早在6月，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他就萌生起投身军事院校教育的念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形势刘伯承清楚地认识到，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为适应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创办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是新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需要，也是自己的心愿。刘伯承戎马一生，也与军事教育有着不解之缘。早年他从泸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主持创办红军学校，后来又在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校长，再到担任抗大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等，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其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刘伯承在信中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亲笔给刘伯承写了回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贺龙等人后，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军大学。
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北京。几个小时后，飞机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刘伯承步出机舱时，朱德已在机前等候正向他挥手。他疾步走下舷梯，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陆军大學的筹建工作之中。在确定陆军大学的校址时，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选在东北，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选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具体地点授权刘伯承选定。
11月的一天上午，刘伯承和军训部部长萧克等人陪同朱德，乘车出阜成门，沿着石景山、八大处、八里庄、忠烈祠等地点，一路周行30余公里，认真察看这一带的地形、水源等，以便选择营建陆军大学的合适地点。由于当时这一带供水供电比较困难，只好放弃。后来，刘伯承带着筹委会的人员又乘车到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遗址勘查。圆明园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与颐和园、玉泉山遥遥相对，确实是办学校的理想场所。但是，刘伯承考虑到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后代，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军队不应该占用，于是又把在这里建校的想法放弃了。
经过这两次勘查校址，刘伯承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新中国百废待举，财力、物力都很紧张，兴建一所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刘伯承经过慎重考虑后，把目标投向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华东军大设在南京城的东南隅，在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各类设施也较齐全。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主政南京的时候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那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在征求筹委会的同意后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把陆军大学暂时设在南京并得到中央领导的批准。
中共中央始终关注着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在筹备期间，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三次会见刘伯承和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传达毛泽东对办好陆军大学的指示，提出陆军大学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确定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做了重要指示。
根据周恩来的三次谈话精神，刘伯承和筹委会的同志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11月13日，他带着《意见书》再次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做了详细的汇报。
11月21日夜晚，刘伯承乘火车从北京赶赴南京。22日上午，他便开始办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临时委员会。临时党委由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刘忠等五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上午8时，刘伯承身穿黄呢子军装稳步地走上检阅台，向中央军委代表报告典礼开始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并宣读了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开学发来的贺词，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军事学院在刘伯承的领导下很快度过了五个春秋。其间，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传身教，身先士卒，从军人举止到教育训练，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谨治学，孜孜不倦，亲自动手组织翻译教材，编写教学大纲，主持军事科学理论专题研究，培训教员和讲授重点课目。对建院和教育训练的进展情况和主要工作，除赴京当面向军委请示汇报外，还坚持以院长兼政委的名义，每两个月向军委和毛泽东递呈一次书面综合报告，五年来从未间断过。有时同志们看他太忙，帮他起草后，他也只当资料和参考，坚持亲自改写，一丝不苟。
1956年1月11日，在军事学院庆祝成立五周年前夕，毛泽东在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军事学院视察。毛泽东向刘伯承详细询问了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并亲切地接见了院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干部，并对军事学院建院五年来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军事学院校园。當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室内游泳馆时，立刻“游兴”大发，入水畅游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出水后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视察，为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增添了光彩，整个学院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中。
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校庆活动。这一天，全院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听取刘伯承做《五年来的基本总结》报告。刘伯承在报告中给大家列举了一连串数字，展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一系列发展变化。同一天，军事学院还举办了建院五周年校史展览，展出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军事学院的祝词、题词、训词和各种指示信、批复件，展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外国国家元首、外国军事代表团视察、访问、参观军事学院时的照片，等等。同时，也展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编写、翻译的各种教材，发表、出版的各种学术论著，以及军事学院历届优秀毕业学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考卷、作业与学习笔记本。一份份文件、一幅幅照片、一本本书刊、一张张图表，使前来参观的学员、教员和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其中，最让学员们感动的是刘伯承亲笔撰写、翻译和校正的大量教材，在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上面，间或有用红墨水和蓝墨水反复修改的笔迹，加起来足有上百万字。
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的校庆活动，不仅使全院学员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同时也牵动了广大毕业学员怀念老院长、怀念母校的缕缕情思。在南京附近的毕业学员，专程赶到军事学院参加校庆活动。战斗在朝鲜和海边防前线的毕业学员，在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公安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的毕业学员，在中共中央军委各部、各大军区机关和各军事院校做训练工作的毕业学员，纷纷给刘伯承发来了贺电、贺信和贺词，汇报他们的工作，表达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对刘伯承的崇敬之情。刘伯承读着这一封封来信，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
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始，刘伯承和他领导的军事学院成为斗争的焦点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正当刘伯承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一意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一场风波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卷入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而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进而波及军队各个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正是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使刘伯承在晚年再一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使他亲手创办的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的挫折。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同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也写了《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其指导思想是“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的。
对此，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其实，早在这年的5月，他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全面总结学院工作时，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期间，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9月4日，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那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者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诚恳、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1956年底，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原第一期学员、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到医院看望刘伯承。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打了胜仗回来，心里非常高兴，他们便在小客厅坐下拉起家常。在谈到上甘岭战役时，刘伯承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都会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刘伯承还举例说：“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强调这些，主要是用以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是否定一切。显然，这也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而言的。 刘伯承时年已经64岁了，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伤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他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征。同年11月初，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陈伯钧代理院长，钟期光代理政委。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在休养治疗过程中仍念念不忘军事学院的工作。他拖着病残的身体，多次给院党委和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写信，还就《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的翻译和教学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1954年12月初，刘伯承曾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他意识到自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以后，原子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未来战争必然产生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回国后，他就此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他还把从蘇联带回的《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及其他一些资料交翻译室，让他们翻译出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没有完成。这时他在病床上想起此事，就立即写信催促抓紧时间完成。他在信中还就开展学术研究，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等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现代国防需要的科学知识，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刘伯承抱病写就的这封信长达2000多字。在信的末尾，他在署名之后这样写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从1957年春开始，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月下旬，国防部派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进行调查。3月初，工作组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指出：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的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份报告对军事学院工作的评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特别是在报告的最后，不提军事学院在反“教条主义”中工作有何改进，有何成绩，而是批评院党委在反“教条主义”后“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改正过来，有的正在改进之中的问题，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学院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主观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就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同时，这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
面对这种“莫须有”的冤屈，刘伯承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没有发牢骚、讲怨言，而是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当时虽因脑部旧伤复发在上海住院治疗，但仍指示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在决定中，刘伯承坚持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对于国防部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刘伯承指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其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当时反“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场。
同年7月3日，刘伯承曾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了。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其中以军事学院战役系和战史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7月底，中央军委决定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因健康状况感到难以担任此职，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他在信中写道：“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捉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但请求没有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到北京任新职，同时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欢送词。刘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为党做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