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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广东地区青年运动的先驱和农民运动领导人的阮啸仙，与陈独秀也有过多次特殊交往。
邀请陈独秀到“甲工”演说，阮啸仙将其演说记录稿整理发表
1921年1月27日下午，坐落在广州增步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小礼堂里，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学校机械、织染、应用化学、美术4科全体同学及部分教职员工200多人，正翘首等待着陈独秀前来演说。
“甲工”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阮啸仙与担任此次演说记录任务的周其鉴坐在前排。他们一边维持着会堂秩序，一边也在焦急地等待着陈独秀的到来。
此时的陈独秀，早已是全国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曾领导过安徽的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发动新文化运动。1916年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宣传社会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以崭新的文风、新颖的思想和犀利的风格，成为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也是当时进步青年必备的案头读物，而陈独秀也成了青年们非常钦佩的思想先驱，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明星”。1920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组织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函约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粤籍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在广州建党，并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章，亲自指导与帮助创建广东党组织。同年底，陈独秀受聘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征求李大钊及上海发起组成员的意见后，陈独秀欣然接受邀请，坐船经香港，于年底抵达广州。陈独秀一到广州，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先后到广东高师等大学演讲，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公开论战，从而使当时广东的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初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青年们接受新思想、新学说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阮啸仙是深受陈独秀直接影响的青年学生。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曾经有过“读书救国”思想的阮啸仙触动颇大。他在“甲工”读书期间，在认真学习功课的同时，广泛涉猎《新青年》、《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书刊，从中吸收了新知识，开阔了视野。他尤其欣赏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经常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进步同学一起交流学习体会，评论中、俄等国的大政方针，并开始认识到青年学生应该投身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为此，他在报刊上撰写文章，盛赞五四运动是“振聋发聩”的“新潮怒放”，是一次“大有价值的变动”，认为只有像五四运动那样，民众“一个一个发觉起来，无论商人农工，都要出来争人格，谋自由，监督政府，干预政治，共和民国才有生气”。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阮啸仙很快摈弃了自己原来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学成救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力主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积极参加广州学生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并组织成立了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广东学生爱国运动中，起了实际的领导作用。当阮啸仙得悉陈独秀已受聘于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后，十分兴奋，与周其鉴、刘尔崧等人一起商量，决定邀请陈独秀到自己就读的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
陈独秀对广东新文化运动十分关注。他认为，广东富有革命传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包括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得悉广州青年学生们热心投身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时，陈独秀深为欣慰，因此，当接到阮啸仙等人以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邀请他到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讲演的信函后，陈独秀欣然应诺，答应按时前往。
下午16时许，陈独秀在省教育委员会人员的陪同下，按约来到“甲工”会堂。顿时，礼堂里全体起立，掌声雷动。
陈独秀登上讲台，寒暄几句后，立即转入正题。他谈到了北京五四运动，谈到了他对广东的观感，谈到了有志青年“改造社会”应有的责任与精神……
会堂一片寂静，虽然没有扩音设备，可师生们对陈独秀的每句话都听得十分清楚。
阮啸仙与周其鉴负责记录工作。他们一边屏息静听，一边快速记录着，生怕漏掉一句话……
陈独秀着重就学生与工人结合的主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说：
在独立生产上，脑力不可少，体力也不可少。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因为体力劳动者，把体力卖给资本家做工，是一个被雇者；工学生把脑力卖给资本家做工，也是一个被雇者。既然同是被雇于资本家，便是同在一个阶级。那么，工学生便应该和体力劳动者携手，不应该同资本家携手……
这些话语，既新鲜朴实，又撼人心魄，令人深思。简单而又深邃的道理，大家甚至连想都还未曾想过。
最后，陈独秀大声说道：
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所以，工学生要和体力劳动者结合团体，共同进行，把资本家推倒!
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演说结束了，陈独秀那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道理、无拘无束的演讲风格，深深地吸引着全体师生，也给阮啸仙等人以深刻的启迪。
会后，阮啸仙与周其鉴立即将陈独秀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分两次发表在1月28日和29日的《广东群报》上。
阮啸仙雷厉风行的作风，也同样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在此间，在陈独秀的帮助指导下，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阮啸仙与谭平山、杨匏安、刘尔崧等人成为该会主要成员。不久，中共广东支部成立，最初书记为陈独秀，后改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党的一大召开后，阮啸仙等人也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阮啸仙组织发动“甲工”学潮，陈独秀积极支持
1921年春夏之间，阮啸仙与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人，在学校发动和组织了一场要求读书、改造学校、驱除校长的“甲工”学潮，开始了“改造社会”的尝试。
“甲工”是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简称，附属于广东省工艺局。该校创办于1918年，是一所全省唯一一所的专门培养工业人才的技术学校，校长由工艺局局长兼任。“甲工”共设机械、织染、应用化学和美术4科，阮啸仙是机械科的首届学生。本来，“甲工”实属草创，理应选派富有办学经验和事业心的人去主持校务。然而，“甲工”创办以来，却成了当局安插官僚政客的场所，校务发展极慢。新校长接任后，不但因循守旧，而且比前任校长更独裁专横、营私舞弊，学校被弄得乌烟瘴气，校务废弛，学生几乎形同失学。
阮啸仙对“甲工”的现状极为不满。他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由11个工作委员会组成的校友委员会，具体组织“甲工”的“读书运动”。阮啸仙任交际委员会主任，负责团结校内同学、联络校外组织的工作。4月12日，阮啸仙等人组织召开了“甲工”全体同学会议，要求学校当局整顿校务。4月18日，再次召开学生大会，作出三项决议：上书省教育委员会，请愿陈独秀派员整顿校务；上书广东省长陈炯明，请愿撤换校长。第二天，阮啸仙等人组织“甲工”全体同学，列队前往省署和省教育委员会请愿，并递交了请愿书。
作为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热情地接见了阮啸仙与请愿的“甲工”全体同学。在耐心地听取学生们的意见后，陈独秀当即表示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请求。翌日，陈独秀派员前往“甲工”实地调查了解，“认定学生之要求正当，自应依照所要求三点办理”。随后，陈独秀亲自答复阮啸仙等人，一星期内解决“甲工”的人事问题。
但是，“甲工”校长此时四处造谣惑众，反诬学生图谋不轨，因而激起公愤。4月24日，阮啸仙与“甲工”学生一起，向省署、省教育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请愿书，要求政府迅速选派有工业学识之士来校，“以免荒废学生之学业”。由于校长有陈炯明撑腰，“甲工”学生此后虽连续多次上书请愿，仍然没有结果。在此情况下，阮啸仙与同学们一起，组织了200多人的退学团，决定以集体退学的行动进行抵制。同时，阮啸仙还到参议院据理力争，要求国会主持公理。在阮啸仙等人的强烈要求及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陈炯明害怕事情闹大，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地位，终于于6月12日下令撤换了校长。
对这次历时近3个月之久的改造“甲工”的结局，阮啸仙在这年10月编就的《改造日记》中，十分高兴地写道：
现在工艺局取消了，工校是独立了，经费也有扩充的希望，校长也能得个工业人才，工校算是从根本改造过……
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大教育和鼓舞了“甲工”的学生们,对于广州的青年学生运动，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甲工”因而成为全市学生运动的核心，阮啸仙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被誉为“甲工”的“四大金刚”。
阮啸仙在这场斗争中，开始显露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在广州青年学生中赢得了较高的威望，并引起了陈独秀的高度关注。
受陈独秀的委托，阮啸仙大刀阔斧整顿广东团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虽因事未出席党的成立大会，但鉴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望及在建党方面的突出贡献，加上共产国际的信任与支持，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这年9月，他离开广州，赶回上海，负责履行中央局总书记的工作。
阮啸仙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加积极投身青年学生运动。1922年秋，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他受党组织委派，随即开展工人运动。他与冯菊坡、刘尔崧等人创办了“爱群通讯社”，参与筹办出版《珠江评论》；成立“广东工会联合会”。正当阮啸仙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之际，1923年初夏，他接到陈独秀的指示，要他负责着手整顿广东团组织。
阮啸仙对广东团组织的情况十分熟悉。早在1920年8月，谭平山等人就在广州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阮啸仙、刘尔崧等积极参与了建团活动。由于初期缺乏经验，团组织宗旨混杂，不久“自行宣布解散”。1921年冬，根据“少共国际”的意见，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决定暂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行团中央职权，领导全国建团工作。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支部和谭平山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决定在广州“组织分团”。阮啸仙在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下，大力协助谭平山，创办《青年周刊》，办起青年剧社，成立演讲队，组建劳动通讯社，并撰写时政评论，宣传青年团的宗旨，激发广大青年的政治热情。在谭平山、阮啸仙等人的努力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于翌年初重新恢复建立，成立时团员即达500余人。团组织恢复建立不久，旋即遭受军阀陈炯明叛乱的影响，团组织虽未被冲垮，但活动转向半秘密状态。加上当时有的团领导在事变中犯了错误，或被迫出走广州，团员一度缺乏领导，组织严重涣散，纪律松弛。这种情况若不尽快得到改变，势必严重影响广东党团组织的战斗力。时为中央局总书记的陈独秀，马上想到了“甲工四大金刚”之一的阮啸仙。于是，在1923年初夏，即平定陈炯明叛乱，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后不久，党中央和陈独秀决定委托在青年中享有较高威望的阮啸仙，负责整顿健全广东青年团。
阮啸仙十分感谢党中央和陈独秀对自己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他在5月20日写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表露了这样的心境：
我从工校出来，即跑入劳动阶级做实际的工作，个人甚有兴趣，即在粤劳工统一的运动——工人大联合，也算有了段落，广东工联会成立了，所差劳工同志们人才甚少，于精神上还欠缺工夫，但已打出血路，成功不难了。实庵又要我做S.Y.工夫（实庵，是陈独秀用过的名字；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他说青年运动未有适合而且努力的人。我本不舍得劳工运动……但在事实上，确有如实庵所言，现在不得不勉强注全力于S.Y.的工作，而劳工方面也要兼顾，因为我乐趣所在。
这封信充分体现了陈独秀对阮啸仙的信任，从中也可看出阮啸仙坚定的组织观念。正如阮啸仙在信中所说，“我初接手，好像百孔千疮，不知从何做起”，“现在为时间所迫，觉得很是棘手”。他意识到此种局面的严重性，决心“尽我的力量”，“好歹都要担当起来，不可放弃”，“非从根本上进行整顿不可”。于是，阮啸仙在兼顾工人运动的同时，按照陈独秀的指示，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广东团组织的各项整顿工作。
首先，在思想上，阮啸仙一方面重新组织团员登记，开展深入细致的团员思想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撰写文章，指导革命青年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担当责任。他在《青年改造环境的工具》等文章中指出：“把有改造宏愿的青年”，“为新社会的健儿，为主义的实行家”，“为旧社会环境的破坏者”。“劳苦大众是新中国的真势力，这种真势力得到学生的诚心引导，便可做国民运动的重要分子，而且是最重要的分子；没有这真势力，学生本身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新势力”。他还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团结革命青年的“革命团体，是为青年无产阶级的团体”，是“使本团循序渐进变为青年奋斗的团体”；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向青年“传播主义”，即传播马克思主义，不要在“主义上发生危险”。只有广大团员青年从思想上明了这些道理，才能把团组织整顿建设好。
其次，在组织上，阮啸仙主持召开了广州地区各团小组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职权，并推选阮啸仙为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代行团区委书记职权。群龙有首了，就便于开展全区团的工作。阮啸仙接任后，“天天都奔走，不是组织小组，就是同个人谈话”，对团的整顿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第三，在领导原则上，阮啸仙针对原先团领导“集权制”的现状，注重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根据陈独秀和团中央的指示，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阮啸仙在确定当前的阶段性工作任务时，采取召开团员代表会议的方式来民主决定。正如他在写给团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所说：广东“各校务处之内部组织注重实际分工，免至由集权制，变成校务主任独当其冲”。文中所指“校务”，即团务；“校务主任”即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又说，“区执委委员5人，完全分配工作”，使区团委能各司其责，形成合力，共同搞好团的工作。
第四，在纪律上，阮啸仙鉴于年轻人身上存在“凭主观”、“喜欢个人自由”、“不肯恪守团体纪律”等方面的缺点，指出要随时向团员进行“我们为什么要有团的纪律？不遵守纪律会发生什么弊害”等问题的教育，进行“充量解释，并常在事实上加以纠正”；对那些不参加团的活动的“挂名”团员，阮啸仙严肃给予团纪处理，以纯洁团组织和提高团的战斗力。
第五，在政策上，阮啸仙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团体，与普通团体不同之点，在于明确而且对于现实社会很需要的政策，不然便是乌托邦，永不能完成其所负的使命。”为此，要将团组织所确定的政策，反复向团员解释，使他们“了解政策”。
第六，在工作上，阮啸仙认为，了解了政策，谨守纪律，但“如果站着不动，不去找工作做，政策仍不能实现，纪律不见得可贵”。他强调，在顺利的时候要努力工作，在不顺利的时候亦要努力工作，“要做革命工作，都要忍辱负重，努力向前”。
经过整顿，广东青年团团员数量稳步增加，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团的面貌焕然一新。据1923年6月不完全统计，粤区各地团支部、团小组已重新建立了20多个，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在广州市10个学校中建立，广东团的工作一跃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区之一。
1923年9月30日，阮啸仙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广东团组织的整顿工作情况，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阮啸仙在广东青年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先后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委会上，广东青年团的工作，得到了会议的高度评价：“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S•Y均参加。”
（责任编辑：胡 北）
邀请陈独秀到“甲工”演说，阮啸仙将其演说记录稿整理发表
1921年1月27日下午，坐落在广州增步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小礼堂里，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学校机械、织染、应用化学、美术4科全体同学及部分教职员工200多人，正翘首等待着陈独秀前来演说。
“甲工”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阮啸仙与担任此次演说记录任务的周其鉴坐在前排。他们一边维持着会堂秩序，一边也在焦急地等待着陈独秀的到来。
此时的陈独秀，早已是全国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曾领导过安徽的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发动新文化运动。1916年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宣传社会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以崭新的文风、新颖的思想和犀利的风格，成为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也是当时进步青年必备的案头读物，而陈独秀也成了青年们非常钦佩的思想先驱，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明星”。1920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组织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函约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粤籍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在广州建党，并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章，亲自指导与帮助创建广东党组织。同年底，陈独秀受聘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征求李大钊及上海发起组成员的意见后，陈独秀欣然接受邀请，坐船经香港，于年底抵达广州。陈独秀一到广州，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先后到广东高师等大学演讲，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公开论战，从而使当时广东的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初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青年们接受新思想、新学说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阮啸仙是深受陈独秀直接影响的青年学生。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曾经有过“读书救国”思想的阮啸仙触动颇大。他在“甲工”读书期间，在认真学习功课的同时，广泛涉猎《新青年》、《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书刊，从中吸收了新知识，开阔了视野。他尤其欣赏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经常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进步同学一起交流学习体会，评论中、俄等国的大政方针，并开始认识到青年学生应该投身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为此，他在报刊上撰写文章，盛赞五四运动是“振聋发聩”的“新潮怒放”，是一次“大有价值的变动”，认为只有像五四运动那样，民众“一个一个发觉起来，无论商人农工，都要出来争人格，谋自由，监督政府，干预政治，共和民国才有生气”。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阮啸仙很快摈弃了自己原来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学成救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力主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积极参加广州学生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并组织成立了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广东学生爱国运动中，起了实际的领导作用。当阮啸仙得悉陈独秀已受聘于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后，十分兴奋，与周其鉴、刘尔崧等人一起商量，决定邀请陈独秀到自己就读的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
陈独秀对广东新文化运动十分关注。他认为，广东富有革命传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包括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得悉广州青年学生们热心投身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时，陈独秀深为欣慰，因此，当接到阮啸仙等人以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邀请他到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讲演的信函后，陈独秀欣然应诺，答应按时前往。
下午16时许，陈独秀在省教育委员会人员的陪同下，按约来到“甲工”会堂。顿时，礼堂里全体起立，掌声雷动。
陈独秀登上讲台，寒暄几句后，立即转入正题。他谈到了北京五四运动，谈到了他对广东的观感，谈到了有志青年“改造社会”应有的责任与精神……
会堂一片寂静，虽然没有扩音设备，可师生们对陈独秀的每句话都听得十分清楚。
阮啸仙与周其鉴负责记录工作。他们一边屏息静听，一边快速记录着，生怕漏掉一句话……
陈独秀着重就学生与工人结合的主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说：
在独立生产上，脑力不可少，体力也不可少。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因为体力劳动者，把体力卖给资本家做工，是一个被雇者；工学生把脑力卖给资本家做工，也是一个被雇者。既然同是被雇于资本家，便是同在一个阶级。那么，工学生便应该和体力劳动者携手，不应该同资本家携手……
这些话语，既新鲜朴实，又撼人心魄，令人深思。简单而又深邃的道理，大家甚至连想都还未曾想过。
最后，陈独秀大声说道：
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所以，工学生要和体力劳动者结合团体，共同进行，把资本家推倒!
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演说结束了，陈独秀那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道理、无拘无束的演讲风格，深深地吸引着全体师生，也给阮啸仙等人以深刻的启迪。
会后，阮啸仙与周其鉴立即将陈独秀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分两次发表在1月28日和29日的《广东群报》上。
阮啸仙雷厉风行的作风，也同样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在此间，在陈独秀的帮助指导下，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阮啸仙与谭平山、杨匏安、刘尔崧等人成为该会主要成员。不久，中共广东支部成立，最初书记为陈独秀，后改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党的一大召开后，阮啸仙等人也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阮啸仙组织发动“甲工”学潮，陈独秀积极支持
1921年春夏之间，阮啸仙与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人，在学校发动和组织了一场要求读书、改造学校、驱除校长的“甲工”学潮，开始了“改造社会”的尝试。
“甲工”是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简称，附属于广东省工艺局。该校创办于1918年，是一所全省唯一一所的专门培养工业人才的技术学校，校长由工艺局局长兼任。“甲工”共设机械、织染、应用化学和美术4科，阮啸仙是机械科的首届学生。本来，“甲工”实属草创，理应选派富有办学经验和事业心的人去主持校务。然而，“甲工”创办以来，却成了当局安插官僚政客的场所，校务发展极慢。新校长接任后，不但因循守旧，而且比前任校长更独裁专横、营私舞弊，学校被弄得乌烟瘴气，校务废弛，学生几乎形同失学。
阮啸仙对“甲工”的现状极为不满。他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由11个工作委员会组成的校友委员会，具体组织“甲工”的“读书运动”。阮啸仙任交际委员会主任，负责团结校内同学、联络校外组织的工作。4月12日，阮啸仙等人组织召开了“甲工”全体同学会议，要求学校当局整顿校务。4月18日，再次召开学生大会，作出三项决议：上书省教育委员会，请愿陈独秀派员整顿校务；上书广东省长陈炯明，请愿撤换校长。第二天，阮啸仙等人组织“甲工”全体同学，列队前往省署和省教育委员会请愿，并递交了请愿书。
作为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热情地接见了阮啸仙与请愿的“甲工”全体同学。在耐心地听取学生们的意见后，陈独秀当即表示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请求。翌日，陈独秀派员前往“甲工”实地调查了解，“认定学生之要求正当，自应依照所要求三点办理”。随后，陈独秀亲自答复阮啸仙等人，一星期内解决“甲工”的人事问题。
但是，“甲工”校长此时四处造谣惑众，反诬学生图谋不轨，因而激起公愤。4月24日，阮啸仙与“甲工”学生一起，向省署、省教育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请愿书，要求政府迅速选派有工业学识之士来校，“以免荒废学生之学业”。由于校长有陈炯明撑腰，“甲工”学生此后虽连续多次上书请愿，仍然没有结果。在此情况下，阮啸仙与同学们一起，组织了200多人的退学团，决定以集体退学的行动进行抵制。同时，阮啸仙还到参议院据理力争，要求国会主持公理。在阮啸仙等人的强烈要求及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陈炯明害怕事情闹大，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地位，终于于6月12日下令撤换了校长。
对这次历时近3个月之久的改造“甲工”的结局，阮啸仙在这年10月编就的《改造日记》中，十分高兴地写道：
现在工艺局取消了，工校是独立了，经费也有扩充的希望，校长也能得个工业人才，工校算是从根本改造过……
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大教育和鼓舞了“甲工”的学生们,对于广州的青年学生运动，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甲工”因而成为全市学生运动的核心，阮啸仙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被誉为“甲工”的“四大金刚”。
阮啸仙在这场斗争中，开始显露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在广州青年学生中赢得了较高的威望，并引起了陈独秀的高度关注。
受陈独秀的委托，阮啸仙大刀阔斧整顿广东团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虽因事未出席党的成立大会，但鉴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望及在建党方面的突出贡献，加上共产国际的信任与支持，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这年9月，他离开广州，赶回上海，负责履行中央局总书记的工作。
阮啸仙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加积极投身青年学生运动。1922年秋，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他受党组织委派，随即开展工人运动。他与冯菊坡、刘尔崧等人创办了“爱群通讯社”，参与筹办出版《珠江评论》；成立“广东工会联合会”。正当阮啸仙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之际，1923年初夏，他接到陈独秀的指示，要他负责着手整顿广东团组织。
阮啸仙对广东团组织的情况十分熟悉。早在1920年8月，谭平山等人就在广州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阮啸仙、刘尔崧等积极参与了建团活动。由于初期缺乏经验，团组织宗旨混杂，不久“自行宣布解散”。1921年冬，根据“少共国际”的意见，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决定暂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行团中央职权，领导全国建团工作。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支部和谭平山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决定在广州“组织分团”。阮啸仙在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下，大力协助谭平山，创办《青年周刊》，办起青年剧社，成立演讲队，组建劳动通讯社，并撰写时政评论，宣传青年团的宗旨，激发广大青年的政治热情。在谭平山、阮啸仙等人的努力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于翌年初重新恢复建立，成立时团员即达500余人。团组织恢复建立不久，旋即遭受军阀陈炯明叛乱的影响，团组织虽未被冲垮，但活动转向半秘密状态。加上当时有的团领导在事变中犯了错误，或被迫出走广州，团员一度缺乏领导，组织严重涣散，纪律松弛。这种情况若不尽快得到改变，势必严重影响广东党团组织的战斗力。时为中央局总书记的陈独秀，马上想到了“甲工四大金刚”之一的阮啸仙。于是，在1923年初夏，即平定陈炯明叛乱，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后不久，党中央和陈独秀决定委托在青年中享有较高威望的阮啸仙，负责整顿健全广东青年团。
阮啸仙十分感谢党中央和陈独秀对自己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他在5月20日写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表露了这样的心境：
我从工校出来，即跑入劳动阶级做实际的工作，个人甚有兴趣，即在粤劳工统一的运动——工人大联合，也算有了段落，广东工联会成立了，所差劳工同志们人才甚少，于精神上还欠缺工夫，但已打出血路，成功不难了。实庵又要我做S.Y.工夫（实庵，是陈独秀用过的名字；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他说青年运动未有适合而且努力的人。我本不舍得劳工运动……但在事实上，确有如实庵所言，现在不得不勉强注全力于S.Y.的工作，而劳工方面也要兼顾，因为我乐趣所在。
这封信充分体现了陈独秀对阮啸仙的信任，从中也可看出阮啸仙坚定的组织观念。正如阮啸仙在信中所说，“我初接手，好像百孔千疮，不知从何做起”，“现在为时间所迫，觉得很是棘手”。他意识到此种局面的严重性，决心“尽我的力量”，“好歹都要担当起来，不可放弃”，“非从根本上进行整顿不可”。于是，阮啸仙在兼顾工人运动的同时，按照陈独秀的指示，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广东团组织的各项整顿工作。
首先，在思想上，阮啸仙一方面重新组织团员登记，开展深入细致的团员思想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撰写文章，指导革命青年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担当责任。他在《青年改造环境的工具》等文章中指出：“把有改造宏愿的青年”，“为新社会的健儿，为主义的实行家”，“为旧社会环境的破坏者”。“劳苦大众是新中国的真势力，这种真势力得到学生的诚心引导，便可做国民运动的重要分子，而且是最重要的分子；没有这真势力，学生本身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新势力”。他还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团结革命青年的“革命团体，是为青年无产阶级的团体”，是“使本团循序渐进变为青年奋斗的团体”；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向青年“传播主义”，即传播马克思主义，不要在“主义上发生危险”。只有广大团员青年从思想上明了这些道理，才能把团组织整顿建设好。
其次，在组织上，阮啸仙主持召开了广州地区各团小组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职权，并推选阮啸仙为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代行团区委书记职权。群龙有首了，就便于开展全区团的工作。阮啸仙接任后，“天天都奔走，不是组织小组，就是同个人谈话”，对团的整顿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第三，在领导原则上，阮啸仙针对原先团领导“集权制”的现状，注重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根据陈独秀和团中央的指示，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阮啸仙在确定当前的阶段性工作任务时，采取召开团员代表会议的方式来民主决定。正如他在写给团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所说：广东“各校务处之内部组织注重实际分工，免至由集权制，变成校务主任独当其冲”。文中所指“校务”，即团务；“校务主任”即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又说，“区执委委员5人，完全分配工作”，使区团委能各司其责，形成合力，共同搞好团的工作。
第四，在纪律上，阮啸仙鉴于年轻人身上存在“凭主观”、“喜欢个人自由”、“不肯恪守团体纪律”等方面的缺点，指出要随时向团员进行“我们为什么要有团的纪律？不遵守纪律会发生什么弊害”等问题的教育，进行“充量解释，并常在事实上加以纠正”；对那些不参加团的活动的“挂名”团员，阮啸仙严肃给予团纪处理，以纯洁团组织和提高团的战斗力。
第五，在政策上，阮啸仙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团体，与普通团体不同之点，在于明确而且对于现实社会很需要的政策，不然便是乌托邦，永不能完成其所负的使命。”为此，要将团组织所确定的政策，反复向团员解释，使他们“了解政策”。
第六，在工作上，阮啸仙认为，了解了政策，谨守纪律，但“如果站着不动，不去找工作做，政策仍不能实现，纪律不见得可贵”。他强调，在顺利的时候要努力工作，在不顺利的时候亦要努力工作，“要做革命工作，都要忍辱负重，努力向前”。
经过整顿，广东青年团团员数量稳步增加，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团的面貌焕然一新。据1923年6月不完全统计，粤区各地团支部、团小组已重新建立了20多个，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在广州市10个学校中建立，广东团的工作一跃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区之一。
1923年9月30日，阮啸仙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广东团组织的整顿工作情况，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阮啸仙在广东青年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先后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委会上，广东青年团的工作，得到了会议的高度评价：“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S•Y均参加。”
（责任编辑：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