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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19世纪60～90年代，晚清洋务官僚为“自强”和“求富”，创办了一批近代化军事和民用工业，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企业产品管理和分配等方面受封建衙门作风和旧式企业管理方法的影响，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相比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总体来看，洋务企业起点低，弊病丛生，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洋务企业；洋务官僚
洋务运动是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为维护其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而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目的在于希望引进西方先进的船舰和利器，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这场近代化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对此，学术界早有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洋务企业管理制度为切入点，对洋务企业管理制度的封建性和落后性作初步探讨，以期更准确地把握洋务运动的历史使命。
一、洋务企业概况
晚清洋务官僚将创办近代化事工业作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1861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①的意愿下，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揭开了中国引进西方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序幕。但是，此时正值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南北进行最后决战，清廷无暇顾及投资近代企业，创办的军事工业规模比较小，技术落后，效益并不大。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则是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1865年，在曾国藩的鼎力支持下，由李鸿章筹集资金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之后，洋务派官僚陆续创办了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这些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各式枪炮、弹药、钢铁，同时兼造地雷、轮船等。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洋务官僚逐渐认识到“求强”必须寓于“求富”之上，在创办军用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其经营方向由军事转向民用。主要的民用企业有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此外，还有火柴业、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涉及采矿、冶炼、织布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电等交通运输业。虽然，这些民用工业“构成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整体”，②但是，“在当时条件下，离开资本主义这一新生产关系的充分发展，便等于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是不可能开花结果的”。③同时，受帝国主义的压制和排挤，缺乏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二、洋务企业的管理模式
所谓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为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在生产管理实践中指定的各种带有强制性义务，并能保障一定权力的各项规定或条例，包括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产品的管理和分配、民主制度等，而洋务企业管理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洋务官僚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
近代洋务企业是晚清洋务官僚在列强的刺激以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企业在人事管理、产品的管理和分配等方面带有浓厚的西方引进色彩，同时又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沾染了难以摆脱的封建性，打上了既进步又落后的时代烙印。
（一）以洋务官僚为指导的企业管理模式
晚晴洋务企业不管是以官办形式组织的军用企业，还是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组织的民用工业，这些近代化的企业是晚清政府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同时，由于本国生产力的落后，植于国外先进技术的军工和民用企业只能依靠政府创办。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地方督抚掌握了晚清政府的部分实权，而这些人大都是效忠朝廷的洋务官僚，在洋务企业管理中形成了以洋务官僚为主导的企业管理模式。这些洋务企业受总督、巡抚辖制，总督、巡抚之下有总办、提调、委员等人，这些人都是由总理衙门或南、北洋大臣委任的，既享有经济利益，又有官位品级；既在朝廷任职，又管理企业。企业原料采购、产品的调运、企业用人等完全听命于官府。当时就有人指出：“官督商办之不能无弊也。夫泰西虽官督一体，然商务则官保护之，维护之，必侵其权也。”④而洋务企业的总办、帮办对企业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知之甚少，企业的重大决策权也由这些人控制。1878年，上海织布局筹建期间，总办彭汝宗在招股、购置机器、建厂等方面急于求成，购置机器800部，结果这些机器都是劣质机器，根本不能运转。郑观应向李鸿章揭发彭汝宗的劣行时说：“或独断而不相谋，或会商而不见纳”。⑤1880年，李鸿章让郑观应管理上海织布局，郑观应上任后，在招股、建厂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整顿措施，并制定了相关的厂规，织布局出现了好转。但在1883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上海股票大幅下跌，郑观应则投机倒把，私自挪用民股做生意，严重影响了织布局的筹建。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总办依仗官府，利用手中职权，干涉企业经营管理，而股民则处处受封建官吏的宰割。“企业的重大决策权操之于官，只有官监督商股，而无商股制衡官权”⑥。正是由于难以摆脱的封建性，使得企业在运营管理上丧失了灵活性和自主性，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当时就有人批评道：“试观二十年来，到处创办，到处无成，究未尝参一官，治一罪，以昭炯戒。”⑦
因此，以洋务官僚为指导的企业管理机制和清廷无视民意，不顺应时代潮流，政府和官员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做法使众多洋务企业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大多数洋务企业经营惨淡，不是亏损就是倒闭。正如李时岳先生所说：“洋务派既是洋务企业的创办者，又是洋务企业的扼杀者。”
（二）人事管理上，委任制与工头制并存
所谓委任制，是以企业内部管理层为基础，上级委任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制度。在这种人事管理机制下，上级选用下级时很大程度上依靠个人关系，完全不考虑下级的能力、才干和技术的熟练程度。而下级则效忠于上级，按照上级的计划和命令行事，这完全与以考核为主要方式的现代企业用人机制相背离。
洋务企业在人事管理上，企业的上层领导和下层的工人没有像近代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建立科学的人事管理机制和意在提高工人素质和技能的培训机制。洋务企业上层领导层中，各局、厂内部经营管理者有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人员。主持生产的又有监督、总监工、总考工、总工程师、领班等名目。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企业管理层，他们并不是靠个人的管理才能和技术熟练程度进入企业领导层，而是凭借个人关系进入企业管理层的。“总之缺，向归总办分派，非唐即润，间用他姓，必须打通关节。”⑧[盛宣怀担任几个洋务企业督办期间，利用手中职权，在天津电报总局的各机构中安插亲朋好友达30多人，而这些人都是一些不懂经营和管理的无能之辈。下层的工人管理则是封建的工头制，官办企业的工人大都来自军队，沿用军队的管理模式。每五人设什长一名，每十人设队长一人，什长、队长由勤快士兵担任，对工人的衣食住行严加稽查。官督商办企业或官商合办企业工人虽都雇佣而来，但这些人大都临时拼凑而成，在进工厂之前也没有进行专门的技术训练。1861年，黄君宇主管上海织布局时说:“女工都无充分训练，工作不良，布质随劣。”⑨工人也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有的局厂设有刑庭，公然对工人进行处罚，处处受官吏的压迫。1893年11月3日，捷报登载一名刚任湖北织布局监工的英国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这个工厂都是男工与幼童……（工人们）离开工厂出去散步的机会都很少，因为厂中做工是从早晨直至下午六点钟……这些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到一个体格健康的人。”⑩
（三）企业产品的非商品化
盈利是企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企业的盈利要建立在商品化管理和经营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扩大商品销售，这是企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
比较之下，晚晴洋务官办企业首先要服从政治和军事需要，企业产品不参与市场流通，而是作为军用物资调拨给湘、淮各军使用，这就限制了企业内部资金的积累，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初，官办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生产管理困难的现状，对此，钟天伟认为主要是由于官办企业缺乏商务观念，脱离市场，经营管理腐败所造成的，因此，他建议官办军工企业实行市场化管理，使官办军工企业在满足军事需要的前提下，适当生产民用物资。钟氏建议道：“以其余力听其民制机器、轮船及救火水龙，并一切开矿、挖河、抽水磨麦、纺纱、织布机器，以收其利。”11钟氏主张转变企业经营方向，按市场原则办事，那么就会“风气大开，人才日出，工艺日益推进，不凡国家之提倡矣”。12实际上，钟天伟的主张是将企业管理活动中的商务观念导入军工企业生产之中。然而，洋务官僚创办军工企业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其统治，防止民变。1865年，李鸿章几次上凑清廷，军事工业必须由政府严格控制，不许民间私自制造，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市场化管理截然不同。
如果洋务军工企业是洋务官僚为防止民变而进行垄断，那么洋务民用企业应以商品化观念为指导，按市场买卖原则和市场规律办事，但是，洋务官僚创办的民用工业也首先要服从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如轮船招商局首先要保证军粮和武器的运输，各煤矿所产之煤首先要满足各局、厂机器用煤和南、北洋军舰用煤的前期下才能流向市场，企业经营管理和产品生产不但没有面向社会需求，反而受官府限制和干涉，其衰退、亏损和倒闭是必然结果。
三、结语
总之，洋务官僚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揭开了封建中国应运西方先进技术的序幕，在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建立我国近代工业体系，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洋务近代企业的封建性大大妨碍了西方技术的利用和发展” 。13因此，由于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没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即便是洋务官僚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耗费巨资，引进大量近代化的机器和设备，但还是难逃失败的厄运。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近代化运动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封建的、落后的管理体制是不可能适应机器大生产的需要的，要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就必须对封建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运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才能使企业获得长远发展。
[注释]
①曾国藩：《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37页。
②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页。
③13 黄逸峰、姜铎：《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经验教训》，《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115页、第116页。
⑤⑦11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0页、第245页、第52页。
④⑧⑨⑩1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6页、第250页、第231页、第232页、第232页。
⑥冯晓宏：《浅析近代洋务企业的管理体系》，《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摘要]19世纪60～90年代，晚清洋务官僚为“自强”和“求富”，创办了一批近代化军事和民用工业，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企业产品管理和分配等方面受封建衙门作风和旧式企业管理方法的影响，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相比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总体来看，洋务企业起点低，弊病丛生，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洋务企业；洋务官僚
洋务运动是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为维护其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而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目的在于希望引进西方先进的船舰和利器，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这场近代化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对此，学术界早有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洋务企业管理制度为切入点，对洋务企业管理制度的封建性和落后性作初步探讨，以期更准确地把握洋务运动的历史使命。
一、洋务企业概况
晚清洋务官僚将创办近代化事工业作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1861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①的意愿下，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揭开了中国引进西方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序幕。但是，此时正值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南北进行最后决战，清廷无暇顾及投资近代企业，创办的军事工业规模比较小，技术落后，效益并不大。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则是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1865年，在曾国藩的鼎力支持下，由李鸿章筹集资金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之后，洋务派官僚陆续创办了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这些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各式枪炮、弹药、钢铁，同时兼造地雷、轮船等。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洋务官僚逐渐认识到“求强”必须寓于“求富”之上，在创办军用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其经营方向由军事转向民用。主要的民用企业有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此外，还有火柴业、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涉及采矿、冶炼、织布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电等交通运输业。虽然，这些民用工业“构成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整体”，②但是，“在当时条件下，离开资本主义这一新生产关系的充分发展，便等于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是不可能开花结果的”。③同时，受帝国主义的压制和排挤，缺乏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二、洋务企业的管理模式
所谓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为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在生产管理实践中指定的各种带有强制性义务，并能保障一定权力的各项规定或条例，包括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产品的管理和分配、民主制度等，而洋务企业管理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洋务官僚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
近代洋务企业是晚清洋务官僚在列强的刺激以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企业在人事管理、产品的管理和分配等方面带有浓厚的西方引进色彩，同时又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沾染了难以摆脱的封建性，打上了既进步又落后的时代烙印。
（一）以洋务官僚为指导的企业管理模式
晚晴洋务企业不管是以官办形式组织的军用企业，还是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组织的民用工业，这些近代化的企业是晚清政府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同时，由于本国生产力的落后，植于国外先进技术的军工和民用企业只能依靠政府创办。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地方督抚掌握了晚清政府的部分实权，而这些人大都是效忠朝廷的洋务官僚，在洋务企业管理中形成了以洋务官僚为主导的企业管理模式。这些洋务企业受总督、巡抚辖制，总督、巡抚之下有总办、提调、委员等人，这些人都是由总理衙门或南、北洋大臣委任的，既享有经济利益，又有官位品级；既在朝廷任职，又管理企业。企业原料采购、产品的调运、企业用人等完全听命于官府。当时就有人指出：“官督商办之不能无弊也。夫泰西虽官督一体，然商务则官保护之，维护之，必侵其权也。”④而洋务企业的总办、帮办对企业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知之甚少，企业的重大决策权也由这些人控制。1878年，上海织布局筹建期间，总办彭汝宗在招股、购置机器、建厂等方面急于求成，购置机器800部，结果这些机器都是劣质机器，根本不能运转。郑观应向李鸿章揭发彭汝宗的劣行时说：“或独断而不相谋，或会商而不见纳”。⑤1880年，李鸿章让郑观应管理上海织布局，郑观应上任后，在招股、建厂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整顿措施，并制定了相关的厂规，织布局出现了好转。但在1883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上海股票大幅下跌，郑观应则投机倒把，私自挪用民股做生意，严重影响了织布局的筹建。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总办依仗官府，利用手中职权，干涉企业经营管理，而股民则处处受封建官吏的宰割。“企业的重大决策权操之于官，只有官监督商股，而无商股制衡官权”⑥。正是由于难以摆脱的封建性，使得企业在运营管理上丧失了灵活性和自主性，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当时就有人批评道：“试观二十年来，到处创办，到处无成，究未尝参一官，治一罪，以昭炯戒。”⑦
因此，以洋务官僚为指导的企业管理机制和清廷无视民意，不顺应时代潮流，政府和官员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做法使众多洋务企业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大多数洋务企业经营惨淡，不是亏损就是倒闭。正如李时岳先生所说：“洋务派既是洋务企业的创办者，又是洋务企业的扼杀者。”
（二）人事管理上，委任制与工头制并存
所谓委任制，是以企业内部管理层为基础，上级委任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制度。在这种人事管理机制下，上级选用下级时很大程度上依靠个人关系，完全不考虑下级的能力、才干和技术的熟练程度。而下级则效忠于上级，按照上级的计划和命令行事，这完全与以考核为主要方式的现代企业用人机制相背离。
洋务企业在人事管理上，企业的上层领导和下层的工人没有像近代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建立科学的人事管理机制和意在提高工人素质和技能的培训机制。洋务企业上层领导层中，各局、厂内部经营管理者有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人员。主持生产的又有监督、总监工、总考工、总工程师、领班等名目。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企业管理层，他们并不是靠个人的管理才能和技术熟练程度进入企业领导层，而是凭借个人关系进入企业管理层的。“总之缺，向归总办分派，非唐即润，间用他姓，必须打通关节。”⑧[盛宣怀担任几个洋务企业督办期间，利用手中职权，在天津电报总局的各机构中安插亲朋好友达30多人，而这些人都是一些不懂经营和管理的无能之辈。下层的工人管理则是封建的工头制，官办企业的工人大都来自军队，沿用军队的管理模式。每五人设什长一名，每十人设队长一人，什长、队长由勤快士兵担任，对工人的衣食住行严加稽查。官督商办企业或官商合办企业工人虽都雇佣而来，但这些人大都临时拼凑而成，在进工厂之前也没有进行专门的技术训练。1861年，黄君宇主管上海织布局时说:“女工都无充分训练，工作不良，布质随劣。”⑨工人也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有的局厂设有刑庭，公然对工人进行处罚，处处受官吏的压迫。1893年11月3日，捷报登载一名刚任湖北织布局监工的英国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这个工厂都是男工与幼童……（工人们）离开工厂出去散步的机会都很少，因为厂中做工是从早晨直至下午六点钟……这些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到一个体格健康的人。”⑩
（三）企业产品的非商品化
盈利是企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企业的盈利要建立在商品化管理和经营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扩大商品销售，这是企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
比较之下，晚晴洋务官办企业首先要服从政治和军事需要，企业产品不参与市场流通，而是作为军用物资调拨给湘、淮各军使用，这就限制了企业内部资金的积累，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初，官办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生产管理困难的现状，对此，钟天伟认为主要是由于官办企业缺乏商务观念，脱离市场，经营管理腐败所造成的，因此，他建议官办军工企业实行市场化管理，使官办军工企业在满足军事需要的前提下，适当生产民用物资。钟氏建议道：“以其余力听其民制机器、轮船及救火水龙，并一切开矿、挖河、抽水磨麦、纺纱、织布机器，以收其利。”11钟氏主张转变企业经营方向，按市场原则办事，那么就会“风气大开，人才日出，工艺日益推进，不凡国家之提倡矣”。12实际上，钟天伟的主张是将企业管理活动中的商务观念导入军工企业生产之中。然而，洋务官僚创办军工企业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其统治，防止民变。1865年，李鸿章几次上凑清廷，军事工业必须由政府严格控制，不许民间私自制造，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市场化管理截然不同。
如果洋务军工企业是洋务官僚为防止民变而进行垄断，那么洋务民用企业应以商品化观念为指导，按市场买卖原则和市场规律办事，但是，洋务官僚创办的民用工业也首先要服从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如轮船招商局首先要保证军粮和武器的运输，各煤矿所产之煤首先要满足各局、厂机器用煤和南、北洋军舰用煤的前期下才能流向市场，企业经营管理和产品生产不但没有面向社会需求，反而受官府限制和干涉，其衰退、亏损和倒闭是必然结果。
三、结语
总之，洋务官僚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揭开了封建中国应运西方先进技术的序幕，在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建立我国近代工业体系，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洋务近代企业的封建性大大妨碍了西方技术的利用和发展” 。13因此，由于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没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即便是洋务官僚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耗费巨资，引进大量近代化的机器和设备，但还是难逃失败的厄运。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近代化运动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封建的、落后的管理体制是不可能适应机器大生产的需要的，要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就必须对封建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运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才能使企业获得长远发展。
[注释]
①曾国藩：《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37页。
②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页。
③13 黄逸峰、姜铎：《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经验教训》，《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115页、第116页。
⑤⑦11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0页、第245页、第52页。
④⑧⑨⑩1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6页、第250页、第231页、第232页、第232页。
⑥冯晓宏：《浅析近代洋务企业的管理体系》，《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