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人的理解力、感受力、想象力跟文字的相遇，至于这文字来自纸张，还是电子屏幕，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毫无差别。但一个人怎么开始自己一生的阅读，在大部分时间里读什么，怎么阅读，却又彼此相关，都还跟时代以及载体关联十分紧密。
　　 我们这批生于60年代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经历，当然是时代塑造出来的。小学阶段赶上文革，无书可读。进大学正好改革开放带来了图书市场繁荣，但囊中羞涩，无力购书，只能望洋兴叹。逛书店的习惯却是高中时候养成的。学校离家远，中午吃过食堂后到下午上课，有一两个小时。整整两年，几乎全部泡在书店里。那时候书店不开架，要看什么书，得请售货员从架上抽出来递到手中翻阅，连看几本不买的话，售货员的白眼和不再搭理是必然的。我一天接一天地去隔着柜台盯着书架看，那些书名几乎全都能背出来了。与其说很多的知识都是从书店里学到的，不如说想占有这些书的愿望，是从书店里培养出来的。80年代早期，书只几角钱一本，超过一元就是很厚的书了。我曾经骑自行车跑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去逛一个公园，公园门口有一家书店，进去之后买了四本书出来，花光了口袋里的钱，连买公园门票的钱也不够了。结果用剩下的钱买了两只烧饼，就着自来水龙头吃了午饭，坐在公园门口读了几个小时的书，然后再骑车回到学校，一点也不觉得苦。
　　 围绕着书的聚散，最基本的方式，即是买书和卖书，包括交易的场所、交易方式，以及买卖关系的建立，构成了纸媒图书本身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不打上时代和历史的烙印。今天通过亚马逊或者当当网下单快递送书上门的人，将流通领域里的故事全都省略了。而在物流成为时代的标准化服务之前，我们和旧书的相遇，常常有一个传奇般的故事和意味深长的历史。北京专营旧书的中国书店，由民国时期个体旧书铺公私合营演变而来，此前由清朝中期之后集中于琉璃厂宣南一带的旧书摊延续下来，再往前可以追溯到明朝报国寺的书市。广安门内大街的报国寺的旧书摊儿，因为离家近，是常去买旧书的一个地方，据说很多有名的文玩藏家都起家于这个市场，2015年才关闭。明朝报国寺（那时叫慈仁寺）卖书的盛况，孔尚任诗中述及，当时的文艺青年想拜见诗坛领袖王士禛而没有机缘，在报国寺旧书摊上准能等到他。潘家园和城南旧货市场（关闭快十年了），也是我每月甚至每周的必去之地。藏书对我个人而言，并非始于一个巨大的决心，乃是出自无数细小行动的日积月累。喜欢书，而北京的旧书市场货源充足，价格低廉，使收入不高的读书人能买得起，不期然而然地逐渐养成藏书习惯，几十年下来，跟北京卖旧书的人也混成了脸熟，无论在太庙、地坛的季节性临时书市上，还是北大、人大的周末校园文化市场（几年前先后关闭了），我知道他們是同一批人。面包车，编织袋，从千家万户收来，再卖给喜欢和需要的人。卖书人的目的明确，要挣钱养家糊口;我的目的是什么，自己实际上经常弄不清楚。不过是买书成癖，不能割舍，一周不去旧书摊上看看，心里空落落的，仿佛错过了什么似的。佛家讲业力，身口意，三者所造的业，代代相续。真不知自己前世造了什么孽，得到藏书这个报应。不过细思所谓文脉，不就是文化依靠业力传承的线索吗？读书种子，肯定属于那种少数对于文字缺乏免疫力的人，读进去之后再读不出来，结果害得自己干不了别的事情了。才拙尝尽觅句苦，目涩偏想万卷穷，这是我过去写的两句诗。有时候，你走了千万里的路，结识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情，仿佛是为了一本书中早已经写好放在那里的几句话，这些话曾经在你的脑海中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但是你永远也说不出来。读到它们的那一刻，你仿佛遇见故知一样。
　　 生机勃勃的原生森林非关人力，栽培浇灌修剪维护全免，那些高大的树木，他们的种子落地之后自己会生长起来，迎着风霜雷电，享受自己的晨昏寒暑。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生生不息，自有其奥秘，王朝更替，异族入主，战乱饥馑，地震火灾，什么也不能阻止它延续自己的命脉。安史之乱让唐朝在十年间人口锐减十分之七，老杜不过一句“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唐诗转了一个调，从升C变成了降E。我猜想，传承的一个关键，在于读书种子的培养。秦火之后，伏生授徒，经之命脉，曾悬于一线，而终未断绝。
　　 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说过，男人最大的排在第一位的动机，不是性，而是某种指向宗教的东西，类似于形而上学的冲动，或者干脆说是使命感，孟子那种天降大任的感觉，也许真的让你觉得人世间不白来一趟。连佛陀不也宣称他为一大事因缘而来，要度化众生。
　　 不知不觉四十年过去，竟然积累了五万册，一边觉得颇有成绩，一边又感觉无可奈何。去年我曾写过一首诗《搬书感喟》：（有序，书房者，环壁皆书也，填满之后，漫于地面，积久成山，几无处下脚。倾三日之力，搬动数千册，清剿书房之患，还我容膝之安。）集书成癖四十年，人弃我取乐无边。聚敛唯愿收罗广，裁断总嫌不够严。书多每患搬家苦，屋窄偏逢日日添。拼尽填海移山力，了此一生文字缘。
　　 四十年来，我从自己的藏书生涯中学到的，比阅读任何一本书学到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