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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应该起源于“文革”肇始的1966年，后波及全国各机关团体和厂矿企业。“忠字舞”“万岁歌”“红宝书”和绿军装是其最显著的标志。结束时间应该是1976年。所以“文革”过后，舆论对它的评价是“专搞个人崇拜”“愚昧民众”又“劳民伤财”。然而曾亲历此事的我，却觉得世间事又常有例外，譬如我当时所在的宣传队，就没随大流，编演过不少民众真心欢迎的文艺作品。
“右派”编导的《送瘟神》使宣传队扬名
说来断愧，当年我所在的宣传队在全国来说恐怕是“档次”最低的，那就是湖南华容县隆西公社八千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1972年10月，以知青身份下乡的我，已在八千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我新结识的朋友——念过高中的大队民兵营长老包突然找到我，说今年年底公社要搞文艺汇演，指令每个大队都要参加，所以支部决定迅速组队，并将我从学校调出，去当导演。
我顿觉惶恐。大队领导肯定是见我常带着学生排演文艺节目才作此决定，可那是领着学生娃胡喊乱唱的“小打小闹”，怎能登公社的“大雅之堂”？于是我想起了大我整整20岁的长兄贺绍禹，他原来是县业余剧团的编导，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眼下也下放在“八千”，正在大队的窑厂担砖。可他仍不吸取教训，工余饭后总是趴在桌子上乱写，故写成的稿子早就装满一箩筐，其中就有一份反映洞庭湖地区围歼血吸虫病的音乐短剧，篇名叫《送瘟神》，而曲谱取的是本地人都熟悉的花鼓戏腔调，应该挺适合排练献演。
我便将想法对包营长汇报，正担心老兄是“右派”，意愿难成，哪知这时已兼任宣传队队长的老包竟喜笑颜开一锤定音：这是好事！那《送瘟神》明摆是謳歌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什么右派不右派，我亲自去请！
于是，我老兄便拿出在县剧团的看家本领，使《送瘟神》的排练几乎接近了县级水准。后来在公社举办的年终汇演现场，《送瘟神》一开场就使观众耳目一新，不断鼓掌，连公社专程请来当评委的县文化馆的老师，竟也两次从评委席上起立拍掌。演出结束，《送瘟神》即获殊荣：全场唯一一个特等奖！
过后我和老兄议论，《送瘟神》的成功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在那满场“一片红”、却让人久看生厌，并在无任何实际内容的“忠字舞”“三句半”“对口词”“万岁歌”中，它首先就使人觉得形式新颖，故吸引人眼球。二是其内容按照“奂美洞庭”“遍野哀鸿”“枯木逢春”“人寿年丰”四个曲章展开，层次分明，叙述清楚，使观众觉得“讲”的是实在事。三是“整篇”配用的是花鼓戏音乐，虽经“改造”，但本地人一听就舒畅悦耳，得到了艺术享受。另外还有一个“功劳”属于我，那就是上演前我曾力排众议，坚持要大队花钱置一台幻灯机，演出时将每句歌词都映放得清清楚楚，使观众弄懂了唱词含义，自然备受感染。再就是我坚持在木制的锄头、铁锹等道具的刃口处涂上白漆，故舞动道具时“刃口”不停闪光，观众说“像真的一样”。
我始终忘不了其中的一些唱词，如开头几句——
八百里洞庭似画笺，四岸划出好田园。
满田黄金是金稻，遍地白银是银棉。
高粱红来蚕豆绿，红绿宝石锦上嵌。
张张鱼帆仓仓满，压得满湖波浪翻。
我心目中两名优秀的文艺战士
《送瘟神》的演出成功，使“八千宣传队”交上了好运。公社党委考虑血吸虫病本属当地的最大病害，全社至少有1/3的人感染，便下“血本”，先拨给大队5000个“义务工日”（即让大队在当年的全社义务工统一摊派中少承担5000个工日），再拨给宣传队1000元，让我们添置服装道具，令我们将《送瘟神》往各大队巡回上演，以激发全社人民抗击“瘟神”的斗志。
我们俨然成了个半脱产单位，立即添置了话筒等设备，每人又置了一套簇新的绿军装，还扯起了“八千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旗，好不得意。
第二年，即1973年冬天，我们宣传队更出了大名。
隆西公社的南端堤外就是洞庭湖，故属湖洲平原，地势偏低，遇洪涝灾害时难排渍水。为此在1973年夏天公社就决定，秋收一完即举全社之力，开掘一条宽50米、长30华里、横贯全社、定名为“隆西大港”的长渠，接通洞庭湖，旱灌涝排以绝水患。这在当年的隆西公社可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们接到了往工地上作“战地演出”的命令，却因时间仓促，颇为编演什么样的节目犯难，不料包队长却领着两位“高人”上门，不但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更使全队的演出获得了质的升华。
一位是康华胜，从“援越抗美”部队文工团复员回县的老兵，当时二十六七岁，剑锋眉英姿潇洒，时任县委工宣队驻八千大队组长。另一位小谭，我至今不知其全名，当时十七八岁，是一位眉清目秀、极为俊俏的女孩，时任县委工宣队队员。当包队长介绍我们相识之后，康组长就极恭谦地递给我一份有三段词的歌稿，题目叫“公社党委派我们到这儿来”，第一段词是：
公社党委派我们到这儿来，
隆西沟旁扎营寨。
革命哪怕千重险，
誓把山河重安排。
顶风雪、抗严寒，
战难工，扫障碍，
为了建设华容南大门，
千斤重扫挑起来。
大港修成连接江和海，
把千百年的水患甩天外。
我们是英勇的公社社员，
为革命来把隆西大港开。
我看完心神激动，这歌词满溢着壮志豪情，在现场演出肯定能激发民工斗志。再按谱哼唱，未哼完我便意识到这次遇上了“高人”。我立马拉琴，请康组长示范演唱。但见他和小谭舒展歌喉，就听得高亢浑厚的男声和清澈悠扬的女音交织如天籁，一瞬间就将全场人惊呆，回过神后大家才猛拍巴掌。
1975年，湖北黄陂县某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于是，此曲便以康、谭二人领唱，十余人持锄头铁锹道具伴舞的形式在工地亮相，在26个大队演出了26场。记得那时正是常下雨雪的三九寒天，冒着冰雪演出的“康谭”和伴舞演员身上常堆满雪花，真像一组巍然屹立、又不时变闪着各种英姿的雕像。 没想到演出后康、谭就和我分别，从此杳无音讯。直到42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康组长的电话，约我在县城相见。会面后，两鬓都已变白的我俩禁不住久久拥抱，坐下后他说费了好多周折才访得我的电话，又将由他主编的一本《1965—2015，华容县援越抗美老兵联谊会纪念册》送给我。再将册子翻至某页，指着一首由乔国凡作词、朱广庆作曲，名字叫《毛主席派我们到这儿来》的歌说：当年我们那首写“隆西沟”的歌，就是按这首曲子填的词。
我眼眶尽湿。这曲子曾历经遥远的邻国越南的战火，又历经四五十年前我国农民倾尽其力、使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得以基本竣工的那场改天换地的战斗，何其珍贵！
“围垦”登台。文艺要为群众服务
1974年春天某日，我们宣传队接受与本大队仅一河之隔的幸福公社围垦大队的邀请，前往演出。到目的地后，围垦大队支书找到包队长和我，说我们这里有个叫张鳳英的妇女，男人腿瘸，一家人的生活就由她担着。缺粮食时，一点米饭全让给婆母和一双儿女，自己只吃菜。队里为照顾她，常在集中搞冬修、防汛等事时，让她“搞饭”（当炊事员），记全劳力工分。可她却觉得受之有愧，一有空就在地里拾些没捡尽的蚕豆或棉花“交公”，还主动为冬修、防汛的劳力们洗衣缝补。没想到去年防汛时，她为劳力们在湖边洗衣，却不慎落水，连尸首都没捞得……
我和包队长听了都为之动容。这时又听支书说：现在你们宣传队名声在外，毛主席讲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所以能不能请你们为这事编个节目，以安死者家属和社员的心……
我和包队长都不敢当即答复。支书走后我脑海里不知为何蹦出了“大爱无痕”这词。接着，动笔急就了一篇《围垦怀念张凤英》的唱词。因距开演仅两三个小时，无法让队友按词排演，我只好决定自己登台。于是便将稿子誊写一份，交给打幻灯的队友。再交代乐队，演出时就用人人皆熟的《湘北鱼鼓》曲调，不过请其只奏前奏和每个乐段之间的过门，而演唱时的伴奏，就由我自己持二胡随词的长短“自奏”。夜晚开演后，我便持琴上台开唱——
围垦垸外是洞庭，
围垦垸内有好人。
她并非，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男子汉，
却本是，孝敬公婆、热心助人、爱国爱集体的平凡女子张凤英。
台下掌声立刻放鞭炮般炸响。此后每一曲段唱完后，总能听见掌声复起。10来分钟后节目将完，我这样唱——
洞庭恶浪吞凤英，
湖滨百里尽悲声。
但只见，婆母白发哭黑发，
更悲恸，尸骨不见难筑坟。
却劝君，勿再为已逝英魂枉悲痛，
当尽力，你一分、我一厘，助其儿女长成人……
出乎意料，此时台下却没响掌声，只听得窸窸窣窣的抽泣声一片。整场演出结束后，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挽着只竹篮，由人扶着颤巍巍上台，近前一看，篮里还冒着热气，竟全是刚煮熟的鸡蛋。
原来，送鸡蛋的是张凤英的婆母。
我至今似乎仍能感觉到那篮鸡蛋的余温，也悟觉出文艺创作者的责任重大。故以诚挚之心，将这些真人真事记下。又想现在年代好，人的寿命长，我昔日的队友应该都健在，便真想问：包队长、康组长、小谭，及曾和我朝夕相处的各位队友，你们都还好吧！
（责任编辑：齐风）
“右派”编导的《送瘟神》使宣传队扬名
说来断愧，当年我所在的宣传队在全国来说恐怕是“档次”最低的，那就是湖南华容县隆西公社八千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1972年10月，以知青身份下乡的我，已在八千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我新结识的朋友——念过高中的大队民兵营长老包突然找到我，说今年年底公社要搞文艺汇演，指令每个大队都要参加，所以支部决定迅速组队，并将我从学校调出，去当导演。
我顿觉惶恐。大队领导肯定是见我常带着学生排演文艺节目才作此决定，可那是领着学生娃胡喊乱唱的“小打小闹”，怎能登公社的“大雅之堂”？于是我想起了大我整整20岁的长兄贺绍禹，他原来是县业余剧团的编导，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眼下也下放在“八千”，正在大队的窑厂担砖。可他仍不吸取教训，工余饭后总是趴在桌子上乱写，故写成的稿子早就装满一箩筐，其中就有一份反映洞庭湖地区围歼血吸虫病的音乐短剧，篇名叫《送瘟神》，而曲谱取的是本地人都熟悉的花鼓戏腔调，应该挺适合排练献演。
我便将想法对包营长汇报，正担心老兄是“右派”，意愿难成，哪知这时已兼任宣传队队长的老包竟喜笑颜开一锤定音：这是好事！那《送瘟神》明摆是謳歌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什么右派不右派，我亲自去请！
于是，我老兄便拿出在县剧团的看家本领，使《送瘟神》的排练几乎接近了县级水准。后来在公社举办的年终汇演现场，《送瘟神》一开场就使观众耳目一新，不断鼓掌，连公社专程请来当评委的县文化馆的老师，竟也两次从评委席上起立拍掌。演出结束，《送瘟神》即获殊荣：全场唯一一个特等奖！
过后我和老兄议论，《送瘟神》的成功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在那满场“一片红”、却让人久看生厌，并在无任何实际内容的“忠字舞”“三句半”“对口词”“万岁歌”中，它首先就使人觉得形式新颖，故吸引人眼球。二是其内容按照“奂美洞庭”“遍野哀鸿”“枯木逢春”“人寿年丰”四个曲章展开，层次分明，叙述清楚，使观众觉得“讲”的是实在事。三是“整篇”配用的是花鼓戏音乐，虽经“改造”，但本地人一听就舒畅悦耳，得到了艺术享受。另外还有一个“功劳”属于我，那就是上演前我曾力排众议，坚持要大队花钱置一台幻灯机，演出时将每句歌词都映放得清清楚楚，使观众弄懂了唱词含义，自然备受感染。再就是我坚持在木制的锄头、铁锹等道具的刃口处涂上白漆，故舞动道具时“刃口”不停闪光，观众说“像真的一样”。
我始终忘不了其中的一些唱词，如开头几句——
八百里洞庭似画笺，四岸划出好田园。
满田黄金是金稻，遍地白银是银棉。
高粱红来蚕豆绿，红绿宝石锦上嵌。
张张鱼帆仓仓满，压得满湖波浪翻。
我心目中两名优秀的文艺战士
《送瘟神》的演出成功，使“八千宣传队”交上了好运。公社党委考虑血吸虫病本属当地的最大病害，全社至少有1/3的人感染，便下“血本”，先拨给大队5000个“义务工日”（即让大队在当年的全社义务工统一摊派中少承担5000个工日），再拨给宣传队1000元，让我们添置服装道具，令我们将《送瘟神》往各大队巡回上演，以激发全社人民抗击“瘟神”的斗志。
我们俨然成了个半脱产单位，立即添置了话筒等设备，每人又置了一套簇新的绿军装，还扯起了“八千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旗，好不得意。
第二年，即1973年冬天，我们宣传队更出了大名。
隆西公社的南端堤外就是洞庭湖，故属湖洲平原，地势偏低，遇洪涝灾害时难排渍水。为此在1973年夏天公社就决定，秋收一完即举全社之力，开掘一条宽50米、长30华里、横贯全社、定名为“隆西大港”的长渠，接通洞庭湖，旱灌涝排以绝水患。这在当年的隆西公社可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们接到了往工地上作“战地演出”的命令，却因时间仓促，颇为编演什么样的节目犯难，不料包队长却领着两位“高人”上门，不但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更使全队的演出获得了质的升华。
一位是康华胜，从“援越抗美”部队文工团复员回县的老兵，当时二十六七岁，剑锋眉英姿潇洒，时任县委工宣队驻八千大队组长。另一位小谭，我至今不知其全名，当时十七八岁，是一位眉清目秀、极为俊俏的女孩，时任县委工宣队队员。当包队长介绍我们相识之后，康组长就极恭谦地递给我一份有三段词的歌稿，题目叫“公社党委派我们到这儿来”，第一段词是：
公社党委派我们到这儿来，
隆西沟旁扎营寨。
革命哪怕千重险，
誓把山河重安排。
顶风雪、抗严寒，
战难工，扫障碍，
为了建设华容南大门，
千斤重扫挑起来。
大港修成连接江和海，
把千百年的水患甩天外。
我们是英勇的公社社员，
为革命来把隆西大港开。
我看完心神激动，这歌词满溢着壮志豪情，在现场演出肯定能激发民工斗志。再按谱哼唱，未哼完我便意识到这次遇上了“高人”。我立马拉琴，请康组长示范演唱。但见他和小谭舒展歌喉，就听得高亢浑厚的男声和清澈悠扬的女音交织如天籁，一瞬间就将全场人惊呆，回过神后大家才猛拍巴掌。
1975年，湖北黄陂县某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于是，此曲便以康、谭二人领唱，十余人持锄头铁锹道具伴舞的形式在工地亮相，在26个大队演出了26场。记得那时正是常下雨雪的三九寒天，冒着冰雪演出的“康谭”和伴舞演员身上常堆满雪花，真像一组巍然屹立、又不时变闪着各种英姿的雕像。 没想到演出后康、谭就和我分别，从此杳无音讯。直到42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康组长的电话，约我在县城相见。会面后，两鬓都已变白的我俩禁不住久久拥抱，坐下后他说费了好多周折才访得我的电话，又将由他主编的一本《1965—2015，华容县援越抗美老兵联谊会纪念册》送给我。再将册子翻至某页，指着一首由乔国凡作词、朱广庆作曲，名字叫《毛主席派我们到这儿来》的歌说：当年我们那首写“隆西沟”的歌，就是按这首曲子填的词。
我眼眶尽湿。这曲子曾历经遥远的邻国越南的战火，又历经四五十年前我国农民倾尽其力、使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得以基本竣工的那场改天换地的战斗，何其珍贵！
“围垦”登台。文艺要为群众服务
1974年春天某日，我们宣传队接受与本大队仅一河之隔的幸福公社围垦大队的邀请，前往演出。到目的地后，围垦大队支书找到包队长和我，说我们这里有个叫张鳳英的妇女，男人腿瘸，一家人的生活就由她担着。缺粮食时，一点米饭全让给婆母和一双儿女，自己只吃菜。队里为照顾她，常在集中搞冬修、防汛等事时，让她“搞饭”（当炊事员），记全劳力工分。可她却觉得受之有愧，一有空就在地里拾些没捡尽的蚕豆或棉花“交公”，还主动为冬修、防汛的劳力们洗衣缝补。没想到去年防汛时，她为劳力们在湖边洗衣，却不慎落水，连尸首都没捞得……
我和包队长听了都为之动容。这时又听支书说：现在你们宣传队名声在外，毛主席讲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所以能不能请你们为这事编个节目，以安死者家属和社员的心……
我和包队长都不敢当即答复。支书走后我脑海里不知为何蹦出了“大爱无痕”这词。接着，动笔急就了一篇《围垦怀念张凤英》的唱词。因距开演仅两三个小时，无法让队友按词排演，我只好决定自己登台。于是便将稿子誊写一份，交给打幻灯的队友。再交代乐队，演出时就用人人皆熟的《湘北鱼鼓》曲调，不过请其只奏前奏和每个乐段之间的过门，而演唱时的伴奏，就由我自己持二胡随词的长短“自奏”。夜晚开演后，我便持琴上台开唱——
围垦垸外是洞庭，
围垦垸内有好人。
她并非，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男子汉，
却本是，孝敬公婆、热心助人、爱国爱集体的平凡女子张凤英。
台下掌声立刻放鞭炮般炸响。此后每一曲段唱完后，总能听见掌声复起。10来分钟后节目将完，我这样唱——
洞庭恶浪吞凤英，
湖滨百里尽悲声。
但只见，婆母白发哭黑发，
更悲恸，尸骨不见难筑坟。
却劝君，勿再为已逝英魂枉悲痛，
当尽力，你一分、我一厘，助其儿女长成人……
出乎意料，此时台下却没响掌声，只听得窸窸窣窣的抽泣声一片。整场演出结束后，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挽着只竹篮，由人扶着颤巍巍上台，近前一看，篮里还冒着热气，竟全是刚煮熟的鸡蛋。
原来，送鸡蛋的是张凤英的婆母。
我至今似乎仍能感觉到那篮鸡蛋的余温，也悟觉出文艺创作者的责任重大。故以诚挚之心，将这些真人真事记下。又想现在年代好，人的寿命长，我昔日的队友应该都健在，便真想问：包队长、康组长、小谭，及曾和我朝夕相处的各位队友，你们都还好吧！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