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与彼时

　　北京大学校内，纪念“五四”的一个论坛活动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前一个月便已经举行。早上8点，会场已无可坐之处。甚至在只能看到直播画面的教室里，连地面都要坐满人。北大教授陈平原走上台去，自如地主持，他在这所大学里不知谈论过多少次“五四”。
　　此场景让我想起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新中国未来记》，书中设想60年后的中国，举行了万国博览会。“各国大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梁启超在小说中特别提到其中一所学校。“单表内中一个团体，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励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因此在博览会中央占了一个大大讲座，公举博士三十余人分类演讲。”各种讲座中，最吸引人的是孔子第72代后人孔弘道的演讲。“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讲演，那日听众男男女女买定入场券来听者，足有二万人。内中却有一千多系外国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宾、印度各国人都有。”各国听众都懂中国话，“因闻得我国第一硕儒演说，如何不来敬听？”
　　场面如此之浩大，“夏志清甚至将其与《法华经》开篇佛祖说法的场景相比。”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里写到了这一幕。而此时，2019年3月底的北大，王德威在陈平原的介绍下出场。我看到身旁一位因起得太早趴卧桌子的北大学生翻将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直到王德威讲完。
　　作为研究晚清的专著，《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文版导论的标题叫作“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当年试图藉此重理晚清文学文化的脉络，并挖掘“被压抑的”现代性线索。他整理了狭邪、公案、谴责、科幻四种小说类型，视之为现代情感、正义、价值、知识论述的先声。他认为在西学涌进之前，晚清作家想象、思辨“现代”的努力不容抹煞。这也给他招来非议——认为他太不看重“五四”。在“五四100周年”来临前，他干脆写了一篇文章叫《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五四100年之后，文学对我们仍然有意义的话，我们所面临的文学风景是什么？”王德威站在台上自我反问道。
　　“五四运动以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所号召的‘文学革命’为肇始点。由文学所承载的批判性及创造力，成为启动、支撑革命想象和实践最重要的资源。汉娜·阿伦特曾有名言：革命的意义无他，即在于引发人同此心、共创新猷的感染力。这一革命性的感染力见诸五四，就是文学。”王德威认为这里所谓“文学”，不再仅限于学院规划的纸上文章，或文学史所罗列的大师经典，而是“一种应答并改变世界的方法，一种石破天惊的活力，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
　　八年前的一次采访，我曾问王德威：“文学区别于政治和历史的本质是什么？”王德威回答，文学追根究底的基本问题是去引起虚构性。“我们是做虚构性的，而且把它当一个问题来做，我们把虚构的问题嫁接到历史的经验和现实里面，投射未来跟过去。”彼时，他在举例时马上提到的一个作家是刘慈欣。
　　八年前，科幻作家刘慈欣还不像今天一般为大众所知。 此时，在北大的讲台上，王德威没有讲大家已经熟知的刘慈欣，他讲到了中国当代另一位科幻作家韩松。他演讲的题目就叫《鲁迅，韩松，与未完成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
　　“韩松在当代科幻新浪潮中被认为是对鲁迅最有自觉的继承，他的作品往往有意识地回应鲁迅的一些主题。”这是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的观点。“《医院》三部曲（韩松作品）也犹如一部《狂人日记》式的作品，贯穿着韩松关于疾病和社会、现实与真相、医学与文学的思考。”
　　1918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2018年5月，韩松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亡灵》。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得以完成。这中间，100年已经过去。

流浪与殖民

　　2019年春节，刘慈欣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电影已经在院线上映，两个多月之后，票房超过了40亿人民币。《流浪地球》讲述的是地球濒临末日，地球人带着地球驶离太阳系，去往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系。这是科幻在此时代跃上大众观赏平台耀眼的一幕，不免让人想起清末科学小说所经历过的热闹情形。100年前的回声，其势也大。
　　荒江钓叟撰写的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于1904年至1905年间，在《绣像小说》连载。如同清末许多连载小说成了“烂尾工程”，此小说连载之中忽然就没了下文。小说之名虽然直指月球及更广大的宇宙，可是，小说“烂尾”之时，主要情节仍然停留在“地球之上”，或者说“地球上空”。因为是在《绣像小说》连载，小说插画众多，有意思的是，这些插画上满是热气球。“热气球”是清末人对于现代科技的符号化印象，仿佛宇宙飞船和太空站之于当下。

　　《月球殖民地小说》的主要内容，讲的是李安武与其日本朋友藤田玉太郎，乘坐玉太郎的空中舰艇四处漫游，为的是帮助龙孟华寻找其离散妻儿。历经艰险，终得龙孟华的儿子龙必大下落——他正在月球留学。龙必大乘着宇宙飞船回归地球，家人得以团聚。
　　坐在宇宙飞船中的藤田玉太郎，看着苍茫宇宙、静穆月球，内心的活动是： “单照着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殖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大劫了。月球尚且这样，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的文明种类强似我们千倍万倍，甚至加到无算的倍数，渐渐地又和我们交通，这便怎处？”北海道大学教授武田雅哉研究晚清科学小说多年，他觉得藤田玉太郎这位日本老乡，或许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对“太阳系规模的政治学”感到苦恼之人物。 　　王德威则认为，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展示的是，彼时中国虽大，已非容身之地。有志之士希冀乘气球一样的宇宙飞船奔向月球，月球彼时被认为是地球之外规避乱世的最近场所。

科学与文学

　　《月球殖民地小说》太容易让人想到鲁迅所翻译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鲁迅在《月界旅行》的译序中表述了翻译之意：
　　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而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鲁迅翻译《月界旅行》是在1903年，在他去日本留学一年之后。作为医学专业学生的鲁迅开始翻译小说，大概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此前一年，梁启超用“饮冰”之名在《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力推崇传递“维新”思想的“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鲁迅则说，科学小说可“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两人的句式都几乎一样。
　　鲁迅是那个时代较早接受自然科学教育之人，又深爱文学，结合科学与文学的科学小说自然便很快吸引了他。“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到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即儒勒·凡尔纳）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这是鲁迅后来的回忆。
　　在1903至1906年间，鲁迅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等多部科学小说。宋明炜特别提到了这些年来越发为学者重视的鲁迅所译科学小说——《造人术》。“这篇小说的翻译过程曲折离奇，原作是一位美国女作家的小说，鲁迅根据一个不完整的日译本翻译，其中日译本没有翻译的部分，包含了两个重要的鲁迅主题：吃人、救救孩子。没有证据表明，鲁迅看过原作的后半部分，虽然更完整的日文译本在《狂人日记》发表前七年即出版了。这可能只是一个不应该过度诠释的巧合。”
　　宋明炜更关心的一个可能的问题是：作为科学小说家的鲁迅，和作为写实文学家的鲁迅有何种关联？后者完全取代了前者吗？“学者们常说，民国之后，科学小说消隐，写实文学兴起。这是一种便利的文学史论述。但《狂人日记》不是一篇便利的文本。科学小说的消隐，也终于变成一个文学史上的难题。提倡赛先生的年代，科学小说却失去了读者的青睐。直到中国文学经历过许多次运动，20世纪末，中国科幻小说再次经历创世纪，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回到一百多年前，当时众多名家加入了科学小说的译介或创作。蔡元培翻译了《妖怪学讲义》。这本书名酷毙了的讲义更多的是为了追寻“科学”。张东荪曾说：“中国之有西洋哲学，由来已久，然从今天来看，至少可算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用蔡元培先生所翻译的井上圆了的妖怪学为代表。”
　　作为新锐翻译家和作家，蔡元培在1904年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新年梦》。在他的小说里，存有一处理想国，没有姓名的人民以编号互称。交通网络发达，语言统一，拼音文字得以普及。国家的藩篱被打破，人类做到了互助互爱，战争终结。人类的共同目标变成了征服自然。“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月球始终没有被忘记，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描述对象。

　　一民先生——《新年梦》里九十多岁的主角，在元旦做了一个梦，梦中钟声响起，一民先生梦呓般喃喃道：“恭喜！恭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
　　北大教授夏晓虹认为，与同时代的守旧派将西方物质文明视为“奇技淫巧”、对其充满了排斥和厌恶不太一样，晚清科学小说中所传达出的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是积极的、欣喜的。“对于科学的威力，创作者们在敬畏之余还心怀羡慕，这一点与西方科学小说如《弗兰肯斯坦》中对科学的恐惧和怀疑态度也有明显的区别。”
　　陈平原发现，对于“科学”的迷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当时之人的是非观。《点石斋画报》刊登过一幅漫画——《气球破敌》，气球上配备大炮，“则水陆之兵可以废。”20世纪初科学小说中的“飞车”，基本上是杀人武器。“作家极力渲染配有大炮或毒气弹的‘飞车’如何威力无穷，而极少反省其大规模杀人是否合法与合理。”小说家动辄利用“飞车”上的新式武器，毁灭整座城市。唯一对科学发明被用来大规模杀人表示反感的是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所游览的“文明境界”，也有飞车队、潜水艇等战争武器，但他对“氯气炮”这种残忍的杀人工具深恶痛绝，理由是：此等“残忍之事”，不配存在于“文明世界”。

过去与未来

　　在当时的许多小说中，“未来”、“新世界”是以实体存在的。王德威称之为——未来完成时叙述。“这种叙述方式让作者不去处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而直接假设未来已经发生了的事。”
　　此类小说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夏晓虹发现，《新中国未来记》的开篇结构与日本作家末广铁肠所著《雪中梅》颇为相似。《雪中梅》的开头，两位老者交口称赞国会150周年庆典时的强盛国力，然后倒叙当年的历史，“想起一百年前，人家都说我们是亚细亚洲里头最弱最贫的国。”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新小说》创办于日本横滨，与日本1889年和1896年两度创刊的杂志同名。日本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 　　《新中国未来记》的形式同样是模仿而来，整部小说就像一篇发表政见的超长演讲词。梁启超要求小说中的人物应该担起启蒙者的角色，讲一个好故事倒在其次。小说只是形式的外壳。这仍然是日本明治时代之风。政治家犬养毅曾对梁启超说：“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

　　梁启超原本计划写作三部曲来想象中国的可能性。除了《新中国未来记》之外，另外两本是《旧中国未来记》和《新桃源》（又名《海外新中国》）。《旧中国未来记》“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惨状”。《新桃源》描述的则是一群被流放的华人，如何于两百年前在一个岛上建立了“第一等文明国”，并帮助内地志士完成了维新伟业。
　　从“改良群治”可以看到梁启超主张的“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之意。这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产生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陈平原说他的许多治学理念与历史学者张灏相近。他们乐于从1898年开始谈起。“新小说的诞生必须从1898年讲起。”
　　“戊戌之前，梁启超虽也在《变法通议·论幼学》、《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谈及小说的作用，但只是以之作为幼学教育的工具，与后来的推为‘文学之最上乘’大有区别。”陈平原说，“实际上，在有可能施展雄才大略的年代，康、梁等维新志士都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不屑于吟诗作文。康有为以‘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为当今大弊;梁启超称‘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谭嗣同则表示要尽弃全部‘旧学之诗’，因‘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关键在于文学确实‘无用’——无补于国计民生，于益于救亡图存。尽管康、梁、谭等人均为诗文名家，却都为了政治而自觉抛弃文学词章。这在戊戌以前几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颇有代表性。”
　　在王德威看来，晚清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进化论，相信事物可以直线的方式推衍，朝着单一自明的结果前进。“严复及其同侪所提倡的进化论、康有为关于大同社会的文献，以及孙逸仙激进的革命思想，尽管意识形态的坐标有别，却都提供了一个线性的、前进式的时间观，与传统的循环时间观颇有不同。”在最新的时间观里，未来以某种进化的形态开始出现，人们对未来可能抵达的目的地充满兴趣。

文人与士人

　　这些纷繁的晚清科幻奇谭之中，王德威觉得《新法螺先生谭》的创作水准达到了当时同类作品的顶点。
　　《新法螺先生谭》来源于日本作者岩谷小波翻译的毕尔格小说《法螺先生》，讲的是西豪森男爵的冒险故事。日文版《法螺先生》传到中国之后，被一位年轻的女士看到。她请懂日文的丈夫读给她听。这位丈夫在为妻子阅读的同时，也迷上了其中的故事。他把此书推荐给在“小说林社”做主编的友人。友人阅罢，甚喜，邀请他做此书翻译，而自己则动笔书写中国版的“法螺先生”。译稿和书稿最后合为一册。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了《新法螺先生谭》。译者是包天笑，作者是徐念慈（笔名东海觉我）。

　　在此小说里，月球已经不是中国太空移民的终点站。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法螺先生，独自前往太空探险，他的目的地是更遥远的宇宙。王德威认为这个未竟的尝试是“晚清科幻奇谭最迷人的时刻之一”。
　　“小说中的法螺先生是个深具科学思辨精神、立志打破传统习俗的学者。”王德威认为，法螺先生不欲“局局于诸家之说”，成为“一学界之奴”。他经年苦思突破现有之知识僵局，日夜冥想至为复杂深奥的问题，终致“脑筋絮乱，忘其所以”。受神秘力量驱驰，他奔上36万尺之高山，偶适“诸星球所处之各吸力”的交点。在极速狂风之中，法螺先生的肉体与灵魂也被震荡分家，从此展开灵与肉的冒险。
　　法螺先生的灵魂在经历了地心之旅后，练就了“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他自身发出的光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劲。他的灵魂飞遍全世界，便是强大的光芒照耀全世界。途经欧美，民众热情，科学家震惊，他成为明星。可是，经过中国时，情状大为不同。中国的老百姓正在午休当中，没人要关心这个会发光的不明飞行物。那些醒来之人更关心的是怎么吸上几口手边的大烟，进入他们认为的飘渺太虚之境。法螺先生为此感慨，要唤醒民众，不仅要发光，还要发声。
　　“这不仅仅是一位半吊子科学家的探险狂想，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文人对家国危机的戏剧化呈现。我们可以说，法螺先生体现了晚清士人常显现的两种原型：浮士德式僭越既定人生经验、知识的渴望，以及普罗米修斯式为全人类的福利不惜自我牺牲的激情。”王德威说，“法螺先生光彩夺目的灵魂飞越欧洲与中国的旅程，显现灵魂与肉体、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倒退、此世与彼世等等意象。尽管这些意象于中、西文学传统中并无新意，但放在晚清的语境中，仍形成了不同的格局。对物理学与形而上学的混合参照，凸显了当时文人将科学与道德等同起来的愿望——正如严复与谭嗣同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这一愿望不久就会成为五四文学的动力。”
　　陈平原研究了提倡科学小说的《新小说》杂志之后，发现其中故意将“哲理”与“科学”并列，梁启超希望“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合而为一”。“这预示了中国科学小说的发展方向。没有纯粹的求知欲望，有的只是如何利用‘科學’，达到某种或高尚或不高尚的政治目的。”
　　1891年，李提摩太开始译介的美国政治小说《回头看纪略》（又译《百年一觉》）中，毕拉宓（Edward Bellamy）想象了2000年的美国。此书对晚清知识人士影响颇深。20世纪初的许多科学小说家，已经不满足于讲述“求知”或“探险”的故事，他们在“未来”和“科学”上，展示的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思考。

一天与永远

　　王德威的演讲总是文辞华丽，观点独特，叙事有物，立论有据，能精准地打动人心。陈平原说，王德威的演讲给学文学的人争了大大一口气。王德威则说，100年后，我们奉五四之名所向往的众声喧哗是否实现？抑或我们不得不退向晚清，重新想象鲁迅所召唤的“真的恶声”？
　　“《被压抑的现代性》出版已逾20年。许多未必完备的论点已有后之来者的补强，而曾经被视为末流的晚清现象，居然引领当代风潮。21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的勃兴甚至引起全球注意。而历史当然是不重演的。将过去与现在或任何时间点做出连接比较，划定意义，本身就是创造历史的行动。”王德威说。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是否能承载被压抑的现代性？在王德威看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改变人心。如果穿越时空，他或许可以与汉娜·阿伦特产生共鸣。阿伦特强调叙述——说故事——是构成社会群体意义的根本动力。
　　陈平原的博士论文是在1987年完成的。彼时，他就特别强调“晚清”和“五四”的关系。“两代人是同构的。”陈平原说，“比起强调‘五四’来，我重‘晚清’，比起重‘晚清’来，我会强调‘五四’。我始终认为他们完成了同一个进程。”
　　“虽然我写过关于‘五四’那一天的论文，”陈平原说，“但大的视野不应该集中在‘五四’那一个时段。这样你才能看得出整个大的演进进程，讨论的问题也会更为丰富。”
　　陈平原的治学似乎在冷热之间切换。当大家对晚清科学小说少有论述之时，他报以巨大的热情。此时，当大家似乎都愿意谈上几句“科幻”时，他却保持了自己的距离。他并没有看《流浪地球》。“就是因为太火了，我也不看了。”但这可是那位把“晚清科学小说中的飞行器”当成论文来写的陈平原。他在北大二院的办公室里说这段话时，这栋楼里的许多个厅室正在展开关于“五四”的各方面的探讨，屋外讲话声此起彼伏。
　　陈平原说他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科学小说是把科学和人情作为纵横、经纬搭建起来的这种小说。所以，科学小说，强调的是科学，不是幻想;今天的科学小说其实强调的是幻想。”
　　“晚清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对于文学形态的追求，而后又不那么热闹地存在了将近百年呢？”我问陈平原。
　　“哪个地方缺什么就要什么。对于晚清的人来说，可能你都没想到，他们最重视的，一个是政治小说，可以发议论;第二是侦探小说，这种刺激的小说类型让他们觉得很惊讶;还有就是科学小说，它可以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在那之前，以科学幻想为基点所作的小说，传统中国是没有的。”陈平原说，“到了后来，当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多了，他们发现这些类型小说并不是第一流的小说，他们就从文学价值的角度去关心别的小说了。”
　　对于“科学小说”的思考，到了新世纪，越发深入。此时“科学小说”已成“科幻小说”。许多作家，比如韩松，在科幻小说类型上的创作，表现得更多的是鲁迅的文学传统，而不是鲁迅当年所译介的“科学小说”的传统。
　　宋明炜在纪念“五四100周年”的文章《回到未来：五四与科幻》的结尾深情地写道：
　　1918年4月，在补树书屋写作《狂人日记》的鲁迅，他写的是一篇无可名状的小说，异象幻觉重重叠叠，透露出的真实情景惊心动魄。这篇小说引起的革命，成为五四的重要面向。此后，鲁迅等了整整一年，写作《孔乙己》，中国写实文学的都可以模仿的范本出现，但此時《狂人日记》文本中密密麻麻不可见的黑暗，已经充斥在刚刚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了。
　　在北大“五四100周年”论坛上，王德威的演讲最后落在了韩松在2018年5月完成的《医院》上：
　　我们想到《医院》三部曲的开端。亘古永夜的太空里，三名僧人驾驶“孔雀明王”号太空船航向火星，他们寻找佛陀，看见医院。经过多少劫毁，三部曲的结尾，火星医院出现一位女性，她来探究真相，陷入迷阵。她最后的希望系于救援濒死的儿子——救救孩子。但真相可能就是幻相。“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曾如此默想。辗转其间，文学作者一如既往，他们知道那是一场未完的，永远不完的，文学革命。
　　（主要参考资料：《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飞翔吧！大清帝国——近代中国的幻想科学》《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五四@1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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