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尤其是2015年初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中国智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然而，近年来，一些“鱼龙混杂”、“参差不齐”、“智少库多”的消极现象也在浮现，为此有必要对当下智库建设流行的几大误区做一些厘清，进而对智库发展做区分，并相应地就政府与智库关系提出必要的建议。
　　在笔者看来，目前亟需澄清的是对智库“认识不足”的误区：
　　第一类不足，智库是做研究的机构。这不能说全错，但却显得有一些“认识不足”。研究是智库的必要任务，没有研究，智库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智库不能只是做研究，还要会运营、会传播、会设计等。笔者曾在《论智库与学术的异同》一文中详细论述，智库机构与学术机构最大差异在于，智库是一个综合运营体。
　　目前，我国带有“研究”字样的机构超过20万家，如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室等，大家都在做研究。然而，能称得上是智库的，不会超过2000家，仅占不到1%。在美国，智库通常按功能类分为呼吁型智库、游说型智库、建言型智库、理论型智库等，每一种智库对研究的需求不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以笔者调研经验看，欧美一流智库拥有的研究人员比例均没有超过60%，有的甚至不足一半。非研究人员在做捐款、会务、传播、政府关系等运营工作，相比之下，中国智库全职人员90%以上都是研究岗。这往往导致中国智库学者的研究成果缺乏传播性、缺乏社会性、缺乏接地气的表述。
　　第二个不足，智库是服务领导的研究机构。这同样不能说错，但又是另一个层面的“认识不足”。智库需要服务于决策层，但仅服务于领导的研究机构，与各级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室有何差异呢？正是因为这种理解不足，使得目前许多智库都以拿批示、送内参为主要工作目标。这是智库功能“窄化”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智库除了服务于决策层外，还需要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际、服务于同行等。很多智库学者会抱怨，自己会没有上报渠道。事实上，在笔者看来，真正对社会有价值的文章，一定能够进决策者的“法眼”。亲身经验显示，决策者非常渴盼读那些在报纸、期刊、网络甚至自媒体上刊发的优秀文章。更重要的是，如G20、一带一路、南海、宏观经济等重大社会与对外关系议题，决策层非常希望智庫能在公众舆论层面以正视听，勇夺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第三个认识不足，智库是一份高大上的职业。这也是说对了一半，智库同样需要下里巴人的田野精神。一些智库学者误以为，自己与领导近，便骄傲自满，甚至搞得神神秘秘，高深莫测的样子。事实上，智库学者要有严格的职场精神与保密意识，不能老拿领导人说事，更应该戒骄戒躁。
　　以笔者看来，智库研究是一门“脚底板下走出来的学问”。无论是经济、金融、社会，或是外交、国际关系，不到地方调研，不在具体问题上走到具体的事物发生地去考察，不走出国门，只是盗听途说、闭门造车，肯定不能生产出优秀的智库产品。以笔者这些年调研与宣讲数十国的经验看，智库研究是一本“吃苦”的学问，不只是甘坐冷板凳的那种“苦”，而是不远万里、舟车劳顿、舌辩群雄的那种“难”与“苦”。
　　笔者在专著《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至少要四大功能：咨政、启民、伐谋、孕才。咨政，即为决策者做咨询参考报告等；启民，就是影响公众，成为社会和政府的桥梁；孕才，则是为决策者提供人才储备；“伐谋”，指的是设置全球议程、影响国际舆论、广交各国朋友、影响他国政策。笔者所负责运营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就是按这个思路去推进的，当然，学海无涯，智库要做的事情，还相当多，远远跟不上决策者与国家发展的需求。
　　笔者担心的是，由于对智库理解的不足，导致了这些年智库发展的分化，甚至是异化，出现了一些假智库、弱智库与好智库之别。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曾明确讲道，“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这是对广大智库工作者的警钟。
　　在笔者看来，所谓假智库，就是目前看到一些商业化机构借“智库”之名牟利的现象。笔者不只一次看到某猎头公司、咨询机构在自我宣传时，都标榜自己是“著名智库”。同样，目前一些智库由于经费压力，也开始了商业运营，甚至权力寻租的行为。这是对“智库”名称的盗用、污名，与两办文件中明确标明的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非营利”等三个较为严格和明确的属性明显不符。
　　笔者还见过一些“研究型艺人”和自称“大师”的现象。他们有的装出高冷和深不可测的样子，对外半遮半掩地宣称与某某高层很熟，为其高参云云；有的则以写畅销书、媒体曝光为主要目标，语不惊人死不休，常以国家危机、某国阴谋等关键词抓人眼球，也会自诩“智库”。这些假智库现象是需要抵制的。
　　所谓弱智库，指的是一些传统的学术机构担心自己被政策圈冷落，被迫进行的智库转型现象。类似这样的泛化趋势，凸显了传统学术学者对现实关怀与研究转型的努力。事实上，如丝绸之路的研究，涉及到各国历史研究、敦煌学、少数民族学、小语种研究，涉及到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与中国全球战略的未来，是非常需要更好的智库型指导、帮扶与资助，在原有长期积极的基础上，更好地直接为决策者服务，也更好地使未来的研究方向有的放矢。
　　除了假智库、弱智库，在中国还有大量“好智库”或“具有好智库潜质的智库”。笔者一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量为国效力、具有传统的士大夫情结、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思想的脊梁，无论哪个时候，都需要有更多的捧举与提携。
　　笔者曾写过“政府需要善待智库”的文章，本文用“捧举与提携”的说法，确有学者自我矮化之嫌。但从实际情况上看，政府执行部门相当一部分还处于不敢托付智库、甚至是瞧不起智库的阶段。许多政府执行部门、地方政府既不知道哪家智库最值信任，更不愿意将与决策相关的充分信息与智库分享，最终形成了“政府不信任智库，智库给不了好主意”的恶性循环。
　　因此，培育政府与智库的互动进程显得相当重要。智库学者首先应当自强，而作为思想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甲方，政府要在建立与智库的信任关系上起表率作用。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任务托付从轻到重、从小到大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将越来越多的智库视为政策制定、执行与反馈最忠实的同盟者，甚至是“并肩作战”的队友。
　　由此看，政府善待智库，或者说“捧举与提携”智库，不妨从三个方面做出激励机制的构建与调整。一是从教育部入手，引导各个大学改革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在现有体制上加入为政府决策服务的评价与考核机制，比如将中央领导人的政策采纳度与学术论文的某个等级持平。
　　二是从政府的信息公开与反馈看，是否可以在不泄密、保证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给予智库学者以必要的、及时的反馈。许多智库学者很看重自己思想成果的采纳程度，并视之为莫大的荣誉和成就。毕竟，并非所有反馈材料都有必要视之为“国家机密”。另外，政府相关人员应该扭转“使用智库学者公开文章是不恰当的”观念，既要善于从内部资料中寻找到可供政策制定借鉴的内容，也要从学者公开刊发的成果中寻求灵感与政策制定的来源。
　　最后，对智库学者的物质激励与高薪酬也是需要的。在美国，优秀的智库学者的待遇要远远高于学院派学者。智库人员是直接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知识精英，理应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应有回报。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彻底摒弃“用智库文章是一种恩赐”的错误认识，而是应给予献计献策者以足够的物质激励，这样才能激励更多优秀学者参与到智库行业中来。而社会也需要回报智库。在美国，为智库捐款是享有与慈善免税同等的待遇，这些经验值得中国智库界借鉴。
　　只有有了决策者的更多承认与尊重，社会、企业界就会更多地认识到智库及学者个人的重要性。久而久之，社会、企业界将会通过荣誉、邀请、捐赠等更多方式，回馈给真正做出贡献的智库学者，进而使更多的智库学者得到正向激励。
　　整个社会真正有了良性的智库文化，智库学者本人就会有了个人待遇与薪资的溢价权。从长期看，智库学者的收入也会快速提升。这正是智库文化机制所带来的积极结果。希望这种良性循环能够早日在中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