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刑事和解所具有的刑事政策价值，顾名思义，即为刑事和解对刑事政策、目标予以实现的意义与作用。本文分别从恢复正义、化解矛盾、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就其刑事政策价值作一探讨，望能为此领域研究有所借鉴。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政策;价值
刑事和解又被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其含义就是在发生犯罪活动后，调停人出面干预，使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直接面对面商谈，以此将刑事纠纷给解决掉;围绕商谈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达成具体的和解协议，然后由司法机关明确并证实，最后当作刑事处分被害人的基本依据。其最终目的就是将被害人对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破坏给修复掉，对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损害给予弥补，并恢复被害者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刑事政策来讲，实际就是国家与社会与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原则的总称;而对于刑事和解所对应的刑事政策价值而言，即为刑事和解对刑事政策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本文结合当前实况，就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作一深入探讨。
一、恢复正义
针对恢复正义而言，其实为刑事和解所对应的政策价值的基本体现;而对于犯罪来讲，其实就是世界丧失平衡关系的典型产物，只有从根本上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才能更好的恢复已经被打破的平衡，另外，只有这样方能有效的规避或预防犯罪。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杰里根曾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暴力，其主要目的即为摆脱非正义，或者是寻求正义。通过研究暴力犯罪的基本起因，从中得知，诸多加害者之前，在具体人格上，均遭受或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创伤，此种经历伤害到了其心灵，使他们心中对此耿耿于怀。大部分犯罪动机，主要目的就是将此种伤害或者疼痛记忆给摆脱掉。因此，在实际当中，如果无法将此种犯罪纠纷给妥善处理好，或者是注重被害者的切身利益，今日的被害者非常有可能演变成明日的犯罪者。
针对传统司法模式而言，刑事和解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反思与改进，特别是将刑事和解当作核心内容，且具有典型的恢复性特点的司法理念，重视对被害人的安抚，以及对其给予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的补偿，以此来更好的补救犯罪所带来的损伤;而从根本上来讲，其主要包含两大层面：其一，双方均承认犯罪已经造成实质性损害;其二，加害人以一种真诚态度进行悔过，并给予补偿。依据犯罪者所带来损害的基本性质，刑事和解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物质意义层面上的和解，包含提供服务、赔偿及损害恢复等，此类和解对于被害人所造成的实质性损害案件比较适用，比如财产毁损、人身伤害等;其二为精神层面的商界，比如赠送礼物、真诚的谢罪及赔礼道歉等。给被害人精神层面带来实质性损害，比如损毁名誉及侮辱等，此种和解比较适用。还需要指出的是，针对整个和解制度而言，损害、赔偿为其核心所在，因而他们均能将和谐精神给体现出来。
在预防与应对犯罪的道路上，追求正义的人类始终在坚持不断去探索、去反思，围绕怎样对犯罪进行遏制与预防，以此将各种理论推出来，并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尝试。基于某种层面上来讲，如果已发生犯罪，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将损失减少，弥补损失，使原先的一切均恢复原状。从此点来分析，在解决问题上，刑事和解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尽管并非最优选择，但其将各方利益均兼顾在内，而且更加全面的注重正义的恢复优势，需要明确的是，在许多犯罪人有着并不大的主管恶性的案件当中，刑事和解实为一种将犯罪纠纷予以解决的不错方略。
二、化解矛盾
针对传统的犯罪反应模式来分析，国家在追究犯罪的实现途径方面，主要采取的是以恶制恶、以怨报怨，针对犯罪人来讲，如果其难以获得白害人的谅解，或是犯罪人被国家所追诉，而出现对被害人怀恨在心的情况，那么受此影响，双方的裂痕会出现持续加深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情况，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①定罪处刑可能与当事人双方的切实愿望相违背，隐藏有矛盾隐患。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针对被害人来讲，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对犯罪人愿意原谅。此时，若审判犯罪人，反而会给白害人增加不安與忧虑。其二，对于犯罪人而言，其自身可能存在忏悔之心，因受到了刑罚，刚开始的时候，感到罪有应得，而之后变得心安理得，内心中不再决定自身对社会与被害人存在愧疚，这对于其悔过自新及深刻反省不利。②罪犯已经被绳之以法，而对于被害人的痛苦而言，且并没有因此而缓解。在对刑事犯罪进行追究时，被害人到底因犯罪行为的实施，而遭受怎样的痛苦与损失，没有人去询问;对加害人的处分意见，以及被害人及其厉害关系的基本要求，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针对祖国传统文化而言，其始终主张的是和为贵。从古到今，老百姓均较为厌讼，而在司法上，也形成了调节的历史传统，而当前所建立其的完善低的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社会多的和谐理念及价值诉求相契合。但需强调的是，借助商谈能够解决的案件，只能是被害人自愿的，需要防止或避免刑事和解制度演变成司法腐败的入口，此外，还需要对商谈组织者的选择标准加以明确，摒弃还需要强化对弱势一方的适当支持原则，因为组织者的素质与能力，对谈判结果产生直接关联，如果力量悬殊过大的商谈，那么无法实现将矛盾化解掉。
三、提高司法效率
（1）提高轻罪案件的处理效率。针对刑事和解的途径而言，其主要通过当事人双方协商来实现的，有着比较简单的操作，而且调停人、被害人与加害人均无需付出过多时间、经济及精力成本。为了能够今早将纠纷解决掉。一般情况下，需尽可能将司法程序固定的繁文缛节给避开，结案迅速，能最大限度的实现个案处理效率的提升。此外，还能使当事人双方在自身利益已受损的状况下，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双方最后通常均较为满意。在我国许多比较轻微的刑事犯罪案件当中，各个案件的起诉与侦查，相比于重大刑事案件，在耗费的精力与时间上，并非会少，另外，在侦审难度上，同样不会伴随安全性质而随之下降。一些轻罪案件，即使犯罪嫌疑人即为加害人，但因为关键证据比较缺乏，而不得不将起诉放弃。但若当事人双方对和谐均持同意态度，那么便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找寻证据，弄清案件事实，因为选择和解后，加害人承认了犯罪，并且还以一种主动姿态承担行为责任的前提下所开展。此外，在司法机制下，刑事和解的被害人能够从中得到一定的不畅，而加害人资源接收加害方所给予的好处，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讲，也对加害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惩罚，使其为自身行为付出代价。
（2）对犯罪人再社会化有利。需要指出的是，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与被害人、社会、刑事司法系统的敌对心理进行了缓和与调节，这对于加害人改邪归正、弃恶有利。此外，在和解时，加害人可以通过对受害人的诉说予以聆听，而从中感到自身行为对他人所带来的伤害，可以与受害人面对面的方式，来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以此使其心中产生一种良性负罪心理，这对于其顺利实现再社会化有利。
四、结语
综上，刑事和解的主要任务就是与犯罪作斗争，而主要目的就是对犯罪加以预防与控制。但需要指出的是：预防与控制犯罪实为一项十分复杂且庞大的工程，其能否实现，有赖于一整套好的刑事司法机制的良性、高效运作，而针对刑事和解制度而言，便是达成刑事政策目标的有效举措。刑事和解在各种犯罪案件中，特别是那些轻罪案件当中，能够使受损各方均能得到一定的利益，不仅能恢复正义，还能化解矛盾，此外，还能提高司法效率，因而具有预防犯罪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谈江萍，沈慧红.论对轻微刑案进行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法制与社会，2009（29）：329-330.
[2]郝韩伟.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背后的价值冲突和解决——以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为视角[J].中国外资，2013（14）：209-209.
[3]高铭暄，张天虹.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解析[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07（1）：11-16.
[4]黄烨.宽容人性：论刑事和解的人文情怀与制度构建—以刑事政策的人性化为视角[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35（4）：122-125.
[5]张冬冬.刑事和解在我国现阶段的存在价值及其局限性[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1-33.
作者简介：
叶果（1980～ ），男，汉族，浙江泰顺人，四级律师，研究方向：律师。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政策;价值
刑事和解又被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其含义就是在发生犯罪活动后，调停人出面干预，使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直接面对面商谈，以此将刑事纠纷给解决掉;围绕商谈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达成具体的和解协议，然后由司法机关明确并证实，最后当作刑事处分被害人的基本依据。其最终目的就是将被害人对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破坏给修复掉，对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损害给予弥补，并恢复被害者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刑事政策来讲，实际就是国家与社会与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原则的总称;而对于刑事和解所对应的刑事政策价值而言，即为刑事和解对刑事政策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本文结合当前实况，就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作一深入探讨。
一、恢复正义
针对恢复正义而言，其实为刑事和解所对应的政策价值的基本体现;而对于犯罪来讲，其实就是世界丧失平衡关系的典型产物，只有从根本上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才能更好的恢复已经被打破的平衡，另外，只有这样方能有效的规避或预防犯罪。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杰里根曾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暴力，其主要目的即为摆脱非正义，或者是寻求正义。通过研究暴力犯罪的基本起因，从中得知，诸多加害者之前，在具体人格上，均遭受或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创伤，此种经历伤害到了其心灵，使他们心中对此耿耿于怀。大部分犯罪动机，主要目的就是将此种伤害或者疼痛记忆给摆脱掉。因此，在实际当中，如果无法将此种犯罪纠纷给妥善处理好，或者是注重被害者的切身利益，今日的被害者非常有可能演变成明日的犯罪者。
针对传统司法模式而言，刑事和解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反思与改进，特别是将刑事和解当作核心内容，且具有典型的恢复性特点的司法理念，重视对被害人的安抚，以及对其给予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的补偿，以此来更好的补救犯罪所带来的损伤;而从根本上来讲，其主要包含两大层面：其一，双方均承认犯罪已经造成实质性损害;其二，加害人以一种真诚态度进行悔过，并给予补偿。依据犯罪者所带来损害的基本性质，刑事和解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物质意义层面上的和解，包含提供服务、赔偿及损害恢复等，此类和解对于被害人所造成的实质性损害案件比较适用，比如财产毁损、人身伤害等;其二为精神层面的商界，比如赠送礼物、真诚的谢罪及赔礼道歉等。给被害人精神层面带来实质性损害，比如损毁名誉及侮辱等，此种和解比较适用。还需要指出的是，针对整个和解制度而言，损害、赔偿为其核心所在，因而他们均能将和谐精神给体现出来。
在预防与应对犯罪的道路上，追求正义的人类始终在坚持不断去探索、去反思，围绕怎样对犯罪进行遏制与预防，以此将各种理论推出来，并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尝试。基于某种层面上来讲，如果已发生犯罪，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将损失减少，弥补损失，使原先的一切均恢复原状。从此点来分析，在解决问题上，刑事和解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尽管并非最优选择，但其将各方利益均兼顾在内，而且更加全面的注重正义的恢复优势，需要明确的是，在许多犯罪人有着并不大的主管恶性的案件当中，刑事和解实为一种将犯罪纠纷予以解决的不错方略。
二、化解矛盾
针对传统的犯罪反应模式来分析，国家在追究犯罪的实现途径方面，主要采取的是以恶制恶、以怨报怨，针对犯罪人来讲，如果其难以获得白害人的谅解，或是犯罪人被国家所追诉，而出现对被害人怀恨在心的情况，那么受此影响，双方的裂痕会出现持续加深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情况，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①定罪处刑可能与当事人双方的切实愿望相违背，隐藏有矛盾隐患。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针对被害人来讲，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对犯罪人愿意原谅。此时，若审判犯罪人，反而会给白害人增加不安與忧虑。其二，对于犯罪人而言，其自身可能存在忏悔之心，因受到了刑罚，刚开始的时候，感到罪有应得，而之后变得心安理得，内心中不再决定自身对社会与被害人存在愧疚，这对于其悔过自新及深刻反省不利。②罪犯已经被绳之以法，而对于被害人的痛苦而言，且并没有因此而缓解。在对刑事犯罪进行追究时，被害人到底因犯罪行为的实施，而遭受怎样的痛苦与损失，没有人去询问;对加害人的处分意见，以及被害人及其厉害关系的基本要求，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针对祖国传统文化而言，其始终主张的是和为贵。从古到今，老百姓均较为厌讼，而在司法上，也形成了调节的历史传统，而当前所建立其的完善低的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社会多的和谐理念及价值诉求相契合。但需强调的是，借助商谈能够解决的案件，只能是被害人自愿的，需要防止或避免刑事和解制度演变成司法腐败的入口，此外，还需要对商谈组织者的选择标准加以明确，摒弃还需要强化对弱势一方的适当支持原则，因为组织者的素质与能力，对谈判结果产生直接关联，如果力量悬殊过大的商谈，那么无法实现将矛盾化解掉。
三、提高司法效率
（1）提高轻罪案件的处理效率。针对刑事和解的途径而言，其主要通过当事人双方协商来实现的，有着比较简单的操作，而且调停人、被害人与加害人均无需付出过多时间、经济及精力成本。为了能够今早将纠纷解决掉。一般情况下，需尽可能将司法程序固定的繁文缛节给避开，结案迅速，能最大限度的实现个案处理效率的提升。此外，还能使当事人双方在自身利益已受损的状况下，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双方最后通常均较为满意。在我国许多比较轻微的刑事犯罪案件当中，各个案件的起诉与侦查，相比于重大刑事案件，在耗费的精力与时间上，并非会少，另外，在侦审难度上，同样不会伴随安全性质而随之下降。一些轻罪案件，即使犯罪嫌疑人即为加害人，但因为关键证据比较缺乏，而不得不将起诉放弃。但若当事人双方对和谐均持同意态度，那么便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找寻证据，弄清案件事实，因为选择和解后，加害人承认了犯罪，并且还以一种主动姿态承担行为责任的前提下所开展。此外，在司法机制下，刑事和解的被害人能够从中得到一定的不畅，而加害人资源接收加害方所给予的好处，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讲，也对加害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惩罚，使其为自身行为付出代价。
（2）对犯罪人再社会化有利。需要指出的是，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与被害人、社会、刑事司法系统的敌对心理进行了缓和与调节，这对于加害人改邪归正、弃恶有利。此外，在和解时，加害人可以通过对受害人的诉说予以聆听，而从中感到自身行为对他人所带来的伤害，可以与受害人面对面的方式，来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以此使其心中产生一种良性负罪心理，这对于其顺利实现再社会化有利。
四、结语
综上，刑事和解的主要任务就是与犯罪作斗争，而主要目的就是对犯罪加以预防与控制。但需要指出的是：预防与控制犯罪实为一项十分复杂且庞大的工程，其能否实现，有赖于一整套好的刑事司法机制的良性、高效运作，而针对刑事和解制度而言，便是达成刑事政策目标的有效举措。刑事和解在各种犯罪案件中，特别是那些轻罪案件当中，能够使受损各方均能得到一定的利益，不仅能恢复正义，还能化解矛盾，此外，还能提高司法效率，因而具有预防犯罪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谈江萍，沈慧红.论对轻微刑案进行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法制与社会，2009（29）：329-330.
[2]郝韩伟.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背后的价值冲突和解决——以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为视角[J].中国外资，2013（14）：209-209.
[3]高铭暄，张天虹.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解析[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07（1）：11-16.
[4]黄烨.宽容人性：论刑事和解的人文情怀与制度构建—以刑事政策的人性化为视角[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35（4）：122-125.
[5]张冬冬.刑事和解在我国现阶段的存在价值及其局限性[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1-33.
作者简介：
叶果（1980～ ），男，汉族，浙江泰顺人，四级律师，研究方向：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