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走进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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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墨主笔

  9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落下帷幕。中国对非洲的“大手笔”,一度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在战略层面提升非洲的重要性,但中国“走进非洲”很大程度上也是顺势而为。
  在北京峰会召开前一周的8月27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开始了就任以来首次非洲之行。8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飞赴非洲。
  初步统计,仅在6至8月,到访非洲的国家领导人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韩国总统文在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西总统特梅尔、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这样的访问频度,在其他地区不少见,但在非洲并不多见。
  “走进非洲”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冷战结束后,非洲长期都处于全球化的边缘地带,也是世界大国和区域大国的战略盲点。200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做了一期关于非洲的封面报道,标题是“无望之地”。2011年,这份杂志又做了一期封面报道,标题是“非洲崛起”。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2010年至2015年非洲国家主要聚集区撒哈拉以南新增外国大使馆做了一个统计。根据这份统计,那段时期这个地区新增了150多个大使馆。设立大使馆是政治、外交、经贸关系升级的前奏,这也是越来越多国家“走进非洲”的最佳注脚。
  非洲的吸引力当然是发展潜力,广为人知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非洲的“现实”让潜力的发挥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人造国家”—由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人为划定国境线。鉴于非洲种族、部族、宗教的复杂性以及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这种强行“切割”按理说会给国家间矛盾埋下隐患。
全球化的西方故事接近尾声之时,非洲正在讲述自己的全球化故事。这或许才是“走进非洲”的动力之源。

  但历史地看,非洲国家绝对算不上是最“好战”的。 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殺后,非洲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内乱悲剧。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非洲国家间独自处理矛盾的能力不容低估。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曾在1998年因边界问题兵戎相见。今年6月,两国以外交手段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2002年才成立的非盟,在应对达尔富尔危机、索马里问题上展现强大的协调和行动能力。
  开放为发展提供助力。在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逆流中,非洲更像是一股清流。今年3月,非洲44个国家签署“非洲大陆自贸区”。这是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数量最多的自贸区。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这个自贸协定的签署,将使成员国间贸易增长52.3%。如果这个自贸区覆盖全非洲,贸易额将增加一倍。
  2016年,非洲国家之间的出口额,在其总对外出口额中仅占18%,而亚洲和欧洲的这一比例分别是59%和69%。不难想象,正在向工业化转型的非洲,巨大内部潜力的释放只是时间问题。
  非洲国家中,30个国家间实现了互免签证或落地签。非盟在2016年启动了互免签证的“非洲护照”项目,计划在2020年覆盖全非洲。今年1月,非盟发起“非洲航空运输单一市场”倡议,意在实现非洲大陆城市间不经停地直飞。这个倡议比欧盟、中东等区域类似项目更超前。
  全球化的西方故事接近尾声之时,非洲正在讲述自己的全球化故事。这或许才是“走进非洲”的动力之源。
  当然,“非洲崛起”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如何确保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不冲突,如何维持快速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相对和谐。此外,非洲为人所称道的巨大优势—人口红利的释放期,正值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期。人口红利利用不好,就会成为“人口炸弹”。这些都是对非洲国家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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