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
　　作者：[俄]弗拉基米尔·格里高利耶维奇·邦达连科
　　译者：杨明天/李卓君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定价：88元
　　1964年4月，苏联北方小城诺连斯卡亚，集体农庄的领导带来一个年轻人，把他介绍给女社员泰西娅·佩斯捷列娃，告诉她说，这人是你的房客，是个写诗的，“很可能会给你写一本小书”。集体农庄里人人都要干活，这位24岁的诗人也一起参加劳动的，社员们很快发现他不是那块料，笨手笨脚，动不动就累到气喘，只能被派去干一些轻活。不劳动的纯文人，在那时常被安上一顶“寄生虫”的帽子，发配到远方的乡村“改造”，不过有文化的人还是不一样，他给人留下了知书达理、和蔼可亲的印象。
　　二十三年后，众多记者来到诺连斯卡亚，探访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当年的流放地。记者们争相采访泰西娅，然而当地人说，布罗茨基在一年半的流放生涯里，只有开始的几天住在泰西娅家，后边都住在另一对社员夫妇家中，但那二人都去世了，房子也几乎坍塌了。于是，不仅媒体粗糙地炮制了不实的新闻，就连当地的州政府，在布罗茨基成为诺奖得主后，把纪念碑安放到了泰西娅的房子那边。
　　这段故事，邦达连科在《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一书中，并不是作为“花絮”、趣谈来书写的。他是布罗茨基的故交，是他诗歌的真正读者和欣赏者，在纠正布罗茨基被各种报章传媒所扭曲的形象这一点上，他感到责任重大。他带着诗人在诺连斯卡亚期间写的诗，以及相关的书信等，去实地走了一趟，亲眼看了布罗茨基流放期间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那段日子绝没有磨砺出很多人所想象中的那种对政权的恨意。相反，布罗茨基对于真正的俄罗斯生活有了直接的体验，他在那时写的《黎明的拖拉机》等诗作，歌颂劳动、大自然和人民，是出于真心，并非应景的敷衍，更非讨好权贵。
　　邦达连科十分厌恶那些把布罗茨基套入“反体制”这一类别的粗暴的论者，那些人多多少少把布罗茨基1972年后前往西方视为“投诚”。可是诗人到死都在与别人贴给他的标签作斗争。邦达连科赞同索尔仁尼琴的话，布罗茨基如果在北境不止待一年半，而是多待几年，他的诗，他的命运，又会完全不一样。与此相应，邦达连科用了“诺连斯卡亚顿悟”一语来概括这一年半的意义：顿悟是短促的，却决定性地铸就了诗人灵魂的基础，一种“在伟大的俄罗斯的宏大的感受”伴随了他之后的十五年。
　　对于他到美国之后的诗作，邦达连科直言是“伤感抑郁，厌恶人生”的。美国固然是将他的作品传到世界的第一站（1967年，一个美国出版商在没有得到他同意的情况下自编和出版了他的一本诗集），可他对那里毫无向往，在到美之后也缺乏归属感。
　　在邦达连科看来，俄国北方的“清淡质朴”，才配得上被称为诗人的精神归属地。诺连斯卡亚直到1973年才通上电，到《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一书出版的2015年还没有自来水管和下水道。在那里，“只剩下美妙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俄罗斯人民诗人布罗茨基令人心醉的歌曲”。
　　并不是说，非得是这样的清贫窘迫，才能匹配诗歌艺术的崇高，可是诗人心仪的归宿，一定会确保他所需要的平静与孤独。生活在诺连斯卡亚的人，有的喜爱诗人，有的怀念他，有的说起他就会出言嘲讽——这些声音都是真实的，正是这些让布罗茨基发现，“比知识分子的所有苦难更重要的，是无声没落的俄罗斯农民，他们没有来自西方和人权捍卫者的任何支持”。
　　对于诗人及其作品赤胆忠心的爱，也并未阻碍邦达连科下一些否定性的断言。他曾说，“布罗茨基写过许多无用的诗歌”。布罗茨基执拗地拒绝身上的犹太性，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东方政治制度的厌恶。他捍卫偏见，认为那是人类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感到不满时，用来表达这种不满的方式。
　　布罗茨基的众多诗句，从他的基督教主题诗歌，到流放地诗歌，到在美国后写下的那些诗歌。布罗茨基确实是一位很“综合”的诗人。他从一开始设定了只写“大格局”作品这一标准，并一直实践。但“诺连斯卡亚的顿悟”的确是成就他的关键，那种被誉为“诗才”的东西像种子一样落入了被翻松的泥土：
　　“拖拉机手A·布罗夫，和我，/集体农庄工人布罗茨基，/我们在播种越冬作物，六公顷。/我看着长满树木的原野/和被飞机拉出白线的天空，/我的一只靴子踏着闸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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